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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格权立法中制定特殊规则和单独规定，使人们既能充分享用现代科技文明成果，又能在隐私权与信息自由之间，建立利益平衡机制，促进人格权的有效保护。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人格权”一词写入这么重要的政治文件，体现出党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体现出国家层面保护人民尊严的决心和意志，也释放出完善人格权立法的积极信号。 突显人格权重要地位 按民法的法理，民事主体享有的两大基本权利是人身权和财产权，舍此两者不再有其他类型的民事权利。人格权和身份权一样，都是属于人身权的子权利，它们与人身权之间，是一种种属关系，而不是一种并列关系。 但上述观点只是代表一种民法逻辑，而不是站在政治高度的理解。十九大报告“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论述，出现在第八个题目即“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人格权”不仅写入这么重要的一份政治文件，而且与“人身权”、“财产权”并列，说明既要保护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又要对人民的人格权给予特别保护，突显了人格权的重要地位，强化了人格权保护在新时代的紧迫性。 有法律界学者指出，现代人格与人格权首先是作为一种宪法权利而出现，然后才出现在民事领域。十九大报告中的表述是“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不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人民”与“公民”，一字之别，表明此处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不仅是一种民事权利，而且是与“人民”这一主权者概念相一致的国家主人翁权利，是在宪法、刑法、民法等领域，对人民各项权利的全方位保护。 已成国际社会共识 不过，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人格权，大多还是属于民法领域。回溯民法领域人格权的发展历程就可发现，人类社会对人格权的保护和认识，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迁的。在奴隶制、种族歧视等不合理等级制度的时代，争取的只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法律保障；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时代，或在瘟疫频发期间，人们重视的是生命健康权，或者说是生存权；在温饱尚没有解决的时代，人们只是对人格权中的物质性部分更为关注。 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对人格权的关注自然就从物质性部分转向了精神性部分，名誉、隐私、肖像以及个人生活安宁和幸福体验等精神性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有法律界学者预言，随着人们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愿望日渐强烈，人格权很有可能走出被动防御性权利的限制，而向知情权、休息权、劳动权、自决权、请求权等方向发展。 保护人格权的立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过两次重大转折。第一次是世界性的立法转折,以“二战”结束后的民事立法为标志。第二次是中国的立法转折,以“文革”结束后为标志。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其第5章第4节为人身权，列举了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荣誉权和婚姻自主权等人格权的几种主要形式。此种“概括+列举”的立法体例，被法学界称为有别于法国、德国、瑞士和魁北克这四种人格权立法模式之外的第五种模式，也称“中国模式”。民法通则极大地提高了人格权作为独立民事权利的重要性，形成了中国当代保护人格权的立法格局。 正视新时代的新诉求 今年开始实施的民法总则，在第109条至第111条也对人格权作出了一般规定，其亮点是增加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宣示性条款。该条款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但也有学者认为，当今社会的人格权内容已日益丰富，因名誉权、个人信息、人体器官等产生的纠纷越来越多，这些问题仍旧只是用一个跟民法通则时代一样的词来表示，总显得欠缺。还有学者认为，民法总则第五章民事权利涉及到的物权都有了单独立法，比如债权有了合同法，知识产权有单独立法，投资保护有公司法，继承也有单独一编，唯独对人格权规定少，而且也没有展开对人格权内容和具体行使的规则，很不“解渴”。 今年3月民法总则通过后，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在此次研讨会上，87岁的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表示，人格权不仅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且是具有时代性的权利，“现在的很多人格权，已不是过去概念中的那些人格权了”。时代变化了，人格权也要正视新时代的新诉求，不断地向前发展。 完善人格权保护立法 上世纪末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对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带来威胁，“人肉搜索”、信息泄露导致的电信诈骗层出不穷，利用网络侵犯公民名誉权等现象时有发生。 网络时代，人格权保护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首先，保护难度加大。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即时性和可记录性，使作为现实空间个人隐私权屏障的时间、空间失去了意义，个人隐私权遭受侵害的现实开始普遍化、复杂化。其次，人格权侵害具有较高强度的放大效应。其三，人格权的商业价值诱使侵权事件频频发生。 凡此种种，迫切需要因应网络环境下人格权的特殊性和新形态，在人格权立法中制定特殊规则和单独规定，使人们既能充分享用现代科技文明成果，又能在隐私权与信息自由之间，建立利益平衡机制，促进人格权的有效保护。 今年7月在武汉召开的“民法典人格权法·合同法立法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勤国等专家建议，应该对人格权独立成篇，以应对当前社会发展涌现出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保护人格权，目的是让人民更有尊严地生活。人格权写入十九大报告，体现党对人民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体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而要把对人格权的尊重和保护落到实处，首先应完善立法。近日，有学者撰文呼吁，在编纂民法典的第二步,即编纂民法分则的工作中,除了要规定好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编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把单独制定人格权编纳入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轨道,使我国的民法典成为21世纪的优秀民法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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