公方彬：中国人的精神痛苦与精神出路在何处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博导

至少当下中国人的幸福感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匹配，即幸福感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精神世界不丰富，不充实。即物质的不满足与精神的匮乏并存，注定增强痛苦感。

要找到精神出路或精神归宿，无非几个选择：宗教信仰、世俗神化、文化导引。不管作何选择，都必须建立于规律之上。

首先是对人性要有深刻认识。完美的人是没有的，因此，要满足人对完美的渴望，同时避免因人类的弱小而来的恐惧，于是走上了造神的道路。通过塑造一个超验的偶像，让灵魂找到寄托，让精神找到归宿。这就是科学再发展，仍然有宗教信仰存在的理由和空间。

因为开启中华民族文化的先哲们，他们选择了有异于别人的道路，即在人世间寻找完美，以完美的人替代完美的神。然而，人本不完美，要把不完美变成完美，只能移花接木，或“层累式”神化。这就是孔子、关羽等人步步走上神坛的原因。

将原本的人神化，注定持续不断地受到各种挑战，这也是神化人保持神圣性十分艰难，必须依靠封建统治，以及习惯于下跪和仰视的人群。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王朝习惯于造神？为的是精神统治。哲学家黑格尔有一个思想观点与此异曲同工，或者内含相同的道理。“一个过于强调感恩的文化是不可能孕育出民主的，因为无法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平等的关系。”

即便造神运动在中国进行了几千年，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的神，然而，当民众得到现代文化的启蒙，神化的人必然倒掉。倒掉合乎逻辑，问题在于依靠神化的人支撑的精神世界怎么办？如何才能找到替代品？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看看中华民族的精神史，我们一直在寻求出路，比如倒掉一个重塑一个，周而复始。问题是时代越来越不支撑造神。这不是说人性不能美化，如果截取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可以接近完美，但不能把整个人生都计算在内，因为在其尚未觉悟起来前，是存在正常人都存在的缺陷，甚至是人性中的丑陋。

上述特点的存在，决定了任何一个民族或社会，任何一个组织和政府，在建设自己的精神大厦时都必须权衡，必须作出选择和区分。你是试图将人神化来作为偶像，还是把神立起来（宗教），这是一个重大抉择。

从中国当下的精神体系建设来看，已经有自己的成熟的方式，这就是有异于西方乃至世界的精神建构模式，这就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信仰信念的精神系统，排除宗教而求人中之贤达，或者说以人中楷模来引领社会的精神和价值追求。

强调有异于世界，在于世界上原本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也是这个模式，但因为社会主义政党失去政权，也就是失去主导精神建构后，模式转变。比如，苏联红军衣钵继承者俄军，其在苏共离开军队后迅速恢复宗教信仰，目前俄军官兵普遍信仰东正教。

选择人中贤达，连带的就是政党、政府和带有政治和精神色彩的集团，包括军队和警察。为什么西方国家可以丑化政党政府，为什么其影视剧可以把军队特别是警察塑造为反面形象？因为他们不代表高尚，而只是一种职业，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是宗教，丑化某个职业，只是产生戏剧效果，而不会冲击精神大厦。如果我们丑化党和政府，丑化军队和警察，久而久之便瓦解了我们的精神大厦。

作为非宗教传统的民族，尤其已经建构起独立的政治系统的国家，推行宗教信仰既不现实，又容易带来大的精神和社会冲突，继续靠树立楷模支撑精神世界，难度越来越大。

新的路径在哪里？或许就是通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由此汇集和凝结其间的符合时代和民族要求的精神元素，以“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这个命题已经提出，但作为一个精神系统的建构，一定是伟大工程，需要集全党智慧，乃至全民族的智慧。好在有前例可循，这就是“轴心时代”希腊先哲构建了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印度先哲构建了人与超验世界（神）的关系，中国先哲构建了人与人的关系。这些构建本质上都是文化构建。

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也应当作出就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