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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各阶段快速崛起的背后,是来自严格的民族审判意识

 纤寻历史 2020-04-21

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投降,这个在二战中“狂躁”一时的国家终于随着战败落下帷幕。数百万的德国将士在经历这场狂轰滥炸之后伤痕累累睹,并不只是身体随炮灰湮灭,更多的伤痛留在了战后幸存者生活中,小到心理创伤,大到国家重建,都需要强大的勇气和毅力。实际上,在战争结束的当年,德国经济已经陷入全面奔溃,通货膨胀令德国货币迅速贬值。加上战争期间德国人民经历了十余年的纳粹政府控制,因此笼罩在德国社会上还有遗留的权威主义,所以整个环境对德国的重建和发展都是极其不友好。但是接下来的逆转,却让英国人发生了讽刺加感慨:二战中被打败的是德国,赢家是英国,然而创造经济奇迹的却是联邦德国而非英国。那么德国是怎么逆转的呢?在各种困难压境下,德国的确创造了奇迹,这背后所依托的是联邦德国强大的自我审判和知耻而后勇价值观。

崛起之前:日耳曼精神的沉淀

原先的德意志民族祖先日耳曼人属于一个落后的部族,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逐渐走向开化和文明,这种原始的民族气质所沉淀的就是自强不息、崇拜权威和自律的精神,可是早期的德意志民族还未意识到这种骨子里的性格。

1806年底,法国日渐强大,拿破仑想要打破欧洲主导格局且迫使普鲁士中立,开启了新一轮的外交政策。由于拿破仑出尔反尔的对普交涉让普鲁士人感觉受到了愚弄,于是宣布和法国开战,这场对于法国人来说的经典战役——耶拿战役,对普鲁士来说是惨烈的,普鲁士人大败而归,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情绪低落。因为他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状态:战败就恰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处于封建时期的普鲁士有着改革的必要。

痛定思痛,普鲁士因耶拿战役失败,在国内开战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军事和社会制度改革,同时为了在德意志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用民族意识来完善社会思想体系,这才把“日耳曼精神”提纲挈领,成为了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精髓,甚至于成了后来德国崛起的根源。因为国家的统一与民族尊严是日耳曼精神的核心,德意志曾在神圣罗马帝国辉煌时代养成了一种民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却被邻国领导拿破仑的崛起敲成了粉碎。

加上到了19世纪中期的德国,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震撼着国家的各个阶级,但是因为原始的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宁愿国家分裂也不愿使之统一,这就使得德国要走欧洲现代型国家越发困难。德意志人在耶拿战役战败后自我审视着:虽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这丝毫没有影响民族文化认同的脚步,此时期的认同基础无非是“统一的语言”和“一个民族”概念,在民族心理,实际上是属于一种受压迫的状态,越是如此,对于统一的渴望就越发强烈。

打破民族意识分裂桎梏:容克资产代表——俾斯麦的统一手段

早期时候的德意志,因为地理位置极其尴尬,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统治日耳曼人时,曾在德意志境内的修建了一条名叫“莱姆斯防线”的藩篱,把原先的德意志民族一分为二,南方的日耳曼人受到了罗马文化的熏陶,而北方的人则是持续生活在旧日耳曼文化中。这种遗留的危机对于现在要统一德意志来说,是最大的风险,因为德意志要走上统一的道路,必须重新捡起日耳曼人文化,要把南方的罗马旧形态逆转回来。而站在主导位置的普鲁士正是在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容克贵族。他们对旧日耳曼的精神继承得更加完善。一个本来就崇拜权威的民族,一旦有了专制的引导阶级,那么在奔赴统一的方向,目标清晰,行动直接。

因此这个时期也极其需要一个有力量和有手段的人站出来引导德国人走向统一,因为围绕在德国身边的国家都在不断崛起,一旦打破平衡,德国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种极其压迫地背景下,国内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普鲁士占到了上风,其中的代表就是容克资产阶级的俾斯麦。大家对于俾斯麦的认知还牢牢固化在“铁血宰相”四个字的评价上面,而有关于俾斯麦的行为职责,反倒是被大大地弱化了,一方面他引导的统一路途,正是按照“铁血”和“军国”的冰冷在执行。

  • 军国主义下的纪律意识

实际上这种统一格局并非一蹴而就,因为上千年的政治分裂格局,德意志人对于小邦国的割据状态下形成的地域观念、地域文化和微型族群认同感以及相当牢固,特别是南方受到古罗马文化和法国文化影响较大,因为重新接受普鲁士的文化相对比较困难。但是这个时候普鲁士自带的“军国主义”带来了附加的作用,要想支配庞大的地域或者组织的身份团体,唯独以内部严格的纪律为手段,用军队的治理模式来管理这种多习俗、分裂文明状态,把他们训练成为一支有纪律的被统治阶级。

  • 教育的力量

这种纪律的延续不单单是军国主义的控制,还有教育层面的推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末,普鲁士就立法开始推行义务教育,开创了教育史上的一个先列,到了19世纪初,在普鲁士进行的多种改革当中,教育最引人注目,其中威廉·洪堡从人文主义理念出发,力求为所有公民提供全面的教育。但是德国人重视教育,不属于满目范畴,因为19世纪中期,德国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多样的学校和培训体系,这一影响持续到了二战后德国创立的“双元制”职业培训制度,成为了战后迅速崛起的秘密武器。

  • 容克资产阶级的力量

毋庸置疑,俾斯麦不管有多大的能耐,他始终代表的是容克资产阶级的力量。在传统意识中,容克似乎和保守、专制、穷兵黩武挂钩,但是实际上容克的力量在推动德意志的统一。容克及其代表的霍亨索伦家族虽然是传统统治阶级,却为了其政治统治,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其执行的不拘泥于旧制度和不断改革的政策,在当时的欧洲实在是难能可贵。因此普鲁士主流派容克就积极地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吸收基督徒,奉行当时欧洲最主要的重商主义,学习外来先进文化,这才加大了逃离旧制度和封建统治的动力。

因此从各个层面来说,普鲁士的主要领导者俾斯麦一开始审视到民族尊严对于国家统一的重要性,所以最大可能地利用人们对统一的渴望,以及恢复日耳曼精神的的热情,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就把文化民族主义转为了政治民族主义,利用爱国热情搭建了广泛的社会力量。

二战前的迅速崛起:希特勒利用民族自豪感的策略

德国在各个时期的崛起力度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实际上在二战前期,刚刚上台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面临的是一个经济凋敝的德国,等到战后,纳粹名将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即便是希特勒的独裁使德国走上了被后世唾弃的道路,但是其独裁统治期间的一些成就,也是不能忽视的,因为战前的经济恢复才是保障德国二战中力量的基础。

1933年,希特勒刚刚上台,经历了一战和欧洲经济危机后的德国,经济陷入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再加上400万的临时工,整个国家一半的人口属于饥饿状态。于是在1933年3月1日,希特勒上台三天后发布了《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产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这不仅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政治口号,还成了纳粹执政时期的真正价值,因为到了1938年,德国的失业率仅仅只要1.3%,可当时的美国失业率为1.89%,整个欧洲国家更是惨不忍睹,英国8.1%,荷兰9.9%。用纳粹自己的话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奇迹。

那么希特勒所代表的纳粹党是怎么做到的呢?实际上还是通过审视自己的民族意识和重拾昔日的优越感提升聚合力。

一个始终笼罩在战败国阴影中的民族,自然有理由为身边看得到摸得着的成就而自豪。希特勒上台后的经济恢复和成就,加上大肆的宣传力度,使得民众产生对社会地位提高的错觉,一方面溃散了民众内部对法西斯统治的抵抗,同时还滋生出德国元首希特勒的拥戴情绪。似乎日耳曼的“崇拜权威”民族性格又重新被召唤,回到了政治层面,不断强大的德国军队也成了纳粹党的军队,成了希特勒的军队。

达到经济和军事的高度聚合之后,希特勒挑起了战争,由于错误的领导人选择了错误的路径,德意志民族可以随之快速崛起,也可以随之快速崩溃。因为希特勒开着国家方向走向的是深渊。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二战中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都让普通民众感觉到这是扬眉吐气的证据。从反面来看,这种高度的民族信心和希特勒的审视角度,也是德国战败的一个因素。

二战之后的崛起:新秩序观念下的自我突破

在二战结束后,反法西斯同盟在纽伦堡以战争罪名处决了24名幸存的纳粹领导者。纽伦堡法庭要求对德国人进行“去纳粹化”改造,其中包括审查他们的纳粹历史,并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是实际上纽伦堡的审判要求并未解决德国人的纳粹遗留问题,仍有数百万的底层德国人曾经身为纳粹分子或听从指挥未被审判,也就是说这种审判是由盟国主导的,属于胜利者们的“正义”,换个角度就是战胜者一方要展开对战败德国的报复。

对于大部分的德国人来说,这种审判机制是不公平的。因为战败的新联邦德国政府的官员多数曾经供职过纳粹政府,这种尴尬的处境然德国人意识到要么自动认错,要么重新召唤曾经流亡和被纳粹送进集中营中的德国人,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政府治理技巧。思来想去,德国人最终接受了一种观点:纳粹的罪行应当归咎给一小部分邪恶的领导者,广大的德国群众是无辜,那些被指示对抗英国人的德国士兵没有罪。那么关于纳粹罪行的进一步调查就应该点到为止,放在德国人面前的不是持续的纠结谁对谁错,而是要重振一落千丈的经济问题,解决上千万名食不果腹无家可归的德国人温饱。

但是并不意味着德国人直接忽视了纳粹曾经的罪行,联邦德国政府在任何时期都很直面的面对那些过错。特别是经历了1968年的学生运动后,德国人更是重新站在了审视自己和批判自我的层面上。学生们的激进呼应部分议程被联邦德国政府采纳,他们的许多想法也被主流社会吸收。甚至于后来一些参加过1968年学生运动的分子还成了联邦德古绿党中的政治人物,如约施卡·菲舍尔(后来的联邦德国副总理)。

从20世纪60年代后,德国的权威主义行事方式和态度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他们不仅可以做到了直击现实迫切问题的深刻反思,才能保证其他方面的重新崛起,还有认错和改进的切实态度。

德意志的狂欢:审视的耐心和自我批判价值

实际上德国的地缘政治就注定它的危机性质,这个“三十年战场”的中心地带,随时都面临着随外界动荡被卷入战争状态,但是它各个阶段的起起伏伏和快速崛起实在令人感慨。

一方面是来自于,任何时期的德意志都能够巧妙地运用民族自豪感和“日耳曼精神”来重振雄风,这是迅速崛起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是依托于强大的耐心,因为德国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中恢复过来,大部分时间就是缓慢的等待。不管是1871年不顾困难重重达成统一,还是1990年从复杂的时局中等到重新统一机会,还有二战后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这个国家靠着内部聚合力重新崛起,因此可以说德意志是一个后崛起的国家,或者说一个迟到的民族国家。

此外,在严格的自我审视态度下,对比一战二战后德国民众的心态完全已经翻转了,一些自我怜悯和受害者心态并不像一战后那样,成为主流,他们意识到地缘环境的危机性,而且在二战中对周边国家的迫害才导致了今时今日对方的报复行为,因此大部分德国民众选择认错,直面历史,走上一条和谐外界的政策,跟选择和曾经的敌人握手言和,所以这种心态又反过来促进德国战后经济恢复和贸易交流。

所以各个历史时期,德意志民族都把这种严格的审判代入到社会运转中去,成为国家崛起动力,因此造就的不只是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胜利,还有其他各大领域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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