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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日本视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那也一定是最桀骜不驯的一个了。大业三年（607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隋使小野妹子至洛阳觐见隋炀帝时，其国书赫然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开头。在宗藩体系之下，“天子”或是“皇帝”这样的称呼只有中原王朝的君主才能使用，如越南虽然面对东南亚诸国时以皇帝自居，但在向中原王朝递交的国书中从来只敢以国王自称，故小野妹子所携的这封国书是对隋炀帝赤祼祼的僭越。 当时隋炀帝忙于征讨高句丽，无暇处理这一封“不识时务”的国书，故只吩咐了一句“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便置之不理了。不过从这一句吩咐可以看出，隋炀帝是将日本列在了“蛮夷”之列。这并不是一句气话——在传统的华夷秩序中以中华天子为中心，向外渐次为内臣、外藩与四夷，“蛮夷”之谓意味着隋炀帝并甚至未将这个岛国视为外藩，也便相当于没有将其视为宗藩体系中的一员了。 需要指出的是，华夷秩序是中华文明圈中以对人类族群进行区分的一基本准则，其外延是大于宗藩体系的。隋唐时期，“华夷之辨”已经过渡到论文化礼仪而不论血缘地域的层次，正如程晏《内夷檄》所言：“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 对于“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者，中原王朝便不以为夷；反观之凡“忘弃仁义忠信”者无论其是否出身于中原亦被视为夷——日本国书显然违反了中华的“仁义忠信”，故被视为蛮夷。在华夷秩序中只有天子、内臣、外藩这几个层次能够被视为宗藩体系，对于距中原王朝较远的国家和地区，被册封为藩属国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由四夷“升级”为外藩，这不是束缚，而是荣誉。这种体系的基础在于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极强的文化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周边地区会无条件地接受这一体系。日本远居海外，中原王朝对其的影响远没有对朝鲜半岛及中南半岛那么大，以至于出现了推古天皇胆敢对隋炀帝自称天子的事件。 其实推古天皇的国书未必是刻意挑衅。“中国”二字成为中国的国号前其实只是通称，所以并非中原王朝的专利，任何自认为自己是中央之国的国家均可自称为中国。在日本列岛内部，京都附近的五畿尤其是大和国，正是以中国自居。奈良时代藤原广嗣上表日本天皇时曾有此语：“北狄虾夷，西戎隼（隼人）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这里的中国与中原王朝无关，指的就是天皇之朝廷。其余如“华夏载伫”、“新罗不事中国”之语，指的都是日本而非中原王朝。 从宏观的华夷秩序来看，很多学者将其称之为“小中华思想”，既是在承认中原王朝为“大中华”的前提下自认为自己是“小中华”，朝鲜、越南即属此例。不过日本显然比朝鲜、越南走得更远：日本天皇不仅要与中原王朝的皇帝平起平坐，还有令新罗这样的“外藩”归附的诉求，由此可见日本的“小中华”已经接近于“大中华”了。 之所以还要加上“接近”一词，是因为即使与中原王朝远隔重洋，日本也还是认可中原王朝在文化上的巨大优势的。大业三年（607年）派出的遣隋使只是一个开端，隋唐易代之后，日本频繁地向中原王朝派出了大量遣唐史使，并在日本大化元年（645年）以唐朝制度为蓝本开始了“大化改新”。日本由此从庙堂到江湖处处以中原王朝为师，其“中国”之谓，自然也在中原王朝的文化向心力下弱化。 然而仅仅是文化上的向心力既不会让中原王朝当然地将日本提升至外藩，更不会让日本心甘情愿地加入宗藩体系。尤其是崖山之战后，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第一次完全被出身于蛮夷的政权所取代，而这个灭亡了汉人中原王朝的蒙古帝国又两次东征日本失败。这一段历史给予了日本以极强的信心——既然“大中华”已灭，而灭亡“大中华”的侵略者又不能动日本分毫，那日本这个“小中华”自然便是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人了。 由唐以来日本对中原王朝的推崇由此进入低谷。在与元朝的《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中，日本再一次出现了与隋朝国书中的那般自信：“凡自天照皇大神耀天统至日本今皇帝（亀山天皇）受日嗣、圣明所覃，莫不属左庙右稷之灵；得一无贰之盟、百王之镇护孔昭、四夷之脩靖无紊，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智竞、非可以力争……” 蒙古帝国横扫亚欧大陆终究以骑兵取胜，面对遥悬海外的日本终于吃了一次哑巴亏，忽必烈在两次“蒙古袭来”之后再未进攻日本。站在这一年向未来展望，日本在重挫蒙古人所建立的中原王朝之后似乎没有了加入宗藩体系的理由。不过，历史便是如此具有戏剧性，元明易代之后，中日关系又迎来了一次新的转折，而这一次转折的关键人物，正是明太祖——洪武大帝朱元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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