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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说到，天师道动乱平息，刘毅嫉妒刘裕的功绩，请求外镇荆州，图谋消灭刘裕。义熙八年九月，刘裕率军讨伐刘裕，任命王镇恶为先锋。十月，王镇恶进入荆州，刘毅战败，于逃亡途中自缢于牛牧寺。 义熙八年（412）十一月中旬，刘裕抵达江陵，重赏诛灭刘毅的首功之臣王镇恶，招揽原先为刘毅军府效力的僚佐，并下令减免荆州百姓的徭役。 由于战后政策得当，荆州短短几天里就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但此时的刘裕并没有品尝胜利果实的心情，因为留守建康的刘穆之日前悄悄派人传来消息，说诸葛长民正在后方紧锣密鼓地策划叛乱。在写给刘裕的一封亲笔信中，刘敬宣也证实了刘穆之的说法。 一旦离开帝都，后方必然会发生动乱，这对于刘裕几乎是一个宿命般的诅咒。 事实上，讨伐刘毅只是整个西征战事当中的一个环节，刘裕原先的意图，是打着讨伐刘毅的机会掩谯蜀耳目，把主力调集到荆州，然后顺势西进，荡灭谯蜀政权，可由于诸葛长民作祟，他不得不对原计划稍作一番调整了。 诸葛长民密谋发动叛乱乃事出有因。此公贪婪成性，早年间就因为贪污而受到过桓玄的惩处，飞黄腾达之后，他更是变本加厉，无论管辖何地都以搜刮地皮为乐，治下吏民无不视其为洪水猛兽。念在他当日参与京口起事有功，刘裕才对他百般优容，但也不时给予警示，无奈他死性不改。刘毅败亡的消息传到京城，联想到此前的孟昶之死，他自知作恶多端，唯恐受到法纪部门的弹劾，又认为孟、刘之死是刘裕效仿汉高祖刘邦剪灭韩信、彭越的旧事，自己迟早会成为待烹之狗，于是决定孤注一掷，趁着刘裕率领主力在外，在京城发动叛乱。 碍于京城兵力有限，刘穆之只能好言安抚，尽量拖延时间，说刘裕对他毫无芥蒂。诸葛长民没有完全相信，给冀州长官刘敬宣写了一封信，意图挑起刘敬宣对刘裕的敌意，以增加牵制刘裕的筹码。作为刘裕的坚定盟友，刘敬宣委婉地回绝了他的邀约，并把他的书信送到了刘裕手里。 此次西征，刘裕所率的兵力为四万。如果所有的兵力沿路东归，这对神经紧绷的诸葛长民就是一种刺激，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铤而走险，突然发难；可是，如果所有的兵力西进伐蜀，这又会给蠢蠢欲动的诸葛长民提供更多的备战时间。几经思量，刘裕把兵力一分为二，朱龄石率领两万人伐蜀，其余的兵力随同他班师回朝。 刘裕掌握着东晋帝国的最高军权，但他本人从不讲排场，出入从简，平时只带着为数不多的几个护卫以防不测。经由幕僚提醒，刘穆之意识到这是个极大的隐患，悄悄派人赶到刘裕的驻地，请他注意人身安全。为了麻痹诸葛长民，刘裕先派遣亲信回到京城，以示对诸葛长民毫无戒心，还让亲信向朝廷通报了回师日期。不过，日期是假的，诸葛长民率领百官在那一天从早晨等到黄昏，也没有看到长江尽头有舰队露面。此后，刘裕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奔赴京师通报回程日期，诸葛长民一次又一次率领百官到码头等候，却一直没有见到刘裕。 义熙九年二月最后一天的深夜，刘裕乘坐一艘小船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建康。三月一日清晨，消息传出，诸葛长民慌忙来到东府拜见刘裕。 中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君基本上都有鲜明的性格，比如秦始皇的雄猜阴郁、刘邦的江湖习气、曹操的慷慨英风、刘备的百折不挠、司马懿的忌刻歹毒......刘裕却没有明显的性格特点，关于这个大兵出身的开国之君，我们印象最深的恐怕仅仅是那一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这仅仅是他的功业，并非他的性格。因为他是个拘谨内敛的人，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袒露自我，虽然他有时候也开玩笑，但仅限于私下，而且必须是跟极为信得过的人（比如刘敬宣）。他太沉默了，沉默得几乎没有人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如果说有人曾经了解过他，这个人肯定是诸葛长民。 九年前的三月初一，四十一岁的刘裕正在覆舟山下与桓玄激战，那时候的他将在第二天进入京城。九年后的三月初一，五十岁的刘裕在东府屏退左右，和诸葛长民促膝长谈，“凡平生所不尽者皆及之”——说透了一生当中从来不曾讲过的话，将所有的隐情和盘托出。 当年一起歃血起誓讨伐桓玄的老兄弟们一共有十个，王元德、辛扈兴、童厚之被桓玄所杀，檀凭之、何无忌战死，孟昶、刘毅自尽，刘道规、魏咏之病死，如今能说说话的，就只有诸葛长民和王仲德了。 诉说完心里话，刘裕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听完刘裕的诉说，诸葛长民也是心下一片释然，因为在他看来，过往恩怨都一笔勾销了。 话说尽，路到头。四目相对，彼此大笑。 下一个瞬间，笑声戛然而止，刘裕的脸色刹那之间转为冰冷，诸葛长民的笑容也僵住了，屏风后忽然走出一个身材魁梧的力士，一把勒住了他的脖子。看着他徒劳而狂怒的挣扎，刘裕一脸云淡风轻，似乎发生在眼前的一切只是幻相。 诸葛长民被杀的消息传出，京城百姓无不额手称庆，因为他们认为掘地三尺的他早就该死了。 关于诸葛长民之死，简单说几句。孟昶、刘毅之死确实是京口军功集团的内部权力之争，但诸葛长民的情况比较特殊。从相关历史记载来看，他的精神状态并不稳定，有比较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神经过于敏感，以资历和历史功绩而言，他无法和孟昶、刘毅并驾齐驱，并不会对刘裕的地位构成威胁，他图谋叛乱只是担心因为贪污罪遭到惩处。如果说孟昶、刘毅之死令人同情，那他的死就是咎由自取。 以自己的生命为交易筹码，诸葛长民看到了刘裕性格的底牌——他不喜欢别人知道得太多。 此时，在长江三峡的一艘战舰上，年轻的将军朱龄石可以为诸葛长民作证，证明刘裕确实不喜欢别人知道得太多。朱龄石所住的船舱里放着一个木盒，里面有一份刘裕的亲笔信，但盒子是紧锁的，上面写着一句话，“到白帝城再打开”。 进攻成都的水路有三条，即外水（岷江）、中水（沱江）、内水（涪江）。 谯蜀是个小国，兵力不超过五万，没有足够的人手把守每一条通道；伐蜀军兵力只有两万，采用齐头并进的方式均匀分配兵力，难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无论是谯蜀还是晋军，都面临着三选一的问题——谯蜀必须把主力设置在敌军主力最有可能通过的道路，晋军必须走敌军守备最为薄弱的道路。 舰队抵达白帝城（重庆奉节），朱龄石走进船舱，打开木盒，看到了密函的内容——主力走外水，偏师走中水，老弱走内水。 晋军分三队，主力必在其中，但问题是谯蜀不知道哪一队才是敌军主力。以前，刘敬宣主持过一次伐蜀行动，当时走的是内水航线，有鉴于此，谯蜀朝廷起初认为敌军主力不会重走老路，不过考虑到刘裕不按常理出牌的作风，他们又改变主意，认为刘裕这一次依然会走内水航线，所以最终把主力配置到了内水上游。 七月上旬，朱龄石所率的主力忽然出现在外水上游的平模（四川眉山），荡灭附近兵力薄弱的敌军，然后离船上岸，迅速向二百里地外的成都挺进。与此同时，晋军偏师也在中水发动了登陆战役。此时谯蜀主力犹存，只是离成都比较远而已，但谯蜀国君谯纵已成惊弓之鸟，于七月五日仓皇弃城而逃，自缢于逃亡途中。初九，晋军主力兵不血刃而入成都，谯蜀政权灭亡。 尽管战前有些争议，许多人认为朱龄石年轻尚轻，资望不足以担当远征军主帅，但刘裕对朱龄石的作战能力和自己的策划能力很有信心，因此，伐蜀之战的胜利并没有使他感受到太多的喜悦之情。对于他来说，灭蜀之战只是义熙九年年度规划中一个锦上添花的点缀，他在这一年的关注焦点并不是擅长的军事领域，而是在此前涉足有限的经济领域——他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断。 在东晋南朝的历史上，南方政权至少推行过十次土断，刘裕主持的这是第四次，也是历次土断当中火力最为猛烈的一次。上一次土断，是几十年前由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这一次由刘裕主持的土断，将在后世被称为义熙土断。 远征军还漂荡在长江三峡的时候，刘裕就给朝廷提交了一道奏折，申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断。 刘裕的文化水平极为有限，出任地方大员之后才开始有针对性地学习文化知识，为了不显得目不识丁，他有时候也会跟文职官员聊聊文化方面的东西，并且会在谈话过程中引用一些新近才学会的历史典故。因为对读书不在行，他的知识库混乱而驳杂，知道的东西往往一鳞半爪，漏洞百出。碍于他的权威，一般人往往不会当面指出他的错误，反而会随声附和，连声叫好，有些刚直的人则会当面指出他的漏洞，并穷根问底。每逢此时，刘裕总是面红耳赤，结结巴巴，但他不会因此而打击报复，而是会认真反省，无奈地说自己真不是读书的料，有说错的地方还望大家海涵，当面指出他的错误的人则应该得到嘉奖。然而，在这一道申请推行土断的奏折中，却夹杂了许多正确无误并且能为主题——推行土断势在必行——充当佐证的历史典故。不言而喻，这是经过刘穆之润色的结果。 在刘裕看来，受益于桓温的庚戌土断，帝国财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才能正常运转，但庚戌土断距今已久，由于政令推行过程中必然会衍生出坐吃山空的惰性和阳奉阴违的腐蚀性，当年的改革成果就要被耗尽了，如果不推行一次新的土断，国库将成为无源之水。奏折结尾，他当仁不让地说，就把土断的任务交给我吧。 狂风骤雨来临之前，必有电闪雷鸣为先锋。义熙土断之前，刘裕做过一些铺垫，曾在一些试点推行过土断，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一次他只是把土断范围扩大了。 义熙土断与庚戌土断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即裁撤冗余郡县，清点户口，严禁高门大族隐瞒人口，以便于增加税收来源。不同之处在于，桓温的侧重点是国富，而刘裕的侧重点是双重的，既要实现国富，也要实现民丰。长期以来，许多平民百姓宁愿托身于高门大族也不依附朝廷，主要原因就在于朝廷的搜刮比高门大族更为苛刻。刘裕出身于社会底层，深知民间疾苦，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他推行土断时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个附属政令，即轻徭薄赋，抑制土地兼并，从豪强大族手中夺回已被私有化的山川湖泽，将其变为面向底层百姓开放的国有资产。 自东晋开国之日起，朝廷的实权就操持于门阀之手，这个朝廷颟顸而危险，就像一张令人厌恶的蜘蛛网，黏死过许多力图振作的志士，就连桓温这种雄才大略的人都被困网中，步履维艰。历史的长河滚滚东逝，不知不觉中，一切悄然发生了变化，王恭的清君侧之战、桓玄篡位之战、天师道暴动如同三把锋利的镰刀，野蛮而狂暴地收割了门阀的有生力量，趁势崛起的寒族军功集团收拾了旧山河，也在战后的废墟上兴建了一个崭新的政府，它与此前行政效率低下的门阀朝廷截然不同，具有强烈的军人专政色彩，更有生命力，更为高效。义熙土断，对于它而言只是牛刀小试。 在这股乱石穿空的浪潮当中，只有居住在晋陵郡的一部分人不在土断之列。这些人的祖上来自于北方的徐州、青州、兖州，尽管此时距离永嘉之乱已过去了将近百年，但这些人始终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根脉在北方，对盘踞江北的胡人怀着刻骨的仇恨。胡人曾经烧毁他们的田园，残害他们的先祖，荼毒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一直把这笔血海深仇记在心里，几乎参与了东晋帝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北伐。对于他们来说，每一次北伐就像一次收获季，他们一次次踏上江北的故土，砍下一颗颗胡人的脑袋，结成一长串，作为计算战功的战利品，享受“丰收”的喜悦，而朝廷每一次清查户口，他们也会以笨拙难看的字迹在白色的户口登记簿上郑重地写上故土的名字。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北府兵，刘裕也将失去立足东晋的资本和撬动时代的杠杆。所以他必须对这些侨居晋陵的人另眼相看，保留他们的原籍，并给予他们赋税方面的优待。 除了司马休之的荆州，东晋全境已在刘裕的掌握之中了，发动北伐之前，荆州也是刘裕要搬走的最后一块绊脚石。 义熙十年春季，居住在京城司马文思（司马休之的儿子）惹出了一桩人命案，刘裕处理了次要责任人，把主犯司马文思押送到了荆州，请司马休之亲自处理。司马休之只奏请革除司马文思的爵位，并给刘裕写了一封信，请刘裕原谅他教子无方。 虎毒不食子。这个结果在刘裕的意料之中，他对此并不意外，不过，只要司马文思不死，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于是，接到书信之后，他从豫州割出六个郡，交予江州长官孟怀玉掌管，加强了对荆州方面的戒备。作为一种回击手段，司马休之则与襄阳长官鲁宗之缔结了军事联盟。 次年正月，刘裕下令逮捕司马休之的子侄，率军开赴荆州。进军途中，他给司马休之的心腹韩延之写了一份密信，希望韩延之能从内部分化司马休之的阵营。然而韩延之回绝了，在回信中指责他狼子野心、两面三刀、阴险狡诈、厚颜无耻、掩耳盗铃。刘裕的父亲叫刘翘，为了羞辱刘裕，韩延之还把儿子的名字改为韩翘。刘裕见信哑口无言，将它传示左右，感叹为人臣者就应该如同韩延之这般忠义。 三月，刘裕进入江陵，派遣檀道济、朱超石率领一部分军队援助江夏太守刘虔之，因为援军失期，刘虔之战败被杀。刘裕又派遣女婿徐逵之率军救援，但徐逵之因作战不利而马革裹尸。刘裕怒不可遏，要披上战甲亲自上阵，左右随从百般拦阻，好不容易才使他同意留在船舱里。当时，敌军在山崖上居高临下地发动攻击，形势极为危急，刘裕在船舱中见前锋将官在崖下逡巡不前，命令传令兵让他回来受训，那将官对传令兵说，我是来跟敌人打仗的，没工夫回去听他训话。说完，他脱下鞋子，用尖刀在陡峭的山崖上挖出一个个仅能容下脚趾的小坑，率领前锋攀岩而上，一举击溃了崖上的守军。 三月二十九日，刘裕攻占江陵，命令王镇恶率领水师追击敌军残部，司马休之和鲁宗之逃奔后秦帝国，王镇恶一直追到国境线才止步。 刘裕出征期间，后方发生了两次动乱。一次发生在青州，由司马休之的党羽策划，青州长官刘敬宣不幸罹难，被叛乱者刺杀于公署之中；另一次发生在建康，幕后策划者不详。不过这只是两次旋起旋灭的小规模动乱，并没有打乱刘裕的整体作战方案。 五月，刘裕回到了京城，朝廷已经给不了他什么实质性的奖赏了，只能赐予他一些象征性的荣誉。随着刘毅的覆灭，京口军功集团内部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到刘裕的地位，而司马休之的败亡也使皇族失去了牵制刘裕的力量。这个帝国名义上是司马家的，但司马家实际上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管家而已。刘裕已经玩厌了遮遮掩掩的政治游戏，不过，在登上皇位之前，他还打算发动一次对外战争。他要向帝国治下的芸芸众生证明，自己可以对内稳定局势，还可以对外振奋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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