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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专门探讨日后在德国统一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俾斯麦早年生涯，因为他的横空出世通过解决宪政危机登台和1848年革命一样，可谓是德国统一进程中最重要的两个转折点。 俾斯麦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容克，而其母亲则出生于商人阶层的自由主义家庭。他既自豪于自己的容克出身，却又聪明、进取、不消停，这些都和一般保守的容克不同。他被送往柏林读书，成为学校里一名优秀的语言学者和运动员，却也虚掷光阴在饮酒和决斗上。毕业后，他当了四年公务员并服了一年兵役，他和他的长官尤其对后面那段经历都相互不满意。此后，他便以母亲去世为名回到自己的庄园，据说还会追求追求村姑什么的，终于在1847年和一个老实安稳的女人结了婚，然后重返政坛。
1847年，俾斯麦被选举进入普鲁士联省议会。
1848年3月，他企图勤王未遂，使得他和自由主义者们互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850年12月，他为“奥尔姆茨之耻”辩护，强调普鲁士要为了自己的真正利益而非黑森-卡撒尔而战。 此后至1859年，他担任驻维也纳大使和驻邦联代表；还在此后于巴黎和圣彼得堡任职。 到1858年，他虽然看不惯自由主义，却开始支持民族主义并主张小德意志方案。 到1860年早期，他仍是一位君主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现实主义者。
以上便是此公在宪政危机前的人生与从政经历，说来最终把他推向普鲁士首相之位和德国统一的完成者实在是既有偶然又有必然。他最终被举荐给威廉一世，恰恰是其作为高级容克早年有意无意的人脉积累所致。而像他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在前半生几起几落的人，又何以十分幸运地正巧赶上普鲁士宪政危机并且最终长保首相之位？俾斯麦本人曾经说过，历史如河流，他所能做的也最多不过是随波逐流、推动其前进。和他之后的回忆录【思考与回忆】以及许多担任首相时满嘴跑火车的突出自己精心策划并完成德国统一的言论相比，也许这句话才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尽管西乡隆盛曾说过，“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创造机会”，但纵观古今中外从大国庙堂到人生阶段额种种格局，真正有完全能力布下大局创造机会的能有几人？对于很多才华中上的人来说，“机遇总是垂青于又准备的大脑”，当千载难逢的机会降临到你身边时，权衡利弊后紧紧地抓住不松手，也许就已经此生无憾或是青史留名了。
俾斯麦还说过，他服务的对象有上帝、普鲁士和德意志。纵观他一生中、尤其是担任首相后的种种作为，其很多动机可能是为了以上的全部或部分，有时是为了他所在的容克阶层，有时则是为了他自己或是以上几点混而有之。他内心想的未必会表达出来，他表达出来的未必是内心想的。所以说，如同很多叱咤风云的世故政治家一样，俾斯麦给后世史家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团与争议。 现在一般认为，俾斯麦更大程度上效忠于普鲁士，而非德意志；服务于普鲁士国王，而非德国人民。种种迹象（以后的章节将会详细分析）表明，他在利用德意志民族主义帮助普鲁士统一北德，而非一开始就要囊括天主教为主且与普鲁士有诸多不同的南德。从1840年代到1850年代初，他轻视民族主义。原因也很简单，保守且精于世故的容克们作为普鲁士这个人造多民族国家的中流砥柱，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而言一定一开始对德意志民族主义这种感性而易于煽动屌丝的情绪不屑一顾。然而，到了1850年代末当他发现民族主义可资利用用于壮大普鲁士时，他至少在公开场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如同他在那篇著名演说中所言，当代德意志的问题不能靠议会和辩论解决，这是1848年的教训，而要靠铁和血。然而到1860年代初，议会中的多数自由派们视他为反动派，对其颇有微词。作为一名非常难得地在维也纳、巴黎和圣彼得堡这三个对于普鲁士来说最重要的三个国家首都都混迹过的中老年人，他虽然在奥尔姆茨之耻辱后夸口“普奥必有一战“，甚至在伦敦像萨克森驻英国的大使扬言过对付奥地利的统一计划，然而事实上他更现实理性地倾向于用更多的是外交而非军事手段协调普奥关系，正如他在萨多瓦战役后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作为一位人生经验丰富的长者，俾斯麦从心底里轻视理想主义和理想主义者。但很讽刺的是，他的一生中却实现了至少两个很理想主义的目标：统一德国和维持欧洲和平。他是一名新教徒（和北德的大多数人一样），和其前任曼图菲尔一样重视大众的支持（德国统一后他主持创立了欧洲最早的社会保障系统）。他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点使他常与威廉和其他普鲁士精英冲突，这些人尊重他的决断并鄙视其策略。
总之，俾斯麦正式提出并且毕生实践一个词——现实政治(realpolitik)。他以后的很多行为也许更大程度上并未精心策划，而是随波逐流。很多阴差阳错地行为亦非其初心和目的，而是过程与手段。总之，舞台的大幕已经徐徐展开，接下来是他和他的时代，将在欧陆掀起波澜、又摆平风浪，以一个反动者的印象去完成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的未完成的民族主义目标和自由派甚至激进派梦寐以求的富国与民生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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