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聚人气，张扬遭人嫉

低调聚人气,张扬遭人嫉

做人是一种艺术,能够把个性融入到创造性的才华和能力中,是一门高境界的低调处世的艺术,只有掌握了这样的艺术,才能在生活中游刃有余。

许多年轻人都喜欢但丁的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确,能够这样做是何等的洒脱?但是,许多人误把任性和张扬当做洒脱,他们不知道这种所谓的洒脱会在无形中招来很多麻烦。其实做人是一种艺术,能够把个性融入到创造性的才华和能力中,是一门高境界的低调处世的艺术,只有掌握了这样的艺术,才能在生活中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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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许多图书、杂志、电视等媒体都在宣扬个性的重要。的确,许多名人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个性,像爱因斯坦,生活极其不拘小节;巴顿将军,性格粗暴至极;画家凡高,缺少理性、充满艺术幻想。这些人因为在各自的领域中有突出的成绩,所以媒体开始宣扬他们的张扬行为,误导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让他们认为:怪异行为是天才的标志,成功的秘诀。事实上,这绝对是荒谬的观点。

大科学家牛顿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相信其他名人也有同样的心态,所以他们的个性并不是表现在高人一等的做气和张扬,而是体现在低调做人的艺术风格上,这样才使他们的特殊个性得到社会的肯定。

现在的年轻人所表现的个性内容和这些名人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年轻气盛的人希望别人崇拜自己,所以表现欲非常强烈,这其中还夹杂了许多情绪,比如,他们不喜欢束缚在条条框框中,渴望淋漓尽致地发泄自己的情绪。这些与那些“天才”或大人物所表现的个性张扬是不同的两种做人姿态。

其次,年轻气盛的人都希望完全释放情感。所以表现出极其任性、意气用事的姿态,甚至还会放纵自己的缺陷和陋习,那么,这样的张扬个性与那些名人更是有太大的区别。

由此可见,我们在释放自己情感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低调做人的优势,更不要把张扬个性当成纵容自己虚荣心的借口。时刻谨记,我们来到这个社会上,

首先是为社会创造价值,把自己的个性融入到创造性才华和能力之中,以低调的姿态为社会创造出价值,然后再表现个性,这样才会被社会所接受,反之,如果个性仅表现为一种脾气,而没有丝毫的相容性,那么,必然会导致不好的结果。

宋代大诗人苏轼,可谓一生命运多舛,究其原因何在呢?

北末神宗在位期间,支持王安石变法,而有许多官吏不同意使用新法,这样就形成了支持变法的新党派和反对变法的旧党派。旧党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光,新党派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主张变法的宰相王安石。苏轼同这“两党”的代表人物都很要好,所以就个人感情而言毫无偏爱之心。但是他认为王安石要革新旧的立法理念固然好,但是在改革措施、举荐人才方面,都非常欠妥,所以,他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这样一来,司马光自然高兴,以为苏轼是他的一党,所以对苏轼大加称赞。

在王安石紧锣密鼓地筹办立新法的同时,司马光也在紧急搜罗帮手,阻止王安石推行新法。正在这紧要关头,司马光想到苏轼,便来到苏轼的住所,毫不委婉地对苏轼说:“王安石敢自行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应该想对策阻止他的这种行为!”可没想到,苏轼竟然用蔑视的口吻说:“你那套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封建理念早就过时了,王安石至少知道从大局来看事情,为国为民着想,虽然有祸国殃民的可能,但是也比你的理论更值得赞扬!”此话一出,毫无疑问,司马光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还不忘骂苏轼:“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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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不但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张扬个性,还有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于是,在短短的两个月间,他给神宗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两道奏章,全面批评了王安石的新法,朝野上下无不震惊。王安石的新党派人士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王安石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派谢景温把苏轼请来,设宴款待苏轼。席间,王安石愤怒地斥责苏轼道:“你同司马光站在一边,竭力反对新法,用心何在?”苏轼听了这样的斥责,忍不住火气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王安石说:“仁宗在时,你主张革新立法,打破传统理念,而且其意非常坚决,如今到我王安石推行新法,你却又伙同司马光排斥我,还敢说没有任何目的?”苏轼更怒:“既然话你已经挑明,那我就告诉你,我既反对司马光‘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泥古不化,又反对你不审时度势,冒然推行新法的草率行为!”说罢拂袖而去。

不久便有人上书诬告苏轼,说他利用官船贩运私盐。虽然官方调查并无此事,但早已厌恶朝廷争斗的苏轼,并没有为自己争辩,任由新党排除异己,被贬杭州任杭州通判。

苏轼虽被贬,但是他仍然为国为民着想,在杭州、徐州辗转期间,兴水利,救水灾,为百姓做了不计其数的好事。几年后,苏轼又从徐州迁到湖州。此时的

朝廷的新党派内部钩心斗角,相互倾轧。最终王安石被贬庶民,李定、舒宣等人独朝权,苏轼看到朝廷发生的这些事,气愤不已,于是在给朝廷上谢表时加了这样的词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份谢表正给小人一个弹劾他的“时机”,李定、舒宣等人唯恐闻名于天下的苏轼东山再起,于是,决定借此机会弹劾他,结果弹劾成功,苏轼被神宗勒令拿问。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此后,苏轼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由于功绩显著,连升几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制法、侍读等职。但又因为其直言不讳,意见与朝臣不合,被贬琼州别驾,昌军安置,在琼州,苏轼以他坚韧超脱的态度不仅活了下来,还为海南岛的百姓作出了巨大的页献,使荒凉的海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才华卓著的人总是不能被人们所遗忘。苏轼终于在宋徽宗赵估即位后,为调新旧两党的关系被诏还朝。

苏轼这一生的挫折,追根究底是因为他的张扬个性,如果他说话委婉些、处世低调些,就不会同时激怒王安石和司马光,使自己沦为成为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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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要尽显张扬,低调地处理事情,才能在纷争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