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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 ——蒋勋 每个角色有自己的定位 人有时候也很奇怪，会倚靠外在的东西，让自己有信心。 譬如说我小时候，大部分的孩子经济条件不好，营养也不好。但有一个同学长得特别高大、壮硕，他走起路来就虎虎生风，特别有信心。 人类的文明很有趣，慢慢发展下来，你会发现，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使自己有信心，但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成熟、比较丰富的文化支持。 我们的社会的确已经在走向多元，举例来说，现在有很多地方都要求“无障碍空间”的设计。我小时候哪里有这种东西？残废就残废嘛。可是我们现在也不用这样的称呼了，因为他并没有废。 这不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而是人们重新思考，过去所做的判断对不对？过去的残就是废，就是没有用的人，但现在发现他不是，他可能有其他很强的能力可以发展出来。 我想这就是多元社会一个最大的基础，人不是被制化的。 制化，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用英文分数、数学分数就决定这个学生好或不好。不把人制化，才能让人身上的其他元素有机会被发现，丰富他的自信。 我们的社会是慢慢地往这一个方向在走，但同时有一些干扰，例如重商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又会让多元趋向单一。单一化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考上大学有什么用，歌手接一个广告就有数百万入口袋，那才实在。” 所以，价值的单一化，是我们所担心的。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每一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定位，有他不同的定位过程，每个人都能够满足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这个观念在欧洲一些先进国家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他们长期以来重视生命的价值，所以他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上。 一味地跟别人比，迟早都会走向物化。
“够了”的快乐哲学 许多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BMW，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 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 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 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 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的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四千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 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二十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二十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地在那里调制咖啡。 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满足感吧！ 我觉得每一次重回巴黎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找回这么多人的自信。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人的自信，而且安安静静的，不想去惊扰别人似的。 譬如冰激凌店的老板，他卖没有牛奶的冰激凌，几十年来店门前总是大排长龙。但他永远不会想说多开几家分店。他好像有一种“够了”的感觉，那个“够了”是一个很难的哲学：我就是做这件事情，很开心，每一个吃到我冰激凌的人也都很快乐，所以，够了。 这种快乐是我一直希望学到的。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一个非常爱语文课的人，几乎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我的语文成绩在班上都是数一数二；我的数学不好，语文带给我很大的成就感。然而，在最近几年有机会跟高中语文老师接触时，我吓了一跳，我们的语文教材从我读书时到现在，竟然没有太大的改变。 现在的孩子还是在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或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这一类我一直希望在我这一代就结束的文章。而庄子的蝴蝶梦则还是被排斥在教科书之外。 庄子的蝴蝶梦是一个伟大的潜意识，在主客位的转换跟交错里，可以不断开发出新的文学经验，之后很多文学作品都和这个典故有关，教科书怎么可以没有这一篇呢？那么当孩子读到李商隐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时怎么办？ 在某一个时代为了要训练一个人有绝对儒家的忠君思想，必须要有《正气歌》或《左忠毅公逸事》这一类的教材，但是这些东西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会让人痛苦的。 我承认这些人很伟大，也很美、很感动我，但是后来让我更感动的，却是一个学生读完后问他的老师：“我可不可以不死？”老师回答他：“你当然可以不死。”这个学生又问了另一句话，他说：“那官要做到多大才应该死？”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的语文教学继承了一个大传统，这个大传统在今日社会急速转换的过程中，当然会受到挑战，但大传统并不是那么容易立刻被质疑。 当我们在读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读文天祥的《正气歌》时，那真的是一个悲壮的美感教育，是忠君爱国理想的极致，这是一个大传统，可是，是今日社会需要的吗？为什么美感都要走向悲壮的刑场？有没有可能让美感走向花朵？走向一个茂盛的森林？
生是为了完成悲壮的死？ 在司马迁的时代，还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可是为什么到了宋元以后，死就变成义无反顾的，好像唯有死才能成为戏剧的终结，生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完成这样一个悲壮的死。 我相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一个政治比较民主，相对开放、相对自由的社会里，他读到这篇文章，是应该要问：我可不可以不要死？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考试要出的题目。 死亡毕竟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事，虽然“孔曰成仁，孟云取义”，仁跟义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条件设定，可是这个条件设定，也可能被统治者拿来作为愚弄知识分子的一个手段，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不是何其荒谬的结局吗？ 为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孔曰成仁，孟云取义”的时候，仁和义都还有思考性，在生命的崇高的行为选择当中，思考是不是愿意做这件事情。 譬如后来编入语文课外教材的《与妻诀别书》，作者林觉民说，要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他愿意去死，死变成他生命中一个崇高的情操跟浪漫。可是如果没有经过思维性的死亡，“悲壮性”变成一种假设时，就会产生荒谬。 我想，年轻一代应该有更多这样的思考力，去反证这些问题。 当然，我不是反对这些文章收录到教科书里，我要强调的是“平衡”，是要让下一代有气节，也要有性情，要理性，也要幻想，一个多元的人才是完满跟健全的，如果只有一个部分，就会非常危险。 文章来源：网络。本文版权归原创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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