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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的完美
农村题材的小说可以说是中国五六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主流风向标之一。以农村和农民为核心写作元素的的农村题材小说是红色的，农民也是革命的，他们身上流淌着滚动的血液。存在即是合理，审视这一时期的小说，就不可忽视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以及种种过度正派的意识的综合，这也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得与失。 叶落是要归根的，文学也有其根源，农村题材的小说，首先是扎根于农村大地上的文学，它是中国社会现实的写照，它以农民和农村为主体，描写了农村的苦难与坚韧，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起源。这类题材的小说，颠覆了以往对作家乡村的美化与温情脉脉的回忆跟想象，把革命元素融入其中，增加了小说的复杂性。 农村题材小说在描写上，显而易见的是细节的真实性。比如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对农村中人情世故的描写，细致刻画了农村生活与农民的心理，再有便是对一些乡风民俗的真实记录等。我们常说一个时代有有一个时代的话语，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也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比如赵树理在《三里湾》中对大众婚姻观的描写，婚姻首先所要考虑的不是个人感受，当然这也是时代烙印的体现。这是因为当时的择偶的选择范围都是一个村的，极其狭窄，所以婚姻就是对于家庭财产和个人政治表现的综合考虑。它不存在对与错，一切均是时代造就，也可以算是鲜明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充分展现。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的小说也反映了存在价值取向问题，比如《创业史》中，徐改霞对自己未来的选择，是不是离开农村。难道离开农村是判断一个人的试金石吗？以及姚世杰与赵素芳的纠缠，难道钱与品质是可以成正比的吗？是社会存在的文艺，也是作家的思考。 除开细节真实与时代烙印，中国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在语言上独具特色的。以赵树理的《三里湾》为最佳代表。例如其中，对马有翼家人外号的调侃，“糊涂涂”，“常有理”，“惹不起”等。其次是通过他们的行为、语言表现，都十分生动形象的贴合人物，具有十足的诙谐与幽默讽刺意味，构成了作品独特的语言风格。《三里湾》在总体的创作上并不存在极端剧烈的冲突与矛盾，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呈现，另一种说法是，作者以一种平和甚至是温柔的方式，在抚荡现实利益、矛盾的冲突。 金无足赤，人年无完人。何况是人的意识成品，必然有其不足与局限。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最显著的不完美之处，在于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并不完美的完美人物，以柳青《创业史》为代表。《创业史》中的民兵队长兼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梁生宝，拥有不可阻挡的道德魅力，也有一种自我牺牲，勇于奋斗，积极组织生产的精神与能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先进战士在环境与现实的挤压下，毫不变形，几近完美。但这让其丧失了应有的真实与可爱，也是不完美的地方。这样一个高大英俊的人物，却没有足够的细节支撑，梁生宝对于自己的爱情与私生活的态度，已经达到了可以漠然不顾的程度。 另一方面是落后分子的描写，如范登高以及以范登高为代表的系列人物，如袁天成、郭振山。这三个人物极其相似，无论是情节还是形象，三人都围绕在公社化运动中要不要入社的问题，各自有自己的绝招。但在描写上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公社化运动其实是真的触及了农民的利益，而农民以“面朝黄土，背朝天”为最大特征，在一系列运动中应当首先顾及是农民的感受。而不是理念政策先行。 农村题材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从延安解放区文学的延伸，而这一事实在绝大程度上，使得文学在创作上，过于向强烈的政治性倾斜，带有明显的为政治服务的色彩。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也存在英雄复制的模式化的嫌疑，对先进分子的塑造大同小异，英雄角色往往长相与内在兼具，而落后分子往往一无是处。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集中塑造了先进人物的激进与偏激，落后人物的自私与落后，中间人物的矛盾与人性、人情美，具有一定的成功性。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其独特的时代符号，或得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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