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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是市场经济的动力，为何“利他”也是？当代儒家商道是如何促进企业经济效率的？11月4日下午，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儒商会会长黎红雷做客第113-3期文汇讲堂暨“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第三讲《传统文化与经济效率》。方太集团董事长、总裁茅忠群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史学系主任程霖分别担任对话及点评嘉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传承系列五讲（简称“接着讲”五讲）由文汇报社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文汇讲堂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承办。
昨天已刊发嘉宾点评和现场互动精要，今分享嘉宾对话精华版及企业家合影集萃，明日将刊发黎红雷主讲。 方太集团董事长、总裁茅忠群（右）对话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黎红雷（左） 茅忠群：刚才黎教授就传统文化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以中外学术界理论发展兼及一些著名企业家的践行作为抓手，从传统文化中的效率之争，讲到市场经济的动力之辨，理论的阐述上既旁征博引又深入浅出，有很强的说服力；最后他又肯定了儒家商道智慧能融合长短两种效率、利己利他两种动力，并以对应的例子介绍了儒家商道促进经济效率的三个关键点——关爱经济效率的创造主体、厚植经济效率的思想根基、建立经济效率的保障机制。思路非常开阔，我听后受益匪浅也基本认同这些观点。 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的追求依据企业不同阶段而定 今天机会难得，请教一下黎教授。刚才您讲法家注重短期效率，儒家注重长期效率，对于企业家或者企业经营者来说，既需要长期效率，同时也需要短期效率。从您30多年的研究来看，这两者是否存在矛盾？是否可能很好地结合？如何结合？ 黎红雷：这两种效率是客观存在的，企业当然要追求短期效率，也要追求长期效率，甚至再拉长一点，中间还有一个中期效率。在我看来，短期效率是长期效率的基础，长期效率是由N个短期效率组成，两者怎么可以分开呢？没有一天哪来一年呢？当然，在不同阶段，企业家关注重点不一样，比如说在创业之初，为了生存，很多企业家也许包括你父亲都摆过地摊吧，所以企业早期专注短期效率很正常，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关注长期效率就是一种必然选择。你是否赞同？ 茅忠群：完全赞同。 黎红雷：实际上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称之企业家当然是一个泛称，他们的创业史基本上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体工商户， 1992年小平南巡后，“干部下海、农民洗脚上田、国有工人下岗”都奔向市场，都是个体户，那时为了个人生存、家庭温饱，不考虑短期效率怎么能行？第二阶段是私营企业主，拥有了几百或上千雇员，就要为企业的生存与员工的温饱担责任，那时可能就要考虑短、中、长期效率了；第三阶段，像你的企业有一万多员工时，就要考虑：我为什么做企业？要做什么样的企业？过去只说“要做成功的企业”，现在您提出“要做伟大的企业”，这必然要考虑长期的效率，而长期效率目标定后也要通过若干个中期、短期来分解和逐步完成，是吧？ 儒家治理中包含了德治和法治，教化为先能减少小错误 茅忠群：是的。我从2004年开始学习传统文化，2008年导入到企业中，多年实践让我感觉，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不是简单的叠加，刚才讲法家重短期，儒家重长期，法家加儒家不就结合了吗？我们在方太贯彻的是“以儒御法”。后人在总结古代朝政管理经验时有“阳儒阴法”之说，我并不特别认同，或者说这确实是个经验，但可能是不太成功乃至失败的经验。为什么呢？微至企业的治理，巨及国家的治理，核心思想应该一以贯之，要么是儒家核心思想，要么是法家核心思想，反之，在企业里会形成了两张皮，无法有长久效果。我一直倡导法要符合仁义，即良法或者善法，秦朝拥有虎狼之师为何二世而亡？从我的理解，最大的问题它的法不是善法，很多是恶法，或者说越到后来越显示出恶，导致老百姓民不聊生，揭竿而起。所以我的以儒御法，其实也就是儒家，完整的儒家管理其实不仅仅是德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它包含了“德、礼、政、刑”也包括法治。 《方太儒道》探讨了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跟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是方太企业管理思想精髓 黎红雷：很多人说儒家不讲法，其实并非如此。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一个管理者只靠善心不能治理政治，尽管孟子很强调“以不忍人之心推出不忍人之政”。法律是人制定的拿来管人的，如果人的良心坏了，什么法都没用，13亿人能有13亿警察去管吗？还有13亿个监察人员去管13亿个警察吗？不可能的，所以儒家看透了这点，就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如何结合？我很同意忠群兄说的不要搞两张皮，那具体你是怎么结合的呢？ 茅忠群：方太有个制度叫处罚制度，把员工的错误行为按照严重程度分成了ABC三类，A是最严重的，C是最轻的，比如说迟到早退，B就是居中，怎么处罚？在导入传统文化之前，即使最轻的也要罚款，迟到一次要罚20，做法很简单也比较有效。 学习儒家文化在公司推广开后，我首先取消了C类错误的罚款。四年监测数据上看，违反C类错误的，每年下降一半，这是体现儒家的长期效率。但犯了最严重的A类错误，还是毫不手软，立即开除，体现了强硬性。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立法制度，一方面通过教育让员工不想犯错误，一方面通过严厉的处罚让员工不敢犯错误，这样就把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有效结合了。 黎红雷：做得很好！ 斯密过高看好经济人的理性，“利己必利他”假设有漏洞 茅忠群：您刚才谈到，按照亚当·斯密的设想，人们为了实现利己的目的而必须考虑他人的利益，从而在客观上达到利他的结果，最终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我觉得斯密的设想初衷很好，但是实践证明，利己之心没有得到必要的限制就无法到达利他之效，正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人类必将因为过度的贪婪与自私而迷失方向，科学技术将毁掉一切，加上道德衰败和宗教信仰的衰落，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您也提到稻盛和夫提出“利他之心”的经营哲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想请教，是否可以说利他之心是解决市场经济问题的良药？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哲学中也有利他思想，但为何市场出现了危机？ 提出“利他之心”的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 黎红雷：亚当·斯密是我很崇敬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作为后来者，不能不指出其理论的不足。斯密把人看成一个完全的理性人，认为一个人为了实现利己的目的一定要利他，这是理性经济人的必然选择。这个理论的缺陷，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塞勒先生已经指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必然受到各种非理性的影响，很多从传统经济学看来好像很错误的行为经常被忽略。有些行为往往看起来好像很美，最终却导致恶。 所以我认为亚当·斯密理论的失误主要是把人的理性设定得太好了，忽视了人有很多的非理性，利己必须利他，但不利他的情况太多了，我刚才讲的买卖油画就是例子，所以塞勒堵上了亚当·斯密的漏洞。 茅忠群：确实是这样。斯密“市场经济中的人都是理性人”假设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它忽视了人类对利己的认识存在不同的理性，中国文化叫智慧见解不同。以此看，人对利己的认识分多个层次，最差的层次：利人了就不利己的零和博弈思维，我给你多了我就少了；略好一些的是认为利人和利己没有关系；再上的认识是：利人才能利己，这是亚当斯密的假设，这已经是中国文化里君子的认识水平，但中国文化中还有更高的圣贤认识——利人就是我生命的一切，因为已经无我了。这四种不同的认识就会产生四种不同的利己的方式，第一种会选择损人利己；第二种只做利己事，但不会专门去损人；第三种是君子，君子爱才（利己），取之有道（利人）；圣贤就不一样，念念利人而不考虑自己。 四只手或三只手？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文化调整 所以利己的目的其实确实不一定都能导致利他的行为，所以仅靠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其实不能够健康运作，必须要加上严格的法律法规去限制损人的行为，同时还要加强道德教化，让经营者都能明白只有利人才能真正利己，然后再加上政府的宏观调控加以合理的干预、调节，我认为只有四只手协同发挥作用，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地健康。 黎红雷：哪四只手？ 茅忠群：第一只手是市场经济，就是通常讲的无形的手；第二只手是法律法规，限制人的恶、损人的行为；第三只手是道德教化，鼓励倡导利他，就是稻盛的哲学；第四只手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让经济始终运行在稳定的健康轨道上。 加强道德教化，让经营者明白只有利人才能真正利己 黎红雷：我觉得这里政府和法律法规可以合在一起，法律法规不过是政府调控的工具，我想提三只手会更精准些。对宏观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三只手在发挥作用，第一是市场的调节，第二是政府的调控，第三是社会文化的调整。调节、调控、调整。要强调的是，社会文化包括道德信仰等方面的调整，在西方是由教会完成的，我们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却无法引进其整体的文化，文化的调整作用要由我们的社会和企业来承担。 从微观来看，我觉得企业有三个驱动力，第一是利益驱动，因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没有利益动不起来的；第二是机制驱动，建立各种有效制度；最后是心性驱动，企业心性的体现就是愿景、使命、价值观，我想这三大驱动就可以解决企业发展动力的问题，也想听听你的高见。 茅忠群：很好，我一般会分成两类，一个是外力，一个是内力。 黎红雷：可以，角度不同。但我们在关注道德文化信仰价值观上是一致的。这也是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引起注意的，不是简单地把西方的企业制度搬过来就能成功，人家的企业制度背后有道，大多数是信教的。我们中国人呢？不信他们的教，那我们的道是什么？你的企业已经做了不少很有效的实践，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九年实践证明，“义以生利”是更高境界也是可行操作 茅忠群：谢谢肯定和鼓励。企业的教化作用就很重要，这也是我不遗余力连续近十年推动儒学熏化全覆盖的动力。如何用儒家商道促进经济效率？我用另外一词来概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中的“义利合一”。义，对应传统文化，利，就是经济效率，义利合一当然内涵也非常丰富，简要讲分两种，一种是君子爱才取之有道，把利和义很好地结合起来。另一种更高一层，传统文化也有讲“义以生利”，你不用盯着利，尽管去做合乎道义之事，利就在其中。《大学》结尾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就是把义当成利，并不是说我只有义没有利，利就在义中。 如何用儒家商道促进经济效率？中国文化中的“义利合一”可以概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方太在2008年之前的管理是非常西化的，我引进的高管和高层很多都来自世界500强，对西方管理之道我非常了解；我本人从2004年开始学传统文化，它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所以在2008年开始导入到企业管理里，如何把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管理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这个摸索过程中，我总结了五个总纲，第一中西合璧，过去为了学习西方我们全盘西化，今天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一定是中西合璧，但不能两张皮。 黎红雷：对，闭关锁国是愚蠢的行为。茅总中西合璧的概念非常好，我们当代中国企业家拥有两份文化遗产，一个是本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要好好用，另一个是近几百年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文化也要用，这是地球人的共同遗产，我们干嘛不要呢？ 茅忠群：第二个是仁义经营，就是对顾客、员工要仁至义尽，要修己以安人，假如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真正能够让我们的顾客12分地安心的话，你说经营结果还会差吗？还用每天还用去算利润吗？我觉得不用去算。第三是品德领导，西方大量的书在讲领导力，中国的领导力从哪儿来，是从领导者的品德来，比如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再比如“其身正不令而行”，我才发现，这句话里不就含有效率吗？ 黎红雷：是的，管理者不用动手不用动口，做好自己就行了，你说效率高不高？ 茅忠群：今天我第一次感受到品德领导里面有效率。 第四个是德法管理，刚才已经谈到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表面上第一句讲儒家，第二句讲法家，我后来理解它是完整的儒家管理体系，因为你的教化不太可能对100%的人有效，如果对10%的人无效的话，我要用后面的政和刑，所以这是德法管理。 第五个是领导修炼，从前四条发现所有的中国土壤上的领导人，他的要求都比西方要高，就是中国的领导人一定要修炼，这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比比皆是，比如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比如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我们修行的方法。 方太在企业内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企业“孔子堂”，号召所有的员工每天早晨聚在一起朗读国学经典 伟大的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如何在经济安人同时导人向善 刚才黎教授肯定我要做“伟大的企业”， 2014年，我就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才称得上是伟大的企业？西方认为企业只是一个经济组织，我们东方文化认为企业还是一个社会组织，作为经济组织当然要满足并创造顾客的需要，但是作为社会组织还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且导人向善，所以，我进一步得出伟大企业的四个特征叫“顾客得安心，员工得幸福，社会得正气，经营可持续”，我把“伟大企业”作为公司未来十年要实现的新的愿景，争取在已有实践基础上，再加提炼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太文化。 过去九年的实践产生的经营结果怎样呢？为了来这次对话，我还是第一次去查2007-2016年销售和利润的数据。我把它切分成前五年和后五年，前五年是2007-2011年，尽管是2008年导入传统文化，但前三四年的效果还没有发挥出来，在摸索可能甚至是走弯路阶段；很显然2012-2016年效果出来了。前五年年均销售增长率是20.3%，后五年的年均销售增长率28.8%，增长了8.5个点；前五年的利润率是8.44%，后五年的利润率是14.33%，增加了将近6个点。 所以，我也是深深地感受到古圣先贤说的“义利合一、义以生利”完全没有骗我们，完全是正确的！ 黎红雷：很好，掌声鼓励！阳明先生说他的“良知”说是从百战中悟出来的，这很可贵，忠群兄的体会也是从实践中悟出来的。中国企业家就是这样把儒家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的管理科学技术相结合，默默地创造奇迹，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故事，这就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成功所在！ （李念整编） 精彩瞬间 黎红雷以苏州固锝、东莞泰威等企业为例，探讨了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经济效率的对接 程霖在点评中指出，经济发展要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不能仅靠制度和技术的变革，还要依靠文化的提升 来自华商书院上海校友会、中欧校友国学班、上海交大海外国学班、竹创文化等的企业家与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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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奖奖品含《方太青竹简国学计划系列丛书》《儒家商道智慧》《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等书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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