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15年建立的德意志邦联之条例中，有一条很有可能是为了拉拢当时已经深受几十年启蒙思想与法国革命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求各个邦国都要有自己的宪法。显而易见，这样的条款当然会被很多成员所无视（邦联本身极有可能既不想也无力去强制执行这条）。尽管有些北德邦国组建了等级代表会议，但是其中的成员构成和来源，当然是你懂的。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 相似的情况发生在奥地利，老式的行省会议复活，但不过也仅仅是皇帝维持自己专制统治的工具。而在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三世对改革毫无兴趣。从这一点而言，奥地利、普鲁士和其他所有邦国的统治者都打成了惊人的默契和一致，这也塑造了1848年前整个德意志乃至中欧的反动与保守气氛。  （拿破仑） 当然，自拿破仑时代被法军占领以来，39个邦国中的许多确使建立了更为有效的官僚系统，并在财政、法律与教育方面大有改进。在这个当时德国人民仍然普遍迷信君主和贵族的时期，其受教育率和质量却已经在欧洲出类拔萃。  （莱比锡会战） 不过，思想是无法被消灭的。拿破仑时代所播下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火种，将在这个看似一潭死水的年代令梅特涅这样的人头疼。和很多近现代革命一样，德意志地区的大学生充当了接下来许多运动的主力。学生们的激情早在1813年莱比锡战役后便被激发出来，表现在形形色色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学生组织上。相似的民族主义诉求也反映在社会的中产阶级和部分上层，他们将一起构成之后1848年革命在德意志的核心之一。  （马丁路德） 1817年，恰逢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与教皇决裂的三百周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们赋予了这位先驱全新的解读。路德原想净化教会，其行为事实上分裂了教会，而这样的举动与其将德语翻译成圣经一道，竟在三百年以后被解读为德国人对外国人（教皇多是意大利人）的反叛。当时也是莱比锡战役四周年之际，擦枪走火的学生们很快把民族主义的幻想假戏真做，使这样一场在路德藏身的瓦特堡的活动成为针对王侯们的抗议。当然，这样一场看似声势浩大的活动很大程度上本身也许也被后世加工成了神话，据说实际上参与学生仅有三百人。  （瓦特堡，马丁路德当年逃难栖身之地） 面对这样破坏稳定的星星之火，梅特涅不失时机地发挥了邦联的维稳功能，召开会议，以【卡尔斯巴德】法案告终。根据此法处理，各个邦国加大了对大学的监控，解散学生社团、输入书包审查制度，并设立委员会，开除甚至监禁了很多敏感教授和学生。  （奥地利首相梅特涅） 经此一举，梅特涅无疑在其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极致，威胁稳定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似乎大受打击。至于这两派当时是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危险团体，也许其诉求在二十世纪看到也还不过分。在一个普选权远远没有放开的时代，彼时的自由主义者所要求的仅仅是制宪改革、待议政体、以及诸如宗教信仰、出版、言论、政治结社与集会之类的诸多自由。  （民族主义者歌德） 这些饱受教育的成功中产阶级们一方面渴望变革，另一方面却畏惧或敌视革命与普选，而很多人本身便来自官僚系统或与政府联系密切的大学等地方，某种程度上越注定了从此时起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先天的软弱性与以后的易于妥协。 而关于民族主义者，则有法国革命时代以来的赫德、歌德与黑格尔等诸多哲学家为其提供养分。其真实的诉求，也不过是一个拥有固定疆界和自治政府的同一民族国家而已。当然，当时德意志境内犬牙交错的民族格局、北部新教与南部天主教之不同和周边大国的干预都提出可严峻的挑战。从德意志人民的角度而言，相似的语言、文化与血统则是其先天的优势，天然血浓于水的民族整合无疑要比后世创建“炎黄子孙”和“中华民族”这样的艰巨任务方便得多。  （传说中的炎帝与黄帝） 不断塑造并推动民族主义神话的也主要来自中产阶级，普通民众万众一心的民族情绪早已随着法军的撤离而渐渐消散。所以在1848年3月革命在德意志爆发前，尽管有诸多的宣传读物甚至团体，收到民族主义甚至自由主义影响的也主要是受过教育的一小部分人而已。对于当时已经有星星之火的工人来说，他们热爱普选甚于有限议会、热爱人民主权甚于君主立宪，而这相对激进的理念事实上影响的人更少。  （维也纳和会成立神圣同盟） 1820年代，西班牙、葡萄牙、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都爆发了革命。而1815年之后的欧洲，成立了以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为核心的“神圣同盟”，负责对此类事物进行维稳性镇压。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建议下，以上大国召开了特拉波会议（The Congress of Troppau）。从以后1848年革命的镇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19世纪上半叶帝俄对于德意志局势举足轻重的左右作用。所以未来德国的统一者，不管来自哪里、代表哪个邦国，若果处理不好与帝俄的关系，不仅大业不成、更有国破家亡之患。  （俄罗斯帝国） 此后，梅特涅加大了对间谍、秘密警察和私拆信件（这招亚历山大大帝为了发现厌战的士兵也早就用过）的投入，但种种这些手段背后的哈布斯堡控制力与执行力当然远远不及下一个世纪的极权国家。所以梅特涅的种种反动控制虽然保持了欧陆1820年代乃至直至1848年的基本稳定，却在德意志各个邦国效果不一。如同中国历史上思想活跃的时代总是在分裂之时，民意上的哈布斯堡作为宗主当然无法使德意志世界只有一个脑袋。  （哈布斯堡家族徽章） 到了1830年年代，法国巴黎人反抗查理十世在教育和宗教等的方面倒行逆施，发动了“七月革命”，推举路易菲利普为立宪君主。如同18年后的1848年革命一样，革命的烈火迅速蔓延到了与法国毗邻、之前还深受法国革命精神影响的周边国家。以南德为首，日耳曼诸小邦兴起了一股呼唤制宪的浪潮，如布伦威客、萨克森、黑森-卡撒尔、巴伐利亚、巴登、维腾堡、汉诺威。借此契机，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与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心中统一德国的幻想再次被激起。1832年的巴伐利亚，25,000位民族主义者在汉巴赫节上公然打出了象征德意志统一的三色旗（来自于反抗拿破仑战争中吕岑猎手的黑色军服、黄色纽扣和红色衣领），其规模无疑大大超过了之前学生们的瓦特堡游行。作为回应，梅特涅在邦联条例中加入六条款项。而在1833年，如同同时代的“青年意大利党”和后世的“青年土耳其党”一样，一个有学生组成的“青年德意志党”发动了旨在统一德国的起义，旋即被镇压。随后，梅特涅与各邦的代表们再次加强了书报审查与对大学的控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邦联不过是梅特涅设计的对内对外维稳工具，却一次又一次让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失望甚至痛恨。在德意志以外的其他地方，1830年革命确使取得了部分成功：法国作为五强之一保留了君主立宪制、比利时也从荷兰独立；当然，这些和同时代的希腊独立一样，远远在梅特涅能通过邦联施加的控制之外。 （法国1830年革命） 所以直至1840年，梅特涅也不过是在表面上维持了哈布斯堡乃至欧陆的平静而已，其中的例外是1830年希腊经过漫长的独立战争取得了英法俄的支援并建立起民族国家和1830年革命的部分胜利。除此之外，看似一潭死水的中欧暗潮涌动，如前文所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者们潜伏下来、等待时机、在1820年代和1830年代德意志统一失败后，注定要下1840年代掀起更大的波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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