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晓丽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修订版 刘晓丽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 序言 陈思和 我主持《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的过程中，有几个文学史理论问题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自拔。其中最棘手的一项，就是关于现代文学的上限，最后我把它定位在1894年甲午海战的失败。其理由是，那一年以后，在内部，士大夫阶层里的民族危亡意识被普及开去，直接形成了改革传统政治体制的现代化的政治呼求；在外部，第二年割让台湾宝岛，形成了大面积的。就文学而言，此后的中国文学，不但有半半封建性质的各类文学现象；同时还有一块被我们长期遗忘在文学史意识外的文学。与半殖民的性质显然是不同的，这其中的差异，过去我们没有仔细考量过。我们只强调了现代文学所含有的半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且形成了一套以反帝反封建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理论；但是按照这套理论来覆盖文学史，无意之中，不仅排除了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文学，也排斥了伪满地区的文学以及抗战时期相关的沦陷区文学。这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材料拼凑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学术视野是否宽广的问题，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现代文学史研究要在理论建设上有较大的突破，才能使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从以往的战争文化心态下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中摆脱出来，完成一个多元格局的文学史全貌。 在这个意义上读刘晓丽的《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为满洲国文学研究》，让我深感兴奋。并不是说，刘晓丽已经在理论上充分阐述了文学的理论特征，而可贵的是，她以一个女性研究者的细腻眼光，不是从去意识形态化的视角出发，而是从丰富敏感的艺术感受出发，细致地判断了伪满文学的各种不同样式，从中来肯定伪满文学的多元价值所在。这种探索本来也是学术领域的一种努力，而且在文学性的批评与研究中，触及到文学的某种特征。关于东北沦陷区文学，与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的沦陷区有所不同，它是在伪满洲国的政治体制与文艺政策的管辖下进行的文学，而所谓“满洲国”，既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一个产物，有被占领地区的本质特点；又具有前清满族政权的某些政治文化体制的某些特征，也有历史延续性的一面。它区别于日据时期台湾的文学，也区别于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东北沦陷区文学，就不能简单地照搬过去刘心皇式的“汉贼不两立”的传统观念来指导，而是要心平气和地对待历史，也就是要比较充分地了解作为的伪满洲国社会的基本情况，了解在的人与文学的关系，才能比较贴近文学本身的真相。 文学研究的角度，不外是两个视野，一个是文化传承，一个是文化传播。关于伪满洲国文学的文化传承，本书完全没有谈到，否则就不会遗漏像郑孝胥这样的大文人。在文化传承上，郑孝胥在政治上反映了前清遗老与民国政治的对立，文化上反映了旧体文学与新文学的对立，但如果从文化传播角度看，郑孝胥没有什么意义。本书从文化媒体——期刊着手碰触文学，考察的是市场流通领域里的文学传播，新旧文学兼而有之，既介绍了《艺文志》和《文选》等新文学作家和创作，也顾及了《麒麟》这样的通俗性杂志，在社会的变化与流动中展示了伪满时期的主流文学状态。所谓“主流文学”的状态，主要是指在伪满洲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体制下的公开出版物的文学，它不包括活跃在地下的潜在写作，也不包括流亡在内陆的东北籍作家的流亡文学。正因为是这样的特定对象，其难度也随之而来。刘晓丽在第一章讨论伪满准官方刊物《新满洲》时就提到了这种困难。她说：“阅读伪满洲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仿佛有一种惯性的思考方式，促使我们把读到的作品分为附逆的和反抗的两大类。笔者在研究的开始阶段，总是提醒着自己要抛弃那种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式，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既不是附逆也不是反抗的大多数作品上。但即便如此，那种惯性的思维依然会时时侵扰进来。在反思这种思维的顽固性同时，笔者也注意到其如此顽强存在的有效性。对于那个特殊阶段的文学产品，我们仅仅做出‘既是……也是……’或‘既不是……也不是……’的判断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不能回避历史事实，就如生活在伪满洲国的大部分作家不能脱离现实而生存一样，他们要作判断，我们研究者也要依据他们的产品做出判断。”要作出准确判断就要有明确的依据，刘晓丽要依据的是什么呢？当然，仅仅要在伪满的期刊刊载的作品主体倾向上清理其是“顺从妥协”，还是有“抗争的痕迹”，这是一种依据的标准，但对刘晓丽来说，这样的标准似乎还是不够，所以她提出了三个问题来表达面临的困难： 把这些作品当作文学来读，还是当作社会学资料来看？如何对待一些值得关注的作品生产者的身份？附逆作品中会不会有优秀作品？我觉得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以什么标准来看伪满文学，如果置换一个命题，那就是要问：文学究竟有什么属于它自身的标记性特点，如果再置换一个命题，那也就是：关于文学的理论标准在哪里？ 当然不能简单地用“附逆”还是“反抗”来作为文学的标准，也不能简单地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艺术标准本身还是有争议的。刘晓丽也未必对文学的特殊性有探索的自觉，但是她依凭着良好的艺术感觉寻找文学判断的标准时，已经有意无意地碰撞了一些问题的实质。 首先是，刘晓丽能够以知人论世的态度来来深入理解伪满作家，甚至是有过一定政治身份的作家，她在论述中充分展示其性格的复杂性。对于爵青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一个复杂的作家，由于他比较接近伪满政权，担任了其中的伪职，一直被视为“落水作家”的代表之一。刘晓丽没有回避这一点，她罗列了19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出版状况，证明爵青始终是一个忌讳的人物，直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出版了《爵青代表作》，在要不要在前言后记里提及爵青的政治身份一事还达不成一致的意见，最后成了一本没有前言后记的书。即使这样，这本书在东北家乡依然遭到了一些老作家的反对。刘晓丽在她的书中花了整整一节的篇幅讨论爵青，在爵青的“身份之谜”里，一方面她引用了丰富的采访记录，展示在当时人心目中爵青的为人和性格，以及他在复杂的环境下的复杂面貌。另一方面她也查阅了当时的“伪满洲国特高警察秘密报告”，里面记载了警方对爵青言论的搜集和分析，表现了官方对爵青的不信任。在爵青的“作品之谜”里，她详细分析了爵青作为先锋作家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和艺术表现，分明与一般的“文学报国论”的言论不可同日而语，接着又分析了爵青在许多政论文章里表现出来的迎合伪满与日本侵略者的可耻言论，指出爵青像一个魔术师，“由庄严的创作者，转瞬或同时变幻成无耻的谄媚者，”那么，在言论背后的爵青到底又是怎么样的面目呢？刘晓丽是这样来解释爵青的：“对于经历很多、看到很多、怀疑一切的爵青，那些浅薄的教义和琐碎的说法已经毫无用处，他虚无地把那些教义和说法并置成适应各种场合的词条。活下去的理由是把自己的精神沉浸在创作之中，在那里他找到了生命自救的可能，精神自救的喜悦。他在作品中探索生命问题，探索表述的形式问题。有了精神活下去的理由。他又‘练就’了在生存层面活得好的‘本领’，为迎合‘时局’准备好了一套‘颂词’，随时随地拿出来吟诵，上面那些千篇一律的‘赞颂词’，可以看作爵青众多生存策略中的一种，他自己并不看重。”读到这里为止，我们似乎感觉到刘晓丽还是以一种同情的理解来对待爵青的。但是，紧接着她又追问下去：“有没有不说的可能？有没有说其他的可能？”她列举同样参加了大东亚文学者会议上的发言，有的人发言主题为“青少年教育”，有的为“女性问题”，而爵青却是日本精神“必将君临整个亚洲”，以此说明：即使在“必须说”的状况下还是有“说其他”的可能。何况，爵青还是有大量在可以“不说”的状况下大放厥词。通过对爵青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透彻分析，揭示出了沦陷区被扭曲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推而广之，作者在尊重艺术的标准以外，还是树立起人文操守的理想标准。 面对复杂，不回避复杂，努力展示复杂，是刘晓丽这本著作最可贵的地方，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她虽然没有努力去解决关于伪满文学的普遍理论问题，但是通过这样知人论世的细致分析，拯救了许多倍历史掩盖的文学生命，展示出历史的复杂真相。实际上为准确理解伪满文学的理论问题，作好了坚实的铺垫。于是，这部著作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资料的完整和充分。刘晓丽为写这部著作访问了许多当时还健在的当事人，为抢救资料作了大量的录音工作。我们从这部书稿的注释和引文出处中可以看到，许多宝贵的资料都来自于采访实录，整理者对作者这些资料采取了忠实的整理和保留，不做任何修改，往往将不同的声音同时呈现出来。这是非常宝贵的研究方法。如在对于伪满时期期刊《青年文化》的出资人王天穆的钩沉与介绍，就完全是依赖了访问者的资料。《青年文化》是王天穆个人出卖家产投资创办的一份刊物。但王天穆氏个怎样的人呢？据一份资料介绍：王天穆本来想离开伪满到关内去，但他的朋友姜学潜等人挽留和劝说下才没有走，投资创办了刊物。这份资料的提供者怀疑姜学谦在伪满政权里是由背景的，可能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但在另一份资料里，被采访者完全否定了这种假说，他介绍说，姜学潜本人是个由左翼倾向的爱国人士。刘晓丽保留了这两种看法。还有，第一份资料的提供者还介绍说：“那时青年人非常苦闷，王天穆经常在放声歌唱。”那么，关于这份刊物呢？刘晓丽从刊物的倾向来分析，肯定了这是一份有理想的年轻人的同仁杂志，“《青年文化》在这样一群年轻的编辑手里，刊载了大量的质量上乘的新文学作品。”这应该是对杂志的最高赞扬。那么，王天穆其人呢？“后来，王天穆、赵仁昌为保护从监狱逃出来的作家李季疯，被捕而死在狱中。”据说，尸体上有许多黑点，被怀疑是日本人给他们注射了什么东西。于是，刘晓丽悲愤地说：“一个在深夜里放声歌唱的青年，就这样悲惨地离开了人世。他们没有留下什么作品，知道他们名字的人也很少，随着他们当年的朋友一个个逐渐老去，这些曾经热情，对世界有所期待，并向身体里行改变生存现状的年轻的生命，就如鸟儿飞过的天空一样，没给世人留下任何痕迹。也不知道，也无法统计，在那个晦暗的伪满洲国有多少如此鲜活的生命被无声无息地吞噬了。”我非常推崇，研究者要拥有这样的人文激情，否则，孜孜于发现的资料都是没有生命的，唯有研究者的生命热量投注进去了，才让人感受到这些史料都是鲜活鲜活的，就像发生在我们的周边。 其三是，这部著作在拥有大量资料和接触大量原始史料时，对于一些非汉、满作家的创作给以了敏感的关注。文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多民族多语言的文化杂交，构成其多元文化的必然因素。研究文学的语言特点，就不能回避宗主国的文学影响，但其主体仍然是被奴役民族的文学。就伪满洲国文学而言，日语作家的创作是不能回避的，满族作家基本上是以汉语写作，这就构成了双语的特点。此外，韩语、俄语创作也是不能忽略的。多语种的创作有没有相互渗透影响的因素？我想这应该是研究文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在刘晓丽的著作里，她不仅注意到日语作家的创作，也注意到了白俄作家拜阔夫的创作，曾设有专节介绍，这是以往中国的学者很少注意到的。拜阔夫作为一名流亡中国的白俄作家，自有他自己的民族和政治的立场，但他的创作之丰与在当时的名声，也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研究。我因为没有读过拜阔夫的作品而无从评说，但我想，流亡欧美的白俄作家如蒲宁等人都获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而流亡中国的俄罗斯作家，大约只有爱罗先珂，是缘了鲁迅的关系才为中国人所知。拜阔夫则无这样的幸运，其被长期淹没在历史尘土中的命运，至少是不公正的。我读了刘晓丽对拜阔夫的介绍，产生了更加强烈的要了解这样的作家的愿望。外籍作家在中国的创作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一个领域，刘晓丽在这里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希望能够籍此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以期有更好的发现。 总之，刘晓丽的研究，我是非常看好的。她的这本著作是作为博士论文来撰写的，但她为之付出的心血，已经远远超出了写一部博士论文的要求。我希望她在这个基础上，紧紧抓住这个领域，深入研究下去，不要辜负这么多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不要辜负那许多在东北的沦陷区文学创作中作出过贡献的作家们的殷勤期待。我们这个学科，虽然作为二级学科每年培养了大批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但恕我说一句直白的话，青年一代学者中真正称得上专家的人才，实在是太少了。这句话在我心里盘旋多年，今天说出来，是想与晓丽，以及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共勉。我们一起努力。 2007年9月24日于黑水斋 本期编辑：李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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