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叔公是我印象中最严厉的长辈，连我父亲都有点怵他。是他老人家写信说乡下的学校照常上课，指责我父亲荒废了孩子们的学业。父亲才让我囬乡求学的。 对于我哥没与我同行，五叔公也耿耿于怀。 ＂三哥，你们家大的那个，算是废了！＂五叔公这样对我爷爷说。 ＂大的那个从小⋯，书就读不进去＂。爷爷支支吾吾的回他的五弟。 ＂他五叔，明天辛苦你带孩子到学校报名吧＂奶奶在一边陪着笑脸跟五叔公说话。 ＂好的，三嫂＂。 次日，我跟五叔公去学校。一进汤村小学的校门，我就感觉不对劲了。硬着头皮跟老人家走进教师办公室，这时候五叔公脸上有了笑容，他让我管一位长得很清秀，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叫朱老师。几句话就把让我插班读六年级事敲定了。把我急得想说什么又不敢说出来。 ＂五爷爷，我小学都毕业了，怎么又读六年级？＂走出校门，我才迫切地跟五叔公说。 ＂现在齐东初中停课了，你不读六年级，时间长了功课不就荒废了吗！＂ ＂我在家复习功课好了＂我壮着胆说 ＂在家读书？你玩都来不及！己经说好了，明天去上课＂老人家不容分说，顾自走了。 我五叔公，髙高瘦瘦的个子，络腮胡子，环眼圆睛，理光头；不苟言笑，且脾气暴躁，只对他认可的尊长有好言好语。 五叔公一辈子独身，奶奶说他年轻时也有过几次来说媒的，都不成。到杭州谋生后，有过相好的，但没多久就黄了。正因为独身，所以他对我父亲视同己出。 但他为人特别仗义。在浙大光仪系当校工近15年，1961年职工精简指标下达到系里时，他的好友在精简之列，此人上有老下有小，实在犯难。他动了侧隐之心，主动顶替了下来。 五叔公汤村公学四年，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他很有些才艺，在浙大那些年，学会了配眼镜修眼镜，还学会了园艺。回乡以后，村里的果树都是他嫁接的，他在村里也是个另类，忙起来时，就起早贪黑地干活。闲时，就在全村的田间地头逛来逛去。 村里的财产或庄稼就像是他的东西，谁敢染指，他会当面让你下不了台。一些人只敢在背后骂他六亲不认，却拿他沒办法。大队干部也算识人，一年给他一个正劳力7折的工分，随他爱啥啥。他也不计较。 我不敢忤逆五叔公，照吩咐到村小六年级插班。村小是复式教学，五年级和六年级一起上课。 插班的第一天，上语文课，老师先让六年级预习新课文，然后给五年级上课，大概有半节课的时间后，给五年级布置了课堂作业。囬头给六年级上课。 ＂刚才你们已预习了新课文，现在我们请新来的XXX同学朗读课文，大家顺便认识一下＂老师很和气地说。我站起来，十分窘迫。 ＂怎么啦？不要怕陌生＂老师鼓励我。 ＂我不会说诸暨普通话＂老师讲诸暨官话，我以为是诸暨普通话。 ＂那你就用你的普通话朗读＂ ＂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教室先是有些许人捂着嘴的笑声，然后是所有孩子们的哄笑声。老师使劲的用教鞭敲了几下讲台，教室才安静下来。 ＂每天广播里说的普通话没听过吗！以后大家都要学习说的，⋯⋯＂。老师让我把课文读完。 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你与众不同，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脱离世俗，你就是人群中的另类，你就是可笑之人，甚至是可恶之人。除非你不在乎，则另当别论。 我在汤村小学六年级坚持到了放寒假，一共38天。总算没有驳五叔公的面子。收获也很大，认识了差不多同龄的汤村的孩子们；学会了说诸暨官方，其实一点都不难。 学校放寒假，意味着快过年了。 过年按照中国人几千年传承的年文化，姑且不提豪门望族，官宦富户。即使寻常百姓人家，过年能吃一顿肉、添一套新衣裳是每个家庭对孩子们的承诺，更是孩子们每年一次最美好的期盼；过年家家煎魚裹粽蒸糕，是为来年讨个好彩头，＂家有种子（粽子）、年年登高（年糕）、年年有余（一盘鱼）＂；过年准备一些好吃好喝的相互吃请乡里乡亲，好友亲朋，就为图个吉祥如意；图个恩续怨解；图个族群喜庆团结。 可是那个时代，人们只能用＂过革命化的春节＂这块年年用的＂遮羞布＂来掩饰极度的贫困、窘境和无奈。 但是年毕竟还得过，村里的人家，光景稍好点的，得藏着掖着过，怕招人眼红；光景差点的，得装模作样过，怕被人家看不起；没光景的，时辰捱过拉倒算数。各种缘由，个中滋味，大家都懂。 那年头，老百姓过日子难，过＂过年＂的日子更难。过年等于过关，因此有了过年关的说法。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理解年关的含义，这是最值得庆幸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