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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848年革命在德意志的爆发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念等作为长期因素、48年前具体形式作为短期因素，那么考察1840-8年间德意志的发展与演进，则无疑也为接下来革命的爆发做好了铺垫。所以当1848年革命最终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星火燎原时，历史学家们完全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或长或短、万物皆有其因果，正如心理学在考察人的早期经历与以后情感时常常使人领悟出的那样，“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在此期间，日后几经删改的德国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成型。在民族主义者的推动下（当然也随着交通的改善与交流的深入，部分与关税同盟有关），越来越多的德国人通过诗歌、音乐、历史和哲学获得了民族意识的觉醒，盖因为这些学科的研究者与执牛耳者在19世纪初的德意志多为民族主义者。
而当似有似无的外国入侵迫在眉睫时，这样的体验无疑会被火上浇油。1840年，为了在近东（巴尔干）问题上换取德意志邦国的统一，法国施加的战争威胁导致了危机，当然也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烈焰。在印刷业的推动下，针对这个老敌人的情绪高涨，而最终法国也做出了让步。
还有一处能点燃德意志民族情绪的地方位于德意志地区与丹麦交界的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施泰因。石勒苏益格由大约一半德国人和大约一半丹麦人构成，而直接与德意志接壤的荷尔施泰因则大部分人口都由德意志人组成。由于一个古老的条约，这两块土地被绑定在一起，亦即只能接受一个上级主权的统治。所以日后在1848年和1864年，每当丹麦试图吞并这里的常识总会激起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继而引起冲突甚至战争。
还有一个推动者民族主义情绪的因素，是铁路的发展。它不仅沟通交流，帮助粉碎贸易壁垒，还将在日后的普法战争中发挥作用。经济的流通便利也许使中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民族主义。正如吕不韦当年投资一个国家可以获利无限那样，如果德意志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甚至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为未来的海外市场提供保障，就像其他欧美国家那样，这无疑是精于算计的商人及其相关行业者所热烈欢迎的。
同样与民族主义那样不可被梅特涅扼杀的是自由主义，也在这八年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同样也有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变化最显著的地方，还是在深受法国影响的西南地区。在1846年的巴登，书包审查制度放宽，而警察系统和司法系统也经历了改革。在黑森-达姆施塔德，自由主义者掌权的议会推动了选举制的改革和自由出版。而在巴伐利亚，更多的可能是私人纠纷，原本保守的官员们被疯狂的路德维希二世解职。
而其实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最终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普鲁士和奥地利与两个大邦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与灯塔效应。统治40余年的腓特烈威廉三世于1840年去世，尽管1823年普鲁士有了省级议会，截止他去世，这仍然是一个没有宪法且与奥地利保持友好密切关系的政治上的反动国家。有精神病嫌疑（大概与当时欧洲王室间广为流行的近亲通婚有关）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即位后，他也许再次给了自由主义者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上任伊始，便释放政治犯、废除书包审查、从省议会中建立咨询柏林的资政机构、扩大省议会的权利并令其上交争鸣报告等。在这些举动所引发的幻想点燃下，莱茵兰的自由主义者们急不可耐地开始想要宪法和全国性议会。
如是可能的去世很快引起了容克们的反弹，他们甚至开始考虑用一场军事政变推翻威廉四世。自1701年普鲁士王国成立以来，尽管给世人穷兵黩武的印象，但事实上除了必须捍卫这个地缘政治恶劣的国家而雇佣或征召占人口比重更多地居民为兵外，普鲁士参与的战争并不比欧洲其他国家多。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给人感觉军队地位极其重要的邦国，事实上一直到1930年代初它最终消逝于历史长河中，其军队都没有发动过哪怕是一场兵变。到时邦国本身，最终是被魏玛的总理用政变推翻的。
另一方面，以容克为代表的土地贵族，在普鲁士确使权势熏天，当年连开明如腓特烈大帝都无法解放其农奴。很有可能是因为早在普鲁士建国前后，因为地处苦寒之地，四面又多为野蛮的斯拉夫部落和其他欧洲邦国，使普鲁士不得不发展出一套容克与国王互相补台以维持邦国存续下去的机制。容克也许很想中国1949年以前所谓的“地主阶级”，当然不是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之流被后来塑造出来的神话那样。与旧中国的地主一样，容克通常都会和其农奴一起劳动，也有容克会随着时代发展渐渐采取近代化乃至资产阶级化的经营方式。但总体而言，作为一个阶级，容克显得易于辨认且具有自我认同感。容克子弟往往不是成为公务员，就是军官，所以其与普鲁士国家的关系，比之同时代很多国家的贵族、如路易十四养在凡尔赛宫那群，当然要紧密得多。事实上，容克和同时代普鲁士人的很多集体性格特征，如纪律、精准、严谨，后来都随着德国统一成为人们心目中一般德国货德国人的特征。所以普鲁士塑造了容克，容克也塑造了普鲁士。
言归正传，容克强烈的反对使威廉四世两头不讨好（其实是很多当政者常有的情况），也就是左派嫌他做得还不够，右派却认为他已经做得太过分了。作为妥协，威廉四世重新召回了书报审查制度。1847年，因为讨论铁路建设，柏林召开了联合行省会议。在自由主义者要求将之变为一种常态的议会时（正如同法国大革命时第三等级要将三级会议变为国民议会一样），威廉四世拒绝了。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出版业的崛起与繁荣，同样也为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传播与日后的德国统一推波助澜。得益于之前所提到了德意志地区繁荣的教育，书本、杂志和期刊大行其道。1846年，当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危机的产生，是期刊杂志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1847年，【德国人报】在海德堡创刊，同时宣传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1847年，西南各邦的自由主义者们召开了海奔海姆(Hippenhelm)会议，要求全国性的统一一会，并将会议详情公布在【德国人报】上。这些诉求包括：宪政改革、出版自由、陪审制度、封建制残余的终结、减轻常备军费用、设立国民警卫队（收到法国大革命影响）和改革税制。
所以说，这样任由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德意志发展下去，只要有一个火星点燃，便有可能爆发出天翻地覆的革命，即便不成功、也将使统治者不得不考虑这些理念的力量并促进德国统一。而接下来，1848年革命的一些短期因素就会扮演这样一个火星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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