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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川《品中国文人》之王安石 品中国文人 2009-01-06 09:16:58 阅读22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因封荆国公，故人称荆公。江西临川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 宋真宗是赵宋王朝的第三个皇帝，接下来是在位四十二年的宋仁宗。王安石受世人瞩目，是在仁宗后期和神宗前期，大概三十年左右。神宗后期，他隐居在金陵蒋山(钟山)。 赵宋立国百年，天下无大事。而此前的晚唐、五代十国，干戈四起纷争不息，也是百余年。两个百年相比较，乱世治世分明。不过，封建王朝的一般规律，是几任皇帝之后，各种矛盾趋于激化。一片太平盛世的叫喊声中，乱象悄然纷呈，并且势不可当。北宋有识之士辈出，识乱象者，并非仅仅一个王安石。 仁宗朝有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出于统治的需要，官僚机构不得不日趋臃肿。官员俸禄高，挥霍无度，皇帝又鼓励他们挥霍。皇帝本人的后官，则是挥霍的典范。皇帝的家天下靠各级官员支撑，官员奢侈，皇帝放心。 皇权的另一个强大支撑是军队。朝廷认为外患不如内忧，一百多万军队放在京师附近和各重要州郡，牢牢守护着金鸾殿，雄视全国三百州。为防止军人生乱，又制定了一整套使军队频繁调动、官兵隔膜、军权互制的措施，稳住了军心，却导致战斗力空前下降。士兵不会骑马拉弓而善于做小买卖，汴梁城到处摆摊设点，百姓习以为常。庞大的军队要吃饭，军官要比照文官花销，开支巨大，占了财政总收入的七成以上。 钱从哪儿来呢?从几千万百姓身上来。 北宋的赋税比唐朝高出许多，岁入也翻了若干倍。 三冗是老问题，几十年居高不下，国库日见空虚。而北辽与西夏又长年袭扰虎视眈眈，一旦打大仗，赵宋江山难保。 历史到了这样的时刻，有识之士应运而生。 不过，这所谓有识之士，有合作的空间，更有对立的可能。 司马光斗王安石，是北宋政坛一出大戏。中间还有一位两边不买账的苏东坡。用现代术语打比方，苏东坡是保守党，王安石是激进党，司马光则是节约党。 君子争原则，小人抢官帽。北宋这一出角色众多高潮迭起的大戏，至今令人扼腕、赞叹、深思。 王安石的父亲叫王益，辗转各州做通判。王安石生在宁江军通判府，没过多久就迁往别处，随父宦游，从幼年游到少年。后来在金陵大致安定下来。他家人多，有三个妹妹三个弟弟。他是宋人笔记交口称赞的少年天才，据说几经他的眼睛看过的文字，一生不忘。《老学庵笔记》说：“王荆公目睛如龙。”《钱氏私志》云：“安石视物如射。”可见他的体貌特征，眼睛异乎寻常。他生得牛耳虎背，走路埋着头，作趋奔状，猛一抬头时，不是自己吓一跳，就是把别人吓一跳。这种蹿着走的习惯，可能是早年跟随父亲的时候养成的。 王安石的许多被传为趣谈的生活习惯，可能也和他长期的居无定所有关。 他一般不洗澡，很少换衣服…… 九岁那一年他随父亲入蜀，蜀道上有座梓潼神庙，常有神异显灵，“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王益当时担任提刑官，巴不得将来做宰相，特意绕道梓潼，烧高香拜神庙。父子刚刚跪下，忽听外面风雨大作。庙里的和尚失声叫道：显灵啦!王提刑又惊又喜，念念有词谢过神灵，拉着儿子匆匆走人。此后数年密不声张，紧张关注着自己升官的迹象。然而毫无迹象。及至王安石青云直上，人们才恍然大悟：那一天梓潼神庙大风雨，原来是送王提刑的儿子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3年)，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考进士高中第一。却被枢密史晏殊做了手脚，张榜时名列第四。 庆历三年，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朝廷重臣，发起“规模阔大”的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幸，择长官……”十条新政，头三条都是拿官僚开刀，从朝廷到地方，掀起整顿吏治的大风暴。王安石待官无事，不动声色地瞧着。 不到一年，新政收场。范仲淹等人斗不过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被摇摆不定的老皇帝贬出了京师。 王安石对朋友感慨说：君非不明，臣非不贤，惜乎未得良机也。 王安石琢磨着。 王安石被派到扬州做判官，顶头上司是太守韩琦。韩琦出身于高官门第，自己也出色，兼具军政才能，是北宋名臣之一。他的领导作风，不同于欧阳修的，是看年轻人不大顺眼。而王安石的个性，又很难讨人喜欢。扬州繁华地，娱乐场所多。王安石有时早晨点卯迟到，衣冠不整冲进衙门，韩琦会冷冷地抛下一句：年轻人，劝你趁着精力充沛多读几本书。言下之意，是王安石把旺盛的精力用到妓女们身上去了。 王安石的脸涨得通红，眼睛死死盯着墙角。却始终不置一辞，不向上司作任何解释。 其实他夜里攻书很晚才躺下。年轻人又睡不醒。他是胸怀大志的人，向来对歌舞场烟花巷不屑一顾。而受了上司的莫大委屈，他一声不吭。这件事，宋人多有记载，很能表明王安石的个性。这种不羁不屑，后来直接影响他的施政纲领和执政风格。宋人说：“安石，牛形人也，故敢当天下先。” 牛形人，再配上龙的电光般的眼睛，王安石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韩琦知道了王安石夜里用功，并不觉得这是王安石的什么优点。这年轻人，他已经看不顺眼了。上级一旦看下级不顺眼，下级的优点也会变成缺点。王安石嗜古书，认得许多冷僻古字，太守府的幕僚们十分佩服，惟独韩琦不欣赏，于是幕僚寻思着改变看法，向长官靠拢。 有人认不得古字请教韩琦，这面如冠玉的太守用鼻腔表态：嗯，嗯，本官忙着呢，找那个王安石吧，他认的古字多。 王安石研究古字由来已久，颇自得。偏是自我感觉良好处，又受上司恶意讥讽，气得牛背高耸，龙目喷火。还是不吭声，只于日记中一笔一画地写下九个字：韩琦貌美，余一无可道。 安石一生勤写笔记，事事记得分明。不难看出，这也是一位活得很较真儿的人。他的书法相当有力，为黄庭坚、米芾所推崇。《墨庄漫录》云：“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 牛形人，龙眼睛，横风疾雨…… 韩琦貌美，穿戴也讲究，公共场合尤其留意装束。下属皆仿效，一个个弄得有模有样。惟独王安石官服不洗，官带歪系。韩琦斜睨他，他不理会。下次还这样。 王安石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王安石。个性四十年不变。 扬州磨砺三年之后，二十六岁的王安石回汴京长时间待官。上司的评语对他不利。困惑近两年。父亲已去世，京师官员万千，没人帮他一把。待官的年轻人，多如夏季苍蝇乱飞。王安石也辗转敲门，写求职信。唐宋六百年，风气如此。宋朝所谓冗官，一个官位至少三个人，称去官，在官，待官。中了进士，磨砺三年后又待官翘望者，遍布京师。 王安石《上张太傅书》阐述志向说：“某愚，不识事物之变，而唯独古人是信。闻古有尧、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书，闭门而读之，不知忧乐之存乎己也。” 王安石关起门来读得津津有味的书，也许是载有尧舜事迹的《礼记》、《尚书》、《周书》等。从春秋到汉唐，皆不入他的眼，所以说“不识事物之变”。一般士大夫所奉行的孔孟之道，在他眼里也并非至高无上。对一个一心追随尧舜之道的人来说，孔孟之道有什么高不可攀的呢? 王安石读的古书，有些今已不传。他的历史眼光，显然不同于和他同时代的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欧阳与司马俱有史学巨著，而苏东坡。则被近人陈寅恪称为“最具史识的人”。王安石比他们看得更远么?他所看到的三千年前的尧舜时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一头钻进古书，同时洞察时事，深厚的历史感辅之以强烈的现实感。他自视甚高，看不起“流俗之人”。 京城待官到二十八岁，官帽终于来了。 此后数年，王安石在鄞县(今宁波)、舒州任县令和通判，基层经验日益充足。他对修水利、兴学校、整顿官吏、改善农民的处境都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以他的才干，治理州县绰绰有余。干一行深入一行，比如修水利，他是公认的专家。兴学校，改课本，质疑朝廷以诗赋取进士，又堪称教育改革家……这牛形人干什么都劲头足。所过之处，皆有政声。 宁波人至今怀念他，为他建纪念馆，保留他的若干遗迹。 此间他已娶妻吴氏，生一子，取名王雱。这个异日绝顶聪明的儿子，带给王安石的，有骄傲，有烦恼，更有无尽的悲伤。 2 嘉佑元年(1056年)，在地方干得出色的王安石调往京师任群牧判官，从事畜牧业。从州县跳到京城去做官，称改官。改官并不容易，一般需要活动。王安石能进京，可能是由于朝廷大臣兼文坛领袖欧阳修的举荐。 王安石是个关心家庭的人，进京后将弟妹拢集到身边，操心他们的仕途和婚嫁。弟弟王安国、王安礼先后登上仕途，有趣的是，二人到后来，都不肯附和哥哥的变法主张，分歧很大，一度导致反目。而一般职业官僚不会这么干：三兄弟同朝做官，正好结党营私。 师生之间，朋友之间，讲原则性的，亦不乏例子。比如欧阳修，不厌其烦地向朝廷举荐王安石，但到了王安石轰轰烈烈搞变法，事关国家前途、苍生祸福，欧阳修以他一贯的价值观坚决抵制新法，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冒着被撤职的危险自行主张。 王安石本人，也为他的治国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北 王安石居京师两年，又外放，做常州太守，迁江东提点刑狱，一如既往地政绩卓著，断案公正。朝廷召他还京，让他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三司是盐铁、户部、度支的合称，掌国家财政收支。王安石埋头研究经济，大约起于此时。他对周朝的“泉府”特别感兴趣。泉者，钱也。他发现《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讲利，和亚圣孟子重义轻利的主张不一样。 汴京商业发达，王安石喜欢独自上街溜达，观望那些大大小小的商铺。有时和农民、僧道、士兵们交谈。 这一年他四十岁。 他在京师有了一些名声，原因有三个：当初考进士，差点拔得头筹；做十余年地方官，干得不错；才高傲物，性情古怪，社交场合我行我素。 嘉祜初年的王安石有不少趣谈。 他认识了年轻气盛的苏东坡，领教了脾气火爆的苏老泉(苏洵)。他和苏老泉，一见面就互相不喜欢。名震京师的眉山三苏当中，王安石对性情温和的苏辙倒是有好印象，后来组建变法机构，把苏辙拉进去担当重任。却不料苏辙由于持有不同政见而处处跟他闹别扭。三苏，一个比一个令他头疼。尤其是苏老泉，不止一次当众给他白眼，还写《辩奸论》流传官场，认为他的古怪举止表明他是伪君子，胸中藏有大奸。 这四个人，均属“唐宋散文八大家”。加上欧阳修、曾巩，宋代的六位占全了。欧阳修的豪华府第，常有大家名士聚会，诗酒酬唱，歌舞留连。苏老泉一介布衣，对“财政部”要员王安石爱理不理。王安石呢，同样还以不屑。欧阳修以恩师的身份居中调停，不管用。苏老泉连讥带讽，王安石闭目养神。有一天傍晚在欧阳府后花园，昏昏欲睡的王安石突然睁眼，将目光射向老泉，老泉一愣，随即以眼还眼。 眼睛打仗，难解难分。宋人笔记描述：四目皆如射，如利箭破空…… 老泉回家，对两个儿子说：介甫鼠辈耳，不足与谋。 老泉平生所学，乃是《战国策》，言谈夹带策士的味道。当初在眉山，他把此书弄得很神秘，故意让苏轼偷去，如饥似渴阅读……而王安石在欧阳府中公开表示，《战国策》是旁门左道。苏、王二人相柢梧，这可能是主要原因。二苏(苏轼、苏辙)誉满京师前程似锦，老苏不希望王安石来搅扰。 没过多久，老泉去世，王安石松了一口气。 王安石又认识了司马光，两个人一见如故，钦佩对方的才学和人品。不是你拜访我，就是我拜访你，从早晨就谈到半夜三更，互为知己，抵足而眠，友谊看来是源远流长。 王安石是开封府尹包拯的座上客。包公是黑脸，安石也是黑脸。黑脸劝黑脸喝点酒，怎么劝也劝不下去。包龙图何等声望?王安石却横竖不给面子，于是，满堂宾客摇头。司马光也在座，他平时不饮酒，但这样的场合要举杯。他回家写日记：“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王安石照例不洗澡，不换衣服。好朋友和他在一起，很是丢面子，又不敢明说。怎么办呢?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到高级寺庙洗沉香木桶浴，希望王安石能上瘾；并以新衣服偷换他肮脏的旧衣服。王安石浴后很舒畅，穿了新衣便走，浑无知觉。朋友们窃喜。但过一阵再请进山泡一回高级澡，他不去了，说浪费时间。 他脏。老婆吴氏却因此患上了洁癖。原委是这样：既为夫妇，总是要同房的，同房之后，吴氏拼命洗刷，呆在浴室几个时辰不出来。好在中年后房事大大减少了，吴氏也完成了生儿育女的重任。有一年搬家，王安石欲退还公家的雕花大床，吴氏死活不肯。王安石也不跟她争，只脏衣破鞋、率领几只虱子躺了上去，俄顷，鼾声大作。第二天从朝廷下班，那雕花床已不见踪影。 吴氏夜里很少伺候丈夫，心里过不去。买来一个貌美而又善解人意的小女子，作为丈夫的生日礼物。可是“礼物”当天就被辞退了。 王安石的夜晚，有大堆古籍相伴。家里庙里皆然，青灯一盏照千年。 有一次宋仁宗请臣子钓鱼，王安石“忝陪末座”，一条鱼没钓起来，却把盘子里的几十颗球状鱼饵吃光。仁宗皱眉头，“视之良久”，他照吃不误。 王安石对日常物事视若无睹，他究竟想些什么呢? 王安石给皇帝写过一封九千多字的长信《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苏东坡也给皇帝写长信。 北宋士大夫，直接给皇帝写信的，远远不止他们两个。而这些大臣们未必担任着谏官、言官。他们通盘考虑国家大事，有了想法就写信，观点丝毫不隐瞒。大臣之间的争论更是家常便饭，有时在皇帝跟前也大吵大闹。 广开言路，是赵宋立国之本。士大夫说错话不治罪，干坏事不砍头。谏官们甚至可以“风闻言事”，不必对言论的真实性负责。唐朝的谏官属丞相管，宋朝的谏官则直接受皇帝的领导。大胆说话，有制度保证。高官多是文化人，而文化人相对单纯，培养政客的多重面孔有难度。文人学者，于治国理念上往往是一根筋。不善于见风使舵。要他转变立场，除非你能够说服他。良好的修养源自长期的学养：他满脑子子曰诗云，很难一肚子坏水。 人文修养好，当官不乱搞…… 王安石绞尽脑汁写长信递上去，未见回音。仁宗既不在便殿“召对”，也不叫宰执传话。王安石为此苦闷了半年。他了解仁宗，老皇帝想保持现状。可他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仕宦二十年，担心来日无多——谁知道老皇帝能活多久呢? 信中有些句子，后来广为流传：“臣于理财，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王安石以理财为先的变革思路露出了端倪。朝廷不是缺钱吗?为什么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宋仁宗不理睬王安石的变革长信，但对安石本人是信任的，委以重任，叫他出使辽国。整整一年，王安石经河南向河北，饱览了塞上风光，绕道返回，写诗无数。对一个诗人来说，这当然是美差。 回京述职，受表彰。朝廷命他同修起居注，待在皇帝的身边，记录天子的言行。这莫大的恩宠，一般官员求之不得，可王安石不受。他上了七次辞状，隔数月，又上五次辞状。朝廷不允。双方拧上了。朝廷的官吏把敕书送到他家里，四处寻他不见：原来他一直蹲在厕所里。官吏左等右等，不耐烦了，将敕书放在桌上，扭头便走。刚走到大门口，忽听身后脚步声急，那黑脸虎头的王安石追了上来，硬将敕书塞还官吏。 这件事传遍了百官。王安石辞官的次数和方式，创下官员之最。 他不愿到老皇帝身边去修什么起居注。 朝廷终于让步，改命他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舍人院办公，起草诏令。他接受了。 皇帝下诏，由翰林学士负责文字工作，俗称“撰词头”。能登翰林院者，自是笔力不凡，他们起草的诏令，不单富于文采，更有个人发挥。这一类文章，现散见于宋人文集，翻翻颇有趣。很有些官方文件，可作美文欣赏。 王安石任知制诰两年多。 老皇帝居于深宫，偶尔露一回面，接受百官朝拜。他的身体状况是国家机密，太监们讳莫如深。王安石又忍不住了，写《上时政疏》，批评皇帝说：“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财力日以穷困。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 和上次写万言书一样，皇帝没理他。 值得注意的是，此间的王安石尚看重风俗。几年后苏轼反对新法的一大理由，却是指责他破坏风俗。 嘉祐八年(1063年)，皇帝终于死了。 这一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他辞去官职，回江宁(金陵)丁母忧。三年内，一心感念母亲的大恩，把朝廷抛到脑后。宋朝的丁忧制度十分严格，除了皇帝，所有的人都必须丁忧。丁忧也叫服丧、居丧。对官员来说，丁忧还意味着，任何官职都是可以由别人来顶替的。丁忧之时，社会身份悬空。 王安石是孝子。他一直睡在母亲的灵堂，地上只铺点麦草。守孝之人不能把自己弄舒适。冬天也是这样。入夜，一根烛，几卷书。三年一千天，烛光照着这个怀念母亲的中年男子。他瘦了，也更黑了，眼睛的亮度却有增无减。他研究经学、史学，揣摩人性，猜想五行。他开始创立自己的学说：荆公新学。 丁忧，挺好。 有个太守朋友派人来送信，王安石正席地而坐。送信的人只当他是府中老仆，把信给他，要他呈送学士。王安石接过信拆开便读。送信人大怒，呵斥道：大胆仆役，这信是你能拆看的么?旁人急忙提醒：他便是舍入院的王学士呀。送信人惊出一身汗，顾不得叩头谢罪，转身便走，边走边嘀咕：好个王舍人，好个王舍人…… 舍人，学士，在宋朝是了不得的称号。类似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居丧期满，朝廷以原官召回王安石，他以身体差为由，拒绝赴京。诏令屡下，他屡辞。双方又拧上了。朝廷不能强迫他，更不能开除他。不独王安石，其他官员也常有这种情形，包括一些小官。 仁宗之后的英宗，是个病歪歪的皇帝。朝政交给他母后。 蓄志已久的王安石，对这病人和垂帘听政的妇人不感兴趣么? 他闲居江宁，拿一点俸禄，开几间课堂。授徒讲学，名播四方。古之圣贤皆如此。 江宁一带及附近州县，常有官员向他通报各类政务、吏事。 他关注农民，写诗感慨农民的非人处境。高门大户罕有他的身影。 他每天熬夜，一支笔在纸上随意画着。 朝廷使者从汴京来了，手拿诏书怀揣官帽，一路羡煞多少士子。而王安石待之以礼，拒之以辞。视富贵如粪土，拿朝廷当儿戏——江南江北，盛传着他的离奇故事。仕途那么窄，想挤上去的人又那么多，要做上京城的高官，更比登天还难。所有这些世俗的东西，王安石无动于衷。 他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莫非一点不心慌? 牛形人视物如射，可能已经射到了历史的深处，并以此建立自己的座标，把握自己的历史机遇。这大概就是所谓高人。高人的特征是历史感强，对时间的感觉异于常人，他眼中的十年二十年，只在弹指一挥间。而常人的目光能抵达一二年就算有远见了。 辞官，讲学，行事古怪，三件事带给王安石一个相同的结果：提升知名度。这中间有自我炒作的成分么?人活世上，总有追求，不求利，却可能求名。古今圣贤，谁见过无名氏的身影呢?连隐士都会在儒家圣典《论语》中留下他们的大名。孔夫子讲隐士谈逸民，时时显得很恭敬。 如果没有宋神宗，王安石会隐于江宁么?这事儿难说。他写诗做学问的劲头亦大，朝文化的方向努力，或能成一代宗师。 世间事多偶然。必然性远不能解释一切。 江宁的几年，王安石显然做了两手准备。如果英宗寿命长在位久，他的政治抱负很可能付之东流。 他在钟山唱歌，在金陵街头踽踽独行，一副隐者姿态。他喜欢骑毛驴，山道上晃晃悠悠，腰间挂个小号酒葫芦。他不算卦。时常在驴背上望天不语。山风吹来了山雨，淋湿他的三寸胡须…… 天气多变，人寿无常。英宗很快死掉，神宗坐上龙椅。王安石在江宁写了一首耐人寻味的《古松》： 森森直干百余寻，高入青冥不附林。 万壑风生成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 岂因粪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 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 寻：八尺。廊庙指朝廷。王安石自视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跃跃欲试了。他还不是一般的大树，孤标直上，插入青云。乾坤给他生长的力量，地上的粪壤不值一提。 王安石盯上了血气方刚的宋神宗。 3 宋神宗年少时读书用功，一如王安石。他叫赵项。二十岁当皇帝，面对百官常常显得忧心忡忡，眼睛在几个宰辅大臣身上扫来扫去。唐介、赵拤、曾公亮……他们都老了，面皮打皱，齿落发稀，走路慢吞吞，上朝要打瞌睡。 神宗做太子的时候，最不想看的就是父皇英宗的病容。国家就像病人。这话是苏轼讲的，他印象很深。当年宋太宗被北方的契丹人追杀，身中两箭，侥幸逃脱；随行嫔妃却被掳走……神宗对臣下提起此事，泪流满面。这是国耻。而眼下却年年向北辽、西夏输金求和。堂堂大宋帝国，一百多万军队，这算什么事儿啊! 然而富弼对神宗的复仇心理不以为然。神宗召富弼谈话，从正午谈到黄昏。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恩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干戈一起，所美祸福不细。” 神宗默然。 老臣看出这年轻人锐意勇为，心思都写在脸上，又提醒说：“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附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之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 神宗点头。 这段话，显然是这位三朝重臣的经验之谈，是行之有效的帝王术。富弼不愧是老狐狸，他知道该怎么点拨新皇帝。为人君者，不能动声色，必须显得莫测高深。人君当如天，天不语，却对天下善恶洞若观火，以和风扬善，以雷霆罚恶……宋神宗年少有志，又身处一群学问、智慧均系一流的大臣之间，成长迅速。他虽然二十岁登基，给人的感觉却已有几分老成。不能以通常意义上的二十岁去判断他。 当然，宋神宗的意志力的运动方向，还是可以称做血气方刚。他身体好，精神抖擞；对美女兴趣有限，也许是因为来不及上瘾。旺盛的精力付与纷繁的国事，血气一冲十八年，终于未能持久。 王安石这个名字，对神宗来说，几乎如雷贯耳。他有个近臣叫韩维，议事常有精辟之语。他表示赞许时，韩维总是说，“这不是我的观点，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讲的。”而京师盛传王安石的大名，甚至有不少高官视之为“圣人复出”。神宗迫切想要见见这位百年不遇的高人，诏下，却遭到王安石的婉拒。 神宗纳闷了：这王安石对先帝这样，对朕也这样。真有病呢，还是挟名自重另有图谋? 高人本难求。刘备求孔明，三顾茅庐方请得大贤出山。神宗不生气，复命王安石任江宁太守，王安石没上辞状，接受了。 王安石此举，可能真有点玩弄高人名头的意思。他掌握主动，也把握分寸。如果拒绝做江宁太守，他就过分了，惹神宗生厌。高人之为高人，来点手段亦正常： 高人的“出”，有讲究的。《古松》一诗说：“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这话反过来说：世有良匠，稀世大材就亮出躯干任他砍伐。王安石已经做好被砍伐的准备，但朝廷人事复杂，他这一出，务必直抵皇帝左右，不能按常规一步步往上爬。政治时机稍纵即逝，等他爬到皇帝身边，一切已是明日黄花……姜太公、诸葛亮也是这么考虑的吧?高人的高明处，就是要打破常规，决不能从基层干起。 由此可见，技术层面的政治智慧，在宋代，已经高度发达。 神宗想着王安石，王安石也想着神宗。君臣二人却不能见面，神交而已。王安石学姜太公一点不着急，稳坐钓鱼台。人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牛形人把牛劲按下，气定神闲的样子，治理州郡毫不费力。他坐等年轻皇帝的召唤。 我读王安石的史料，发现此人的确有些招术。他是诗人、学者，却又能对政治老谋深算。而这两种东西由它们各自的惯性所推动，向来不易糅合。也许北宋有这个气场。文人主政绵延百年，生长出奇特的、令后世感到惊讶的脑袋，并且不是呈单个，是长出一批。学术与政治，尚在分流的途中，尚有产生交互作用的空间。 黄庭坚说：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 这模样酷似阴谋家。但王安石谋国不谋家。政治手段服务于他的政治理想。 他在江宁，几乎独自勾画着重振帝国雄风的蓝图。 而蓝图一旦实施，所有的人都将大吃一惊。 宋神宗果然忍不住，频频问他的大臣：王安石这人怎么样? 神宗的言下之意是：王安石能当宰相吗? 皇帝这么问，他希望得到的回答一目了然。朝廷官员，谁都关注着新皇帝的每一个念头。其中不乏揣摩之辈：思绪和皇帝保持一致。揣摩这种心态的流行程度，历来是检测官场风气的有效试剂。揣摩风行，真相消隐。揣摩生附会，附会生阿谀。上级想听奉承话，下级便苦练阿谀本领。大家都来揣摩，揣摩就必有竞争。 立国百年后的神宗朝，揣摩未成气候。 赞成王安石当宰相的，倒不是附会宋神宗。宋人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舆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司马光直接给王安石写信，称：“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成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立可致，生民成被其泽。” 安石为宰相，朝野呼声大。温公对荆公，评价尤高。 然而朝廷反对的声音也很大。左相韩琦对神宗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参知政事(副相)唐介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天下必困扰。” 看来京师的大臣，对隐于江宁的王安石不是不了解。 最有趣的是侍读(皇帝的老师)孙固，神宗接连四次问他，王安石究竟怎么样?孙固每次的回答都一样：“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其人也。” 最后一次，他索性写在纸上，懒得再费口舌。 孙固，《宋史》有传。单凭上述记载，他就显得可爱。 皇帝的意图碰上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 这事儿耐人寻味。 宋神宗一如唐太宗，被他心直口快的臣下搞得不愉快。不愉快却要忍着。宽松的格局得来不易，既定的言路不可堵塞。他要珍惜。他也必须珍惜。 熙宁元年(1068年)，诏下，召王安石入京为翰林学士。朝野紧张关注着。王安石似乎不当一回事儿，迟迟其行，途中又走了几个月，写诗，会友，游山戏水。 高人之“出”，何其潇洒。 王安石抵京，刚到阁门报到。神宗就“越次召对”，破例在便殿和安石谈话。由于事关重大，这次谈话被后世学者反复书写。王安石一身破官服，气宇轩昂入宫。太监带路，一路上都在讨好他。 北宋大臣厉害，太监说话像蚊子叫。这一点，盛唐也是望尘莫及。 神宗对王安石的穿戴早有耳闻，此刻微微一笑，表示理解。 神宗赐坐，安石也不推辞，在龙椅前坐下。 神宗问：“治国以何者为先?” 安石答：“治国以择术(统治术)为先。” 神宗问：“唐太宗如何?” 安石答：“陛下当师法尧舜，唐太宗何足道哉!” 神宗说：“愿闻其详。” 安石侃侃而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晓，以为高不可及耳。” 神宗不禁动容，趋前说；“卿再言之。” 安石捋须而笑：“陛下倒不必急在一时。今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可谓不多矣。而虑无人助治，是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即使有贤人，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 安石说到兴奋处，连比带划的；又起身踱步，双目闪闪发光，两臂交叉挥舞。这情形，仿佛再现了诸葛亮在茅庐中对刘备的那一番高论。国家的未来，只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安石忽然朝殿门走去，神宗急忙唤他，好像担心这位贤人“卷怀而去”。 安石退。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是他写给皇帝的第二篇大文章。第一篇写给宋仁宗，石沉大海；现在写给宋神宗，石破天惊。文章在历数了朝政的各种弊端之后，总结说：“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日人事，亦天助也。” 高人高论。当时除了王安石，也许再无人把话说到这种程度，尖锐，难听。国家百年承平，三分在人事，七分在天助。换句话说，国运长久不过是碰了运气而已。神宗前的英宗、仁宗，他们近五十年的文治武功，几乎被王安石一笔勾销。 伏惟陛下知天命之不可常，知人事之 不可急，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神宗把王安石的奏书连夜读了好几遍，热血沸腾，夜不能寐。有几个关键词，火苗般在他眼前跳动：“变风俗，立法度。…当务之急，理财为先。” 翌日上朝，百官济济一堂，神宗只看见王安石，只听到王安石发出的声音。朝堂孕育着大风雨，所有的官员都面色凝重。 退朝时，神宗又留下安石单独谈话。 皇帝的心思，昭然若揭了。王安石的治国主张，以“邸报”(官方小报)的形式流布于京师。变革的细则未出台，其方向，其力度，已令人拭目以待。 高人之“出”收效显著。七月，王安石游汴梁八角镇的西太一宫，三十多年前他随父宦游到过此地。他在道观的壁上挥笔题六言诗： 三十年前故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诗句含蓄，想说的话都在言外。几十年人事感慨，透出他此时际会风云、即将大展平生抱负的心境。后来苏东坡读到壁上的原作，叹曰：“此老野狐精也。” 然而高人之外另有高人，感觉不对劲了。八月，朝廷按惯例举行郊祀(祭天地)，神宗也依例赏赐中书、枢密二府。他初登皇位，对政务和军事两大机构当有所表示。国库再吃紧，皇帝手上可不能吃紧。多少官员等着这一天呢。针对这件看似不起眼的事，司马光与王安石针尖对麦芒了。 这一年河朔受灾，朝廷为救灾款大伤脑筋。司马光请神宗免了对官员的赏赐，把钱用于灾区。神宗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不同意。他说，国用不足，是由于理财不善，靠节约解决不了大问题。区区万贯赏赐，何必大惊小怪? 司马光冷笑：善理财者，不过是加赋税、刮地皮而已。 王安石摇头：君实此言差矣。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 司马光愤然抨击：真是岂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官府就在民间。变尽法子夺民财，其害甚于加赋! 两个大人物，治国方略严重对立。都是心中雪亮的人，几句对话下来，已知对方路数。老朋友要翻脸，实在是因为分歧太大。原则问题，毫无妥协的余地。不伤及个人私谊是不可能的。司马光从欢呼王安石到抨击王安石，前后不过数月光景。介甫要兴风作浪，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君实怎能袖手?这位胸中激荡着历史风云的大学者，亦能洞察当世。他是主张“养民”的，同时约束全国的官吏，使他们各守其责，厉行节约。也许他此间并无一整套治国的措施，但王安石的变革意图初露，他立刻嗅出了危险，并将自己毫无保留地、迅速地置于安石的对立面。 皇帝面前的几句简单争辩，却有刀光剑影。 大人物的念头，对国家举足轻重。 司马光的个人生活相当简朴，以至造访他的朋友抱怨说，到他家，不要说酒不能足肉不能饱，就连蜡烛也惜着用，一次只点一根。烛台却是皇宫所赐，称金莲烛，能点一圈火，烛照十丈开外。司马光这不是浪费宝物吗?可是去他府上的人，除了苏东坡，谁也不敢提醒他再点一根烛。冬天，造访司马光的人明显减少，因为客人与之对谈，他从不生炭火…… 王安石同样不奢华，他连酒都不喝。近女色更谈不上。一个北宋高官，如果他拒绝酒色，就等于拒绝了高官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而王安石享有盛名，则说明像他这样的异类，尚未逸出一般官员的视线，成为某种怪物。一般官员是既想奢华，又想“圣人复出”，让大宋帝国在百年之后能持续地繁荣下去。 皇帝也这么想。 他对声称“善理财”的王安石寄予厚望。 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王安石究竟有哪些高招呢? 4 熙宁二年初，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同期，请置“制置三司条例司”，神宗当日批准。这是一个全面推动新法的领导机构。三司相当于财政部。新机构放在财政部，表明新法的主要目标是理财，充实国库。这个条例司，显然独立于朝廷的权力格局之外，它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中书、枢密二府的任何约束。变革也涉及军事，最高军事长官枢密史却无权过问。 王安石变法度，先变机构。权力运行要畅通。条例司的人选由他自己定，三员大将，吕惠卿、章布、曾布。就个人能力而言，这三个人确实非常出色。王安石把苏辙也拉进去，任检详文字。苏辙写过一篇文章，痛陈朝廷的若干弊端，王安石表示赞赏，请苏辙参与他的变革大业。 王安石既是变法的理论家，又是实践者。他亲自执笔，笔下“横风疾雨”，书法和书写的内容完全合拍。横风疾雨扫九州 条例司一经组建就异常忙碌，起草新法的工作有序展开，各办公室几乎每夜都是灯火通明。朝廷的其他部门，工作量骤然减少，很多官员闲着没事干，观望的，焦急的，骂娘的，白天佯装镇静、半夜奔走敲门的……百态纷呈。 议论蜂起，举朝哗然。 四月，条例司派出八个钦命提举官分赴各路，考察农业、赋税等，为制定条例提供依据。路，是州以上的有专业区分的行政单位，提举官不专设，因时而定。也许是王安石有意安排，八大提举官，于同一天同一时刻离开汴粱，八支队伍，车盖摇摇马蹄嗒嗒，市民聚道围观，有略知内幕者，悄声散布着朝廷将有大动作的小道消息。 京城百姓的政治神经，向来敏感。 王安石是制造轰动效应的大师。短短几十天，新法已酿成必行之势，邸报一份接一份，山雨欲来风满楼，由京师波及全国。 王安石一口气推出三个大法，交给朝廷讨论。他稳操胜券，因为皇帝比他还急，频频催问他的进展情况。日理万机之余，他独自溜出去，沿汴河散步，穿便服，蹬草鞋，像个山里的老农民。没人认识他，他觉得很有趣。而他心里想的，笔下写的，即将掀起全国范围内的大风暴。他自语、自笑、自露表情，细长的手指头还在空中画着什么符号，旁人怀疑他是疯老头。 王安石对吃穿行毫不在意，面容，身形，比实际年龄要大。 此刻他感世好极了，举国上下，满朝文武，将随着他的念头的每一次波动而受影响。历史高人，雄视古今。高卧隆中的诸葛亮能与他等量齐观吗?区区一蜀国，怎能比大来帝国? 有统计说，当时的人口已近一亿。京师一百五十万人，城市规模和人口数字俱称世界第一。单看巍峨的宫殿、大片的豪宅，人头攒动的街市，繁荣也不假。王安石一心想让这繁荣局面再维系一个百年吗?高人为了高远的目标，要让国家暂时休克吗? 细腻进入王安石的内心世界，非笔者能力所及。 包括他的动机在内的许多事，恐怕已成千古之谜。 介甫这个人，颇善于沾沾自喜。他不介入社交，偶有闲暇就神出鬼没，皇上、部下往往不知他的行踪。可是有一个人一直在找他，见一次吵一次，他躲避，这个人就写信，或在街头堵住他。此人是他最老的好朋友曾巩。当初一同考进士，算来已近三十年。 曾巩反对他，态度极其坚决。说服不了他，曾巩自请离京，放弃京师繁华到遥远的越州去了。曾巩此举，是不想和王安石发生更大的正面冲突。王安石黯然神伤。 但这仅仅是个开头。 王安石搞变法。应该说理由充足。士大夫普遍认同，变法有舆论基础。早在仁宗朝，苏轼就撰文说：“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杰之士，务以其所长，角奔而争利，唯恐天下一日无事矣，是以人人各尽其材……而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 苏轼撰文时二十几岁，议论很精辟。承平日久，各级官员容易昏睡，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北宋官场有个流行词：享国。皇帝享国，官员享国，到处都有歌舞宴乐的享受。到神宗朝，享国一百年了，日子真舒服。然而“三冗”问题日趋严重，国家财政空虚，一旦打大仗，凶多吉少。王安石说：百年无事，亦天助也。但是天命这东西却是猜不透靠不住的。百年之后，还能支撑多少年，谁的心里都没数。皇帝希望江山永固，却又难以回避摆到明处的历史现象：汉代江山姓刘，唐朝江山姓李，大宋江山姓赵，往后姓啥呢?多少皇帝啊，国运长的几百年，国运短的几十年，甚至几年…… 变革是大势所趋。但怎么变，又是一个大问题。渐变还是骤变，对天下苍生，“所关祸福不细”。 二者有如冰炭不容。 苏东坡终其一生，是坚定的渐变派。他形容渐变说：要让白昼不知不觉变成黑夜，不能从酷暑一下子跃人严冬。 牛形龙睛包公脸的王安石，大力推行骤变。这头野牛要发足狂奔，牛车上拉着大宋帝国、几千万黎民百姓。 谁是谁非呢?数百年来，学者们争论不休。 王安石动作快，上半年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下半年，三个大法出台。 七月，颁行均输法。 九月，颁行青苗法。 十一月，颁行农田水利法。 另有涉及徭役、商贸，军事的免役法、市易法、保甲法、方田法，正紧锣密鼓地炮制着，书写着。据说条例司的官员，除了苏辙，全都受到王安石书法风格的影响，横着来竖着去的，宛如风雨交加。 高人率领着一批年轻人，呼哧呼哧拉大车。高人捋须而笑，年轻人活蹦乱跳。可是这拨年轻人却大半是小人。他们天生是小人么?未必。急于进身，迅速往上爬，才使他们摇身一变而为小人。王安石亲自排练的大戏，自定为英雄角色，岂料小人七手八脚把他变成悲剧人物。这个后面再谈。 王安石倚仗皇权顺利了，朝廷大臣步履蹒跚。 针对五位执政重臣，当时的官场流行五个字：生老病死苦。怎么讲呢?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拤苦。 曾公亮七十一岁了，长期做宰相，养成了凡事悠着点、观风向看局势的作风。王安石这么搞，他不表态。可是新法与反新法的斗争必然激烈，有着敏锐政治嗅觉的曾公亮，不得不掂量他还有多少“悠着点”的空间。 富弼明确反对王安石，对皇帝说：“大抵小人唯喜生事，愿深烛其然，无使有悔。”神宗听不进去。生事有啥不好?不生事坐享富贵就好么?不过，神宗对富弼这位三朝老臣非常尊重，虽然他心里偏向王安石，却对富弼礼数周到恩宠有加。变革大业，神宗希望富弼帮他一把，可是君臣的心思不对路，各自的殷切希望都落空。王安石春风得意马蹄疾，富弼脚痛，数月不出家门。他上章十几次辞相位，做个地方官。神宗不得已，终于批准。老臣临行 唐介对王安石有宿怨。他是火爆脾气，口才一般，偏偏喜欢辩论。当众与王安石辩新法是非，辩一次输一次，回家生不完的闷气。恶气憋成了背上的恶疮，竟然一命呜呼。 唐介死了，赵抹冲上去，也和王安石辩论，还是辩不赢，气呼呼回转阁内，弹指叫苦。熙宁二年，赵抹叫苦不迭，执政办公室，人人听够了他的唉声叹气，看够了他的愁眉苦脸。次年乞外放，到杭州做了知州。他叫苦，倒出了苦水，庶几避免了生恶疮…… 王安石作为新法的理论家，非常能辩。四个执政，没一个是他的对手。赶走三个，气死一个。他在家里练习辩术，墙上一大堆论敌的影子。去掉四个，又生出五个……司马光苏东坡范纯仁，个个是顶尖高手，王安石能逐一将他们打败吗?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正直、博学均如乃父。 还有老上级韩琦，还有恩师欧阳修…… 究竟是为什么，熙宁新法招致这么多人的反对? 先看影响面最大的青苗法。乡下的农户，每年到了正月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向地主借贷，夏秋还钱，半年加息三分以上。青苗法从地主手中夺利，以官方贷款取代私人贷款，半年取息二分。王安石的本意是好的，抑制了地主，又减轻了农户债务。他以前做县官州官，搞过试验，很成功。但青苗法推行全国三百州，问题层出不穷。首先是地方官吏为政绩搞强行摊派，并暗中加息，勒索农民。农民还不起官债，举家逃亡，官府派人追捕，关进监牢。逃亡的农户多了，青苗法的补充措施紧急出台，将十户农民结为一保，其中若出现逃亡户，其他农户要赔偿逃亡户欠下的官债。这就把富裕户也牵涉进去了。一户跳墙，九户慌张……其次，一般农民没见过大把的钱，贷款到手，心花怒放。尤其是那些不知艰辛的后生，一溜烟扔下锄头就跑，进城吃喝嫖赌，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再也不想回家。苏轼写诗形容：“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再看让朝廷获利最多的市易法。这是王安石的商贸大法，把原本属于商人的利润收入国库。汴京是商品集散地，商人做买卖，大小商家各有赚头。王安石让官方资本进入市场，成立“市易务”，等于购销批发总公司，兼营银行业和典当铺。资本的运行有权力作后盾。商家须从总公司进货，或用现款，或以财产作抵押。货源和批发价均由官方控制，商人的利润空间大大萎缩，亏本的，破产的，不计其数。可是生意还得做下去，商人不做买卖，难免要喝西北风。于是，年复一年的，大宗银子源源不断流入官府。王安石兴奋之极，下令在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全面铺开，设市易务，而京城的市易务升格为提举市易司，掌控全国的下属机构。 变法的第一炮：均输法，也是在商人手中夺利。 另外，王安石大搞专卖，盐、铁、茶、酒、绢、矾等，由官方严格控制。这些物资，以前也专卖，但民间私贩多，朝廷管不过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物资的巨大利润，朝廷与民间共享。王安石要调整这个绵延百年的利益格局，不惜动用各地的军队打击私贩，确保专卖。抓人，甚至杀人，后者通常针对有武装的私贩。有一年，单是两浙(浙东、浙西)地区，因贩私盐而入狱的就多达一万七千人。产盐地的人，竟然三月不知盐味儿，深山老林也禁卖私酒…… 免役法，方田法，均有生财的高招。前者一改大多数民户须服徭役的“差役法”，人人可免役，但要按户等出助役钱，以前受照顾的贫下户，单丁户，女户不免；后者通过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登记造册，按地势及土质优劣定税额，严防土地隐瞒和偷漏税。因北宋瞒报的土地数额巨大，方田法收效显著。 保甲法，则是王安石的民兵制度。规定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挑选有财力和能力的人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副保正。每户选一丁，农闲时操练武艺。每一大保选出“巡警”五人，捕捉盗贼，强化治安。保内出现了杀人越货的罪犯，知而不告，连坐治罪。按王安石的设想，这个遍及天下的民兵组织，和平时期维护秩序，打起仗来补充正规军。 保马法，农田水利法，都是调动民间力量的思路，节省财政开支。 同时整顿军队，“减兵习战”，深得宋神宗赞许。 “介甫终日目不停转”，他在江宁一待五六年，脑子里转的东西，大抵如上述。有些源自古法，比如青苗法源自周公的“泉府”，市易法取自汉武帝倚重的理财高手桑弘羊。熙宁年间十来个新法，此二法为重头戏。安石看古书，直接看到当下。令人诧异的，是他坐在书斋里想出来的新法大都具有操作性。没有讨论草案的班子。从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新法出台，仅半年光景。一经推行，翻江倒海。高人的确有高招，善理财不是编故事。一张大网撒下来，民间财富藏不住。赵宋立国百年，好比一潭深水，大鱼老鳖有的是。王安石的龙睛能穿透深水，小鱼小虾悉数打捞。犹如巨鲸张口，一次就能吞下成吨的鱼类。 国库看涨，皇帝高兴。 年轻皇帝想打仗，雪宋太宗之耻……照宁三年(1070年)的正月初一，王安石写了一首《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屠苏：屠苏酒。古人元日相聚，习饮此酒。瞳瞳日：太阳光辉灿烂。桃符：桃木板上画门神，驱邪气，图吉利。新年换新符，迎接万象更新。 诗写得轻松自在。王安石心情蛮好。新法初试锋芒，一切都在预料中，包括反对他的声音。干大事，成大业，没人反对才叫奇怪呢。波及全社会的重大举措，势必伤害一些人的利益。这很正常嘛。古往今来皆如此。辅佐成王的周公旦那么厉害，不是还有一群小人围着周公狂呼乱叫吗?王安石觉得自己跟周公不相上下了。牛形人奋力向前，身后拖着庞大的帝国。一亿人啊，这可了不得，城市人口两千万! 王安石破例喝了酒，醉醺醺满街走。这是他快乐的小秘密：神不知鬼不觉，溜出家门，离开阁门。衣衫破旧如当年，甚至跣足、散发、不洗脸。吕惠卿为他介绍了一种洗面的方法，用芜荽汁反复洗，效果好。王安石模仿孔子的语气说：“天生黑于予，芫荽其如余何?”又有朝廷太医想为他去黑，说他的面色是“垢汗”所致，建议用澡豆，一洗了之。王安石说：“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余何?” 这头大黑牛，难怪人称拗相公。 这一年他五十岁，知天命了。自负三十年，视天下为流俗，以“三不足”安身立命：天命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他的战斗口号，又拿去做官员考试的文章试题：几个大臣联名上奏，乃止。 天命，人言，祖宗法度，对所有官员都具有神圣性，凛然不可犯，比皇命更要紧。王安石这头黑牛“敢当天下先”，一代高人，玩历史于掌股之间。 然而大戏刚刚拉开了序幕，高潮在后面。 5 王安石熙宁变法，主要想触动两种人的利益：一是大地主，二是大商人。当时土地兼并普遍，商业竞争激烈。乡下的富豪，城里的巨贾，呈迅速生长的态势。王安石眼力好，看透了这一层，集中火力向这两个强势集团开战。江山是皇帝的江山，国库焉能空虚?把商贾和地主的利益拿走，在他看来倒是顺应了天意：皇帝就是天子嘛。他的变法思路，不同于范仲淹的，是并不触动“冗官”。他甚至反对节约，提倡官员享受，得到应得的俸禄和赏赐。也许这是他减少变法阻力的一种策略吧?范仲淹的失败，败在他首先拿官吏开刀，使本来支持“庆历新政”的宋仁宗，迫于形势翻脸，将其逐出京师。 王安石为官，一辈子廉洁自律，却对部属宽松，全不计较小节。吃点喝点，玩玩娱乐场所，他佯装没看见。他是工作狂，倒鼓励他手下的年轻人准时下班。若加班，一定奖赏丰厚。他的人才观，是把才干放在首选。几员大将，吕惠卿在朝廷可以说臭名远扬，因他公然宣称，除了王安石通通不买账，章悻是其父亲与其岳母的私生子，是能量巨大恶名昭彰的魔头，李定公然不服母丧，闹得全国舆论总攻击，沈括阿谀奉承、下绊子插软刀的本领，和他广博的学问不相上下……这些人在条例司活跃得很。王安石领导他们，通过他们又掌管几十个后生，在熙宁之初的两三年内，工作效率奇高。黑牛弹琴，“百兽率舞”。 王安石看重的德，只限于部属忠于皇上和他本人。这一条决不含糊。却也形成了他的软肋，经不起攻击的。 王安石一手掀起的新政风暴，对一般官员并无损伤；对部属，更提供了进身的快速通道。可是令他想不到的，是几年间腹背受敌：官员在前面横身挡路，部属在身后反手捅刀…… 条例司一群干将，唯有苏辙，是公开反对王安石。君子对君子，争锋相对在明处。青苗法试行之初，苏辙认真研究后，发现弊端甚多，建议王安石要慎重。王安石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可是过了，一个多月，京东转运使王广渊禀报：“放青苗钱，年可获息甚巨。”王安石决定向全国推开。苏辙几番与他争辩，力陈青苗法将 对农民造成莫大的伤害：“虽日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然而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目深，民受其害!”王安石不耐烦了，反问苏辙，你想换个部门工作吗?苏辙一气之下递上了辞呈，并上疏皇帝：“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另除一合人差遣。” 苏辙被调到河南府做了推官。 当时苏辙三十二岁，苏轼三十五岁。兄弟二人服父丧，在老家眉山丁忧三年，刚回汴梁不久，双双卷入反对王安石的斗争。按今天某些人理解的官场路数，他们回到久违的京师，应该观察动静，辨认风向，以免仕途栽跟头。王安石的权力如口中天，他们不趋附也罢了，却又何必赤膊上阵对着干?这里边究竟藏着什么玄机? 答曰：无玄机。 一切皆坦然，可以摆到阳光下的。兄弟二人，由他们的修养所决定，把天下苍生可能遭受的灾难视为自己的灾难，条件反射般地跳起来了。儒家文化的精髓注入血液，使他们有了一种“文化本能”。达则兼济天下，这可不是奇怪的高调，脱口而出的空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话意味着：文章和道义，具有某种源头上的亲密关系。只有在源头上方能理解，何为知识分子的超越意识；只有在源头上方能领悟，为什么说百姓的幸福重于泰山，而区区一顶乌纱帽轻如鸡毛。 语言，潜藏着人类生活智慧的全部密码。 苏轼、苏辙，价值观一致而性情迥异。苏轼激烈，苏辙温和。苏轼猛打猛冲，苏辙稳扎稳打。兄弟俩官都不大，而影响力非同一般。尤其是苏轼，越职言事，超常发挥，变换攻击策略，调动他的浑身解数抗击王安石。熙宁初年的汴京城，数他最忙：史馆发议论，写奏章，两上皇帝书，三敲宰相门；面对宋神宗毫不客气，联络高官结成统一战线 不过，我们先看陕西人司马光，如何狠斗王安石。 司马光长期治史学，是个绵里藏针的人物，混合了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而政治原则性有如钢铁。王安石从江宁到汴京，他曾为之欢呼，给予极大的舆论支持。御史中丞吕诲对王安石早有防范，袖章(奏章笼于衣袖)弹劾，司马光还说：“众喜得人，奈何论之。”可是时隔数月，司马光感觉不对劲了，立刻对王安石倾力发难。二人本是老朋友，又同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皇帝的左右二膀……可是这些“关系”，一夜之间变得一钱不值。道不同，要反目。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司马光连写三封长信，要王安石悬崖勒马、“改过从善”，在他看来，一系列新法必将置天下人于水深火热之中。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变暴敛为巧夺，使“财聚于上，而散于下”。司马光眼中的王安石，已经是另一副面孔了： 用心太厚，自信太过……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毁之! (司马光《与王介甫第一书》) 司马光是保守派，而保守并不是贬义词。一个国家能延续百年、“粗至太平”，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很多东西值得保存并守护。守护是说：护送成功的经验到未来。所以，保守本身就具有前瞻性，保存、护送而出色者，有能力打通历史与未来。保守与激进，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把握度的分寸，其难度，大干保守或激进的抉择。 三封长信七八千言，总结出王安石的四条严重错误：生事、征利、侵官、拒谏。而所有这些，已经导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写到最后，司马光提醒这位昔日的老朋友说：“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 介甫不以为然，不相信他一手提拔的亲信会出卖他。 他回信反击司马光，《答司马谏议书》，称得上一篇好散文，立论明确，论据清晰，情绪饱满又不温不火，变法之志因受到强劲攻击而愈加坚定。信中说： 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至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干入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矣…… 王安石表示，不可能如司马光所言，“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熙宁诸法，开弓没有回头箭。 二人尖锐对立，半辈子友谊难以为继，绝交不可免。 司马光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力敌新法，要“救天下之民”。王安石也强调“膏泽斯民”。看来都是以民为本，但谁更真实呢?不可能二者皆真实。一方为真，另一方必定有假。 没过几天，神宗的御座前又有一场争辩，吕惠卿出场，王安石旁观。吕惠卿辩不过司马光，转而恶语相向，进行人身攻击，闹得皇帝出面调停。司马光始终“气貌温粹”，而吕惠卿睑铁青，手发抖，骂人之后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 旁人议论说：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仔，怎生厮合得著! 王安石一直不动声色。他不能在气度上输给司马光。 这一年王安石正式拜相。而神宗施行平衡战略，升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不受。他上章对皇帝说：“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 这一段载于《宋史?司马光传》的话，今天读来，亦令人十分感动。司马光真是一位好官。这番话也是下赌注：以自己的名望和才干，促使皇帝调整治国大略。如果皇帝采纳他的意见，他就留下。否则走人。留在枢密院，必定配合王安石，他做不到。而走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家几十口卷铺盖，离开生活了若干年的繁华京师。 神宗不作正面回答，这“不回答”却已经回答了。下旨，旧命重提，请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再上辞状，以含有忠告和警告的口吻对皇帝说：“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 司马光断言：“十年之后，百姓无复存者矣。” 百姓不复存，跑光了死绝了，君王皮将焉附?不知道宋神宗读了这个辞状会怎么想。 司马光走了。去洛阳一待十五年，埋头写他的《资治通鉴》。无力改变本朝皇帝，且做后世帝王师…… 满朝文武关注他的离去。各部门“大抵默默”，唯有条例司拍手称快喝酒庆祝。王安石去掉了最大的对头，赶走了三十年的老朋友，既高兴，又惆怅。条例司的庆功宴他不参加，独自溜上街头。 高人击退了另一个高人，那滋味却有点怪。汴河旁杨柳下，王安石回想着御史中丞吕诲的那张脸。吕诲曾于四、五月两度弹劾他，言辞比司马光更火爆： 臣伏睹参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阴贼害物……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切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吕诲列出王安石十大罪状，弹章却被神宗封还。吕诲乞外调，六月举家离京……王安石此刻的思绪，跳跃于吕诲、司马光之间。谏官走了， 对头走了，宰执大换血，宰相府枢密院均听命于他。朝堂之上，唯有他一个人的声音才是声音，其他的声音都灭掉了。黑牛、野牛、铁牛、蛮牛……四蹄对付八方，双角抵垮劲敌。王安石有过一丝一毫的反省吗?也许有吧。然而高人行事，哪能中途改弦更张?他自视为一头巨牛，足踏大地头撞青天，奋勇向前。 司马光将行，神宗请吃饭，希望他举荐一名谏官以替代吕诲。司马光举苏轼。神宗当时应允，下来转问王安石，王安石一口否定。苏轼这种人，比吕诲更难缠，怎能让他当谏官? 神宗无奈，只得“听命”于王安石。铁腕宰相说一不二。 其时苏轼任职于史馆。王安石不让他当谏官，就能阻止他发出声音吗? 王安石心里，委实没底。 熙宁三年将结束，又是新年将至，王安石还有心情写去年《元日》那样的诗吗?他感到奇怪的是，接连几夜做梦，梦里都有苏轼。苏轼化身为大力神，手执铁绳来套他的牛脖子…… 王安石拜相前后，苏轼两次上书皇帝，一次与皇帝直接对话。言辞尖锐激烈，对皇帝丝毫不留面子。今天读来，真是令人感慨： 这里，孟子的“民贵君轻”浮出水面。 达则兼济天下。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熙宁新法来势太猛，激活了潜伏在士大夫血液里的“文化本能”。反对王安石是群体现象，从高官到小吏，各个层面都有勇士。姑且不论是与非，单就站出来讲话的勇气而言，已经足以垂范后世。 朝廷发不出声音，不少官员就选择离京，到州县，继续和王安石对着干。 查一查史料，例子不胜枚举。 苏轼官小能量大，又“性不忍事”，所以他能超常发挥。仁宗朝他是变革的鼓吹者，英宗朝他在陕西凤翔历练、在老家眉山思考；神宗上台，骤行新法，他亮出反抗者的姿态，和王安石斗争到底，一直斗到他为官各地、万里贬谪岭南炎荒。渐变与骤变不两立。然而苏轼与王安石，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心照不宣的朋友，政治严重对立，文化高度认同。元丰年间在金陵，二人促膝谈心谈不够。这事顿奇特。北宋高人的胸怀，看来不是虚构。苏轼遭遇乌台诗案，王安石在他性命攸关的时刻施以援手。 苏轼反对王安石，何以如此激烈?原因简单：“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安石语)苏轼小时候的生长环境，与王安石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长居蜀地温情环绕，一个随父宦游备尝奔波的艰辛；一个从常识出发，读书破万卷又返回到常识，一个追慕远占圣贤，无限忽略当下，对日常生活之“意蕴层”不屑一顾……这种种差异，最终影响各自的价值观，形成对立。 苏轼并不一概反对熙宁新法，但新法来势太猛，他不可能反对五个赞成三个。针对极端，要用另一种极端反制它。 苏轼年轻，精力旺盛，旋风般在京城刮来刮去，官小声音大，位卑名头晌。朝廷王公大臣，一半是他的朋友，另一半是他的崇拜者。英宗的遗孀高太后，堪称他的“粉丝”。神宗如果忘了吃饭，那一定是刚刚读到苏轼的新作…… 我们来看苏轼反对王安石的理由：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贵。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 苏轼为何这么讲呢?他不赞成国家富强吗?其实这番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所担心的，是朝廷挖空心思夺民财，百姓遭殃。历史上教训多，而苏轼对历史了如指掌。他维护民间的自由贸易，反对官方资本垄断市场，对市易法深恶痛绝。我想，这和他的祖辈在眉山纱毂行世代经营小产业有关，商人赚一点钱，天经地义。再看青苗法，青苗法之前有常平仓和广惠仓，农民青黄不接时，有国家的储备粮平抑物价。这本来挺好，是惠民的举措，而青苗法一颁行，却让农村的富户贫户一同遭殃。国家放债，权力资本运行，“年可获息甚巨”，朝廷是通吃天下的大赢家。 再者，风俗与道德，维系着社会生活，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柔性实力，与军力的强大、国库的充实有异曲同工之效。破风俗，毁道德，将使国本动摇。苏轼是生活大师，能看到王安石的龙睛看不到的生活中的细微层面。 苏轼说：“夫兴利以聚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 朝廷大刮地皮，对谁最有好处呢?对官吏最有好处。苏轼这是跳出自己的利益圈讲话，并且一针见血。朝廷倡导敛财，各部门、各州县必定“兴利以聚”，变尽法子搞钱，绞尽脑汁生财。“利孔百出，不专于三司”——以前财政部门干的活，现在所有的部门都抢着千。官员利字当头，必定横征暴敛，制定各种苛法，滋生众多酷吏。“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害)民。”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谁是终端受害者呢?是皇帝。江山易主社稷改姓，皇帝可能连西北风都喝不成，因为皇权的更迭往往伴随着血腥，他将直接去西天。 苏轼寥寥数语，暗示了这些言外之意。神宗也不傻，能看懂的。 苏轼和司马光一样提倡厉行节约，省费以养财，从皇宫和官员手中取利，以养天下。这些话，私心严重的官吏谁愿听?而所谓私心，是被朝廷的风气给鼓动起来的。人性本自私，但私欲断不可膨胀，社会、文化的一大功能，无非是将私欲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个体的能量要释放，整体的和谐更须维系。所谓健全社会，无非是在二者间取得平衡。如果官风撼动民风，全社会持续地见利忘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动物本能充分调动，丛林法则盛行人世，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怕景象? 事实上，全社会的和谐，对个体的幸福至关重要。义利并重，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大家都变成乌眼鸡。有道德，有风俗，有审美，有情趣，概言之，有生活之意蕴层，或日生括的完整性。短暂者(人)活动于其间，充满劳绩、不避艰辛而诗意栖居，当比动物完全依赖“遗传指令”活动于它的凶险区域，实实在在要强一些。 人是万物之灵，这灵在何处，却需要追问的。这个短句，远不能说已然符合了“充足理由律”。而提问的方式，将带出生存之向度……苏轼的民本思想，同时闪烁着人本的光辉。 苏轼引用孟子的哲学家般的语言提醒皇帝：“其进锐者，其退也速。” 财是聚起来了，却不会放在国库官厅不动。官员要花销，要讲派场。北宋官僚比盛唐更奢侈，一些名臣不免。享国百年之后，还要提高享乐的档次吗?藏富于民，则消耗速度慢，一般小民挣钱辛苦，哪有大手大脚坐吃山空的传统? 十年蓄积的民财，一年就可能被刮走吃空， 所以苏轼对皇帝说，“其退也速。” 《再上皇帝书》火药味儿十足了： 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苏轼对皇帝，一点不客气。“皆不与治同道”等于说，皇帝之所为，全是乱搞一气!照这么强行搞下去，好端端的一个国家，乱亡随之而来! 话说绝了。 然而宋神宗还是不生气。估计是作好了心理准备。新政推行以来，他几乎每天挨骂，习惯了。老祖宗立下的家法，开言路，不治言论罪，这一点他不敢丢。苏轼严厉批评他，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熙宁三年他对苏轼示以恩宠，突然在便殿召对，苏轼辟头就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苏轼还跑去敲曾公亮的门，希望老宰相出面，劝皇帝收手。曾公亮叹息说：“上与安石如一人，天也。” 知谏院范镇，以朝廷第一谏官的身份弹劾王安石，恶斗了几个回合，斗不过，自请离京。苏轼去送行，对范镇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怅然答：“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于心何忍!” 按宋制，官员求去，要荐人代替。范镇举荐的孔文仲，参加了当年的“制科”试，这种考试，通常是升官的信号。孔文仲却在考场上写下九千言，力论新法不当。考官宋敏求定为优异，安石大怒，将孔、宋二人赶出京师。岂知苏轼饱蘸浓墨，手书孔文仲的文章若干份，在百官中传阅。他的书法太棒了，官员们“素阅甚急”，生怕看不到。 王安石狠狠盯上了苏轼。 大宰相看这史馆小官非常的不顺眼。 他的手下谢景温，翻旧账弹劾苏轼，说苏轼几年前在回眉山丁忧的途中用官船卖私货。事情闹大了，韩琦、欧阳修出面，指出这根本不可能，苏轼的父亲去世，包括英宗在内的各方赠银近千两，苏轼一概不收，怎么会官船夹私货赚几个小钱? 谢景温呈报王安石，安石不表态。他不想一棍子把苏轼打死。才华横溢的苏子瞻，打死可惜了。但苏轼必须走。安石与神宗商量，神宗的意思是“与知州差遣”。安石不同意，让他的宰相办公室(中书)另拟一道命令：苏轼通判颖州。神宗改了一个字：通判杭州。 此间的王安石，几乎和皇帝平起平坐。 不过，他倒无意罗织党羽架空皇帝。一切只为国家，他没有私心杂念。家里还是老样子，府第很寻常：一座普通官宅。有人讨好卖乖，请神宗赐给他一所豪宅，他把这个人连降三级。 夫人吴氏又给他张罗漂亮小妾，他大发雷霆。 夜里睡不着，王安石徘徊中庭，凌晨给皇帝写信，希望鲜花丛中的年轻人不要迷女色。君臣合力，让熙宁诸法冲破一切阻力。 王安石犹如纤夫。拉着大宋这条船逆水而上。急流险滩，纤绳勒进肌肉，他咬牙瞪眼不吭气。还使出拳脚，对付一拨又一拨强悍政敌：这个尚未打趴下，那个又冲上来了。今天赶出京师的，明天到地方生乱。清理外部环境刚有起色，内部又闹将起来……王安石纵有三头六臂，比诸葛亮还诸葛亮，可他能把一艘万吨巨轮拉到他的目的地吗? 6 王安石有一首《桂枝香》，咏六朝古都金陵，宋词同类题材中称第一：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首词，情、景、史交融，无疑是大手笔。安石忙于治国，偶尔填词，俱称佳作。波澜壮阔的历史感涌到笔端。他要让大宋帝国江山永续，避免六朝五代的悲剧重演。 然而困难重重，阻力来自各个方面。大臣们原则性之强，出乎他的预料。不是两三个，而是一大批，老中青梯次分明。这些人不惧高压，不怕丢乌纱帽，离京到州县，照样和他较劲。这究竟是为什么?他触动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了吗?难道国库不是日益见涨么?官员们的俸禄(包括灰色收入和地方小金库)有增无减，却非但不领情，反而跟他缠斗不休。 王安石不会意识到，他的对手和他一样，把国家的根本利益摆到了个人利益之上。他触动了根本，这些人才不顾一切反对他。莫非他错了大方向?他拽着帝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王安石勤写日记，少有反思。他的变法思路，可能四十岁就趋于成形了，酝酿若干年，五十岁得以强劲实施。他认为自己看清了历史，真理在他这一边。冥顽不化的是他的对手，而不是他王安石。 对他来说，眼下有两件大事：神宗的态度和变法派内部的团结。先看后者。 变法骨干曾在，曾巩的弟弟，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之初，已在王安石手下工作，堪称年轻的变法派元老。他哥哥与安石闹翻，并未影响他继续留在条例司。王安石称赞他说：“法行之初，众议纷纷，独惠卿与曾布始终不易。”可是到了熙宁七年，市易法在京城试行两年后推行全国，曾布忽然掉转枪口瞄准新法。也许忍无可忍了。曾布上疏皇帝，竟然说：“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他独自上街调查，询问过往行人，又说：市易法“是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所召问行人，往往涕咽。”他还发现官员借专卖做起了大生意：“近差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 曾布越过王安石，直接向神宗报告，安石大怒。而曾布不等他开除，已自行离开了条例司。曾氏兄弟，一如苏氏兄弟。更让王安石着恼的，是他自己的两个弟弟也唱起了对台戏。王安礼，王安国，几乎是他这个当大哥的一手拉扯成人。又送上仕途。他上班很累了，转与家人团聚，希望郁闷的心情得以舒展，绷紧的神经得以松弛，可是安国安礼动不动与他辩论。双方动怒，一度失和：不见面，见了面也绷着脸不说话。 王安石真是很伤心呐。 他手下有个变法理论家，程颢，程颐的哥哥，二程俱为著名的理学家。这程颢像苏辙一样主张变法，王安石将其收于麾下。苏辙率先调走，程颢心里打鼓了。他原是崇尚仁义道德之人，却发现自己糊里糊涂成了搜刮民财的“帮凶”，于是，马上拍屁股走人，携家人到贵州去做小官。贵州的穷乡僻壤，挡不住他的慷慨陈词，一封接一封长信写给皇帝、大臣。程颢站到了“敌人”的阵营里，全身披挂，挥舞着理论武器，单挑王安石。他曾经做过新法的吹鼓手，甚感内疚，所以指斥新法格外起劲。俨然弃暗投明，奋力洗刷身上的污点…… 王安石真是很沮丧呐。 皇帝又如何呢?事实上，皇帝也动摇了。 韩琦罢相后去了大名府，几年间没闲着，走乡串户，做了大量调查，并选择时机上疏皇帝，针对青苗法下结论说：“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神宗本已受到大臣们的夹击，韩琦再来一 重炮，终于身子不稳了。年轻人彻夜不眠。翌日，小范围讲话说：“琦在外，不忘王室，真忠臣也。朕始谓法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 神宗一席话，显然说给王安石听。 王安石火冒三丈，挥笔疾书，狠狠质问皇帝：这么三心二意的，天下事何事可成? 神宗沉默。安石辞职。 君臣斗了一个回合，以臣子的胜利而告终。新政风暴席卷全国，王安石中途撂挑子，神宗可承担不起。于是殷勤挽留，亲往宰相府。安石收回辞呈。 新法继续推行。城里也搞起了青苗贷款，官吏忙着收息或抓人。到处可见神色慌张的流浪汉。大商户冷清，小商户关门。官员得意，百姓颓唐。王安石的眼睛只看国库的进账数字。 熙宁六年(1073年)。一代名臣文彦博借华州山崩，掀起新一轮的舆论潮，称市易法导致天怨人怒。“聚敛小臣希进妄作，侵渔贫下，玷累朝廷。”神宗再一次动摇了。百姓能欺，天却不好惹。“天不祚宋”，大宋皇帝可就惨啦：天下大乱，皇帝滚蛋! 王安石挺身而出，当着神宗的面，伸出两根瘦而有力的手指，“指天而语”：谁知天意如何?人之所为，亦不必合天意! 这惊世骇俗的言语，倒使神宗惊魂稍定。文彦博重重的一击不见效，乞外放，到河阳(今河南孟县)去了。 新法风暴接着刮，风势却已减弱。神宗与安石见面，总是露出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样子。两人几年合谋，以钢铁般的意志谋取天下财利，谋到头，却发现朝廷富了，民间穷了。这不会捅出什么大娄子吧?小民欠官债吃不起饭，背井离多，失掉安全感……他们总有一天要造反。神宗视察国库也不那么兴奋了。用兵北辽，战火烧到河北，他耳边只听见士卒哀嚎、银子哗哗往外倒。古人讲慎用大兵，恐怕是有些道理的吧? 神宗身形不稳：刮出去的风暴又反弹回来，刮到了御座前。 王安石使出牛劲给皇上挺着。 这时候，历史性地出现了两个人，基本上结束了王安石的政治生涯。 郑侠，一个不懂拳脚的真正的侠士，王安石当年的学生，京城毫不起眼的上安门门吏。福建福清人，学识渊博，宅心仁厚。郑侠家里穷，踏上仕途后全家老小眼巴巴望着他。王安石认为他是大才，几次想提拔他，被他拒绝了。原因非常简单：郑侠认为新法害民，拒绝到王安石手下干。如果他去干了，岂不是自读了一肚子圣贤书? 郑侠执意待在上安门，有他自己的考虑。他每天看见大量的流民涌入繁华京师，一再为之震撼。他寻思着，要把他的震撼传人深宫。怎么办呢?写信吗?许多高官写信上章没结果，皇帝要么“留章不发”，要么“封还词头”。他决定画《流民图》，配上文字呈给皇上。估什他是个丹青好手，又倾注了慈悲之心。他的画笔下，有骨瘦如柴的老者，伤心哭泣的大汉，蓬头垢面的村姑，吞吃垃圾的儿童……最悲惨的是官军押着的几个囚犯，可能是一家人，短衣，赤脚，形如饿鬼，身上却还背着拆房子拆下来的椽子：这是仅剩的家产了。郑侠流着眼泪画图，脑子异常清醒。他意识到，正在干着的这件事，就是他的平生伟业!对王安石的这一击，必须一击成功。为天下苦难苍生，他对不住老师，也愧对多年贫穷的家人。 郑侠动用他手中的一点权力，谎称有急事越职上奏，调驿马驰送深宫。宋神宗反复看《流民图》，双泪长流。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都哭着指责他。神宗的弟弟更是恨得脸色苍白，兄弟俩在后宫激烈争吵，神宗动怒说：朕治国无能，你来吧! 说罢，拂袖而去。 此事传入宰相府，王安石一声长叹。手下问，是否将郑侠抓起来问罪?王安石摇头说：不必。 可是吕惠卿却瞒着王安石，以擅调驿马的罪名将郑侠投入大牢。郑侠每日挨打，吃猪食，仕途也毁了。不过他显得很从容，有时还乐得直笑。听说神宗皇帝直接下令停止青苗、市易诸法，开皇家粮仓救济流民，他顿时泪如雨下…… 再看吕惠卿。 吕惠卿这个人，据说很能干，在条例司人称“护法沙门”。他是一辈子都认为自己了不起的那种小人。熙宁初年他宣称：对古人他只崇拜孔夫子，对令人则只知王安石。跟随王安石七八年，他暗暗生出另一副嘴脸，拆主子的台，献媚于皇上。他把王安石给他的亲笔信披露给神宗，信中有“勿使上知”等语，神宗一看脸就黑了。吕惠卿审时度势，眼瞅着王安石受郑侠一击元气大伤，他再施以拳脚，轻轻地一推，便使这牛形巨人仰面倒下。他公开叫板王安石了，排挤王安国，恶斗王雱，并使后者三十三岁就丢了性命。他使王安石伤心伤肝伤脾，因为他最了解思师的身子骨。 郑侠，吕惠卿，一正一邪，终于将王安石推下台。 郑侠继续蹲大狱，吕惠卿蹿上宰相位。 后者脸都笑烂了。变尽法子欺下，硬行“手实法”，比之青苗、市易更凶险；百计罗织党羽，巩固权势。 吕惠卿执政十个月，王安石卷土重来。时在熙宁八年二月。 小人也会失策：他中伤王安石上了瘾，转使神宗生疑。而神宗去年同意安石辞职，实属形势所迫，君臣情深，只不表露而已。小人得志便猖狂，也属规律性的东西，吕惠卿取代了王安石的相位，还想取代王安石在宋神宗心中的地位，实在是不自量力了。多此一举反露狐狸尾巴。朝廷攻他的人一哄而上。神宗面对烂摊子，恳请王安石出来收拾。 王安石从金陵火速回汴京。 吕惠卿被贬出去了。 然而恶狗虽逃亡，尖利犬齿犹在。王安石抖擞精神，重新担起国家的大梁。也许他在金陵的十个月，已有冷静之后的反思，要纠正新法的某些偏颇。犯错的是他，纠正错误也唯有他：他独断专行的这些年，朝廷长出了一茬唯唯诺诺的平庸脑袋——所谓政治生态，往往是这样的。 王安石再度与宋神宗携手，整顿朝政的工作正艰难展开，却发生了一件伤心事，使这强自支撑的铁牛再伤元气，彻底趴下了。 独子王雱一命呜呼。 王安石的这个宝贝儿子，打小就奇怪。五岁的时候，有客人牵来一麞一鹿，问他哪个是一哪个是鹿。“雱实未识，却道，鹿边是麞，麞边是鹿。”他天资惊人，走仕途不凭父亲的恩荫。他对父亲推崇备至，认为超过孔圣人，“光于仲尼”。有趣的是，王安石也认为儿子堪比圣人，时人不无嘲讽地说，这叫“父子相圣”。可是小圣人显然略逊一筹，他讨老婆生下一子，老看婴儿长得不像自己的尊容，“貌不类己”。于是百般恫吓，做鬼脸，作狮子吼，活活把婴儿吓死在摇篮里。这还不算，王雱掉头转与老婆缠斗，逼老婆供出奸情。小两口豁出性命大闹，王安石出面主持离婚，将儿媳判给看门人做老婆。熙宁初，王雱进了条例司，主持《三经新义》的编撰工作，将父亲得意的学术著作改编成科举考试的全国通用教材。工作出色，父亲对儿子很满意。却又担心儿子的坏脾气。 王安石在家里与宾客谈新法，为朝廷大臣的普遍反对而犯愁，王雱从屏风后跳出来证“把韩琦、富弼捉来一刀杀了，岂不省事!”王安石与众宾客愣在当场。 宋人笔记说，荆公治国的主意，不少出自王雱奇形怪状的大脑。 熙宁七年王安石罢相，王留在京师恶斗吕惠卿。次年安石复相，吕惠卿滚蛋，王雱摆出痛打落水狗的架式，连上奏章，猛追穷寇。不料吕惠卿反咬一口，将王雱的一些见不得人事儿抖露出来，惊动神宗。以王雱的性格，干出格事家常便饭，朝廷舆论哗然，更有人借题发挥，攻击复相不久的王安石。 王安石回家，狠狠批评儿子生事添乱。 王雱寻仇，寻得一腔闷气化解不开，背生恶疮，不治而亡。 而吕惠卿贬谪多年后“杀”回京师，官运看好，直到徽宗朝。他活到八十多岁，小人命长。王安石老年丧子万念俱灰。 他再也打不起精神应对万分复杂的朝政。这一年的天空惊现彗星，举国谈彗色变，元老们反应奇快，将他与“灾星”联系起来。 朝廷他实在待不下去了，于是再度罢相。神宗苦苦留不住，他去意已决。 熙宁九年的秋天，王安石秋风落叶回金陵。 不久，宋神宗改国号为元丰，祈望重启国运，百姓丰衣足食。 7 王安石仿佛一夜间就老了，须发皆白，牙齿摇动，走路慢吞吞，看人看半天。初看浑如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其实他做着自我调节，恢复一点元气。他居于金陵城外十几里的“半山”，有个小庄园。他骑驴出行，一般避免进城，因为他的弟弟王安礼做了金陵太守。兄弟间的裂痕修复缓慢。与其见面就争吵，倒不如不见面的好。 春日懒洋洋，王安石在山道上转悠，或骑驴，或步行。一个老兵跟着，没甚言语。驴和老兵轮番引路，走到哪儿是哪儿，安石不问。他对“路”迷茫了，厌倦了。山风忽起，送来了山雨，淋湿老人的白胡须。王安石仰面看云雾，回想十年前的那位际会历史风云的高人。他真的是高人吗?如今，半信半疑的高人吟出两句诗： 当年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做卧龙。 他把这两句写成条幅，挂到墙上。书法依然遒劲。 说到底，他和诸葛亮都未能干成什么大事。 原因何在? 安石却不想去追究了。山风山雨送来了、又刮走了很多东西。历史谁能说清?犹如阴阳五行，变来变去的，无物常驻，一切皆流。 他一心为朝廷，却闹得众叛亲离。 众叛亲离真难受…… 他下决心给因政事而得罪的朋友们写信，一口气写出几十封，写完又踌躇：这些人能原谅他吗?还认他是朋友吗? 他把写好的信都烧了。 有一天他骑驴出去，破例让几个门人跟着。走到山坡上，忽然一声长叹：司马十二，君子人也。“言之再四，众莫知其意。” 司马光排行十二。 王安石喃喃自语：洛阳独乐园的倔老头，你还好吧?你那本大书写得怎么样啦?吕惠卿那小子做宰相时，每月派人到洛阳问候你的起居，你面无表情一声不吭。都说我介甫牛，你 山风转向时，安石又念叨苏东坡：子瞻啊，这些年你受苦啦，乌台诗案差一点去了西天，贬黄州五年，开荒种地……可是你写了多少好东西啊，你这家伙，肚子里装满珠玉，张口天地生辉。依我看呐，像你这样的天赐伟才，五百年才能出一个。不，也许八百年。你会到金陵来看望我这个失掉权势的老头子么?你是苏东坡呀，你会来的，会来的…… 有一阵安石迷上了驴拉人赶的江州车，车上一左一右两个箱(厢)子，安石坐一箱，顺路捎个老农或村妇，坐另一箱。江州车咿咿呀呀，王安石嘟嘟哝哝。 驴子歇息时，安石坐于路边泥地上观书。起身时，随手拍拍屁股上的尘土，拍不干净的。老农老兵咧嘴笑。 老农坐了两回江州车，安石就送他一顶帽子。老农裹头巾不戴帽的，转眼卖掉，安石又去赎回来，拿小刀剖开夹层，“灿然黄金”，老农傻了眼。安石说：别卖了，灾荒年派个用场。 帽子是神宗送的。 安得帽子千万顶，送与田间辛苦人……安石于普天下的农人有愧么? 他惦记神宗，神宗也惦记他。老相国生点小病，京城的太医就赶到金陵来了，一住数月，慢慢为他调理。 他有了精气神，弄起久违的学术。编唐诗，撰《字说》，抄金刚经，写《老子注》，修订《三经新义》。 他迷上禅宗，写诗有了禅味儿： 云从钟山起，却入钟山去。 借问钟山入，云今在何处? 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 无心无处寻，莫觅无心处。 问到无心，不问了。其实他该追问下去：无到深处方见有。 古人的追问，“往往止步于“无”的门前……” 我们今日读西哲，也许有了一个契机：能敲敲这扇隐藏着满园芳菲的小门。 安石长于五言、六言诗，七绝也好，如《游钟山》： 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老待山问。 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 青山绿水，化解几十年人事纷扰。 然而有一个人始终化不掉，横亘在心。那福建人吕惠卿。国事，家事，都让此人给搅乱了。安石一生所望，毁在他手上。安石退金陵，不复提吕惠卿三个字，一提如“口塞蛆粪”。他只称福建子。夜来做恶梦，定与福建子有关。他绕床达旦，于壁上大书福建子数百遍。 写一遍，就去掉一点恶人的阴影么? 几年后，却连吕惠卿也原谅了。如同苏东坡原谅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章停。 世事如烟山水长在。山水间更有释迦、老庄、艺术。高人此间更像高人。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年仅三十八岁。安石黯然，食不下咽。神宗太好强，屡命攻西夏。岂知永乐城(今陕西米脂)一战，损兵四十万。神宗闻败讯，当庭放声大哭。由此种下病根，竟至不起!安石泪眼望着汴京方向，千言万语欲诉不能。 臣子理财，君王好战。呕心沥血多少年，落得这般下场。 两个钢铁般的意志碰到一块儿，也许不是什么好事……安石陷入沉思。 宋哲宗登基，还是个十岁的小孩儿呢。高太后听政，复起司马光。安石听下人报告，只淡淡说一句：司马十二作相矣。下人又报告说，司马进京城，全城百姓夹道欢呼，上房上树者不计其数，以至踏碎瓦折断树，闹出许多民事纠纷……安石无言以对。 看来，新法真的苦了百姓。 安石对此缄口不言。 熙宁新法被逐一废除。有一天安石忍不住叫喊：连免役法都废掉啦?他横竖想不通：“安石与先帝议之两年乃行，无不曲尽。”自免役法施行以来，发现错误就改，各地成效显著，官民称善。一贯反对新法的苏东坡，后来也赞成免役法、方田法…… 安石晚年倾力而为的著作《字说》，则被司 马光列为毫无价值的东西，禁止士子阅读。安石愤愤不平，呼来纸笔，大书司马光数百遍，写出一身汗。他掷笔靠在柱子上，想半天，然后叹息说：“司马十二，君子人也。” 下人困惑地望着他。 司马光为相，苏东坡升官。东坡起干黄州，取道金陵看望安石，人未到先带信，安石那个高兴劲儿啊。隐于金陵七八年，来看望他的人真是不够多，尽管他的小庄园不砌围墙。他跑到江边去迎接，东坡一袭布衣从船舱里走出来，深施一礼说：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安石大笑，执东坡手曰：礼数是为我等而设的吗? 高人拉着高人，几天不肯松手。踏遍钟山，游遍诸寺，谈禅谈诗谈学术，也谈政治得失。当东坡说， 大文豪向安石献上一首诗：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安石拱手称谢。又请教动与静的道理，东坡随口答：动出于精，静守于神，动静即精神。 安石拍手称妙。 他这一辈子，是否于动静二字参悟太浅?不善守静，于是伤神，于是动辄得咎。须知守静即行动，不作为乃是作为……人间道理多哇，人已走到墓穴旁，还是想它不透。 苏东坡走了。 安石的心空了一块。曾巩曾布又来看他，慰藉老人深深的落寞。弟弟王安礼，终于走进半山的小庄园。 可是他身体虚弱，似乎百病缠身，须静养护元气，如同一个百病缠身的国家。 静亦难。 元祜元年(1086年)的春天，园子里花红草绿，安石写下一首著名的《新花》： 老年少忻豫，况复病在床。 汲水置新花，取慰以流芳。 流芳在须臾，吾亦岂久长。 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 这是安石的绝命诗，超旷有哀声。 暮春的山道上，老人骑驴的身影摇摇晃晃。恍惚有个递状子喊冤屈的村妇，拦道而哭。老人下驴时，村妇忽又不见。 几天后安石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寿同欧阳修苏东坡。 葬礼格外冷清。当年追捧他的人一个都没来。 宋哲宗追赠为太傅。苏轼制诰词《王安石赠太傅》云：“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稀世之异人……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 值得注意的是，朝廷尽废熙宁新法，却称赞王安石“糜然变天下之俗。”这话含有深意。折腾了十七八年，官凤已败坏，欲中伤诋毁安石者比比皆是，而司马光以病躯付国，坚决朝着“贤人政治”的方向努力。司马光在写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的信中说：“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为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在其他场合，司马光表达相同的意思：“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 此言令人想起安石语：司马十二，君子人也。 君子与君子之间发生的故事，今人当细读，当深思。 司马光为政一年，累死在宰相府。死前嘱托吕公著：“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子，唯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 这段寻常家语，乃是千古名言。 然而乖戾的小皇帝一旦大权在握。马上自用一批人，又折腾开了，排斥、贬谪元佑大臣，朝政付于章悻、蔡确，吕惠卿之流。 “元佑党争”陡起，野火般蔓延开来。 此距女真族铁骑南下、北宋灭亡三十余年。 8 公元十一世纪，王安石一手发起的熙宁变法，其规模，其力度，前所未有。他是缩短还是延长了大宋王朝?历史学家们各说纷纭。王安石富国的理想不能说没有实现，徽宗朝的枢密院大臣安焘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中央和地方)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贯)。” 然而上有国库之丰，“下有钱粮之荒”。国富导致民穷。元祜五年，苏轼在杭州给朝廷写调查报告说：江浙一带“家家有市井之欠，人人有盐酒之债。田宅在官，房廊倾斜，商贾不行，市井萧然。” 次年，苏轼又说：“浙中洲县市井人烟，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成)。” 富甲天下的江浙犹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民欠官债，都是在熙宁年间欠下的。 苏轼做扬州太守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丰年不如凶年。乡村父老说：凶年节衣缩食，犹可糊口；丰年要交积欠，胥吏在门，枷棒加身，老百姓反而括不下去。苏轼算了一下，全国有二十万从事催欠的吏卒，等于二十万只虎狼奔走咆哮于民间。 王安石可曾料到如此严重的后果? 他一心追随的上下和谐的尧舜时代，是这般景象么? 王安石无意害民。比如初行青苗法，原是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地主豪强，结果适得其反，为什么? 后人评价：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 王安石长达十几年的基层经验，也包括他对官吏素质的考察。他治理州县井井有条，手下官吏，都向他看齐。可是他忘了，全国三百二十州，官吏素质参差不齐。大多数官员的智力紧紧围绕着一顶乌纱帽，他们行事只重两点，邀功与享乐。 朝廷、地方各部门，打着“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旗号，绞尽脑汁搜刮民财，“利孔百出”。这里讲的两个天下，内涵不同，后者只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功利主宰一切的逻辑之下，官风败坏，带坏士风民风。而北宋皇室高度尊崇的亚圣孟子，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上下交征(争)利，其国危矣。” 王安石的理财高招，其客观效果，原来是打通刮民脂民膏的各种渠道。渠道一经通畅，天下人所生财富源源不断流入官府。宋神宗打了几次大仗，国库未打空，各级官员“享国”如常。 事实上仗也没打赢。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 变革不触动官员利益，是王安石的另一大失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熙宁变法干政治这一大块，反不如“庆历新政”，不拿冗官贪官开刀。财呼呼聚于上，也哗哗散于上。百姓遭殃。官僚阶层或明或暗的利益渠道固若金汤。到徽宗朝，更是奢侈糜烂成时尚。 终于一蹶不振。宋江，方腊，女真族…… 在生产力提高的空间非常有限的古代，无限放大财利理念，必然导致这样的结局。 另外，我个人觉得，王安石轻视日常生活，对他的治国理念有不易察觉的重大影响。他是感性不足而理性有余的，这妨害他看到生滔的细微之处。他不懂“生活世界”为何物。道德，风俗，民心，这些维系着国家长治久安的极其重要的柔性实力，在他的视野之外。苏东坡小他十几岁，却比他看得辽阔而细腻。动与静，速与缓的辩证关系，他显然欠思考。钢铁意志，视物如射，形成许多盲点，而“求意志的意志”，又使盲点自动隐匿。这就麻烦大了。悲剧不免，无论对王安石个人，还是对天下苍生。 举他写文章为例，欧阳修曾批评说：长干议论而短于感情。 这位击倒过无数对手的雄辩家，情商可能 不够发达。 王安石不贪女色不图富贵，既是优点又是缺点。如果他在追慕远古的同时又能按常态生活，宏伟的变革辅之以常识、常情，那么，他成功的面积会增大，失败的可能会减小。 熙宁变法，留给后人无穷思索。各式议论汗牛充栋。 笔者不揣冒昧归纳两点追问：一、富国还是裕民?二、重财富还是重生活?后者略加辨析：财富的不顾一切的急剧增长，可能付出毁风俗灭道德伤人心的沉重代价，那样的话，财富将与完整的生活世界形成对立。 今日之绿色经济增长和幸福生活指数，使朝着生活完整性的努力现出端倪。社会朝着和谐，而不是相反。 中国古代的大文人，王安石是唯一影响了国家命运的人。而北宋也是文人学者成批涌人权力核心的绝无仅有的时代。读书人的知识储备，决定他朝着为文为官的两个并行的方向。犹如一台车，换道不难。北宋文人，已有文人的自觉意识，诗文训练并非走仕途的敲门砖。史学，文学，哲学，宗教，有独立于皇权的走势。不过士子们首先考虑的还是人之大欲：先养家糊口，再光大门楣。杰出的士子以天下为己任，削弱了个人荣华富贵的冲动。这政治传统，直接是儒家文化的产物。北宋百年，最为常态。政治，文化，是二而一的东西。文化冲动很大程上是政治冲动，反之亦然。 王安石嗜古书，念念不忘尧舜，与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抱负一脉相承。北宋呼唤尧舜的声音比唐朝更大。 如果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的三种声音能形成合奏，那该是一部什么样的交响曲?性格决定命运，个体的命运又影响国家民族。介甫与君实，分别是两头插着新旧标签的犟牛。我个人是相信历史进程中不乏偶然性的。无处不在的历史必然性，令人怀疑是一种宿命论。 北宋中后期，变革声音大。王安石生逢其时。可惜性格因素制约太多，政治团队付之厥如…… 好像该结束了。 王安石有《临川先生文集》传世，诗一千六百首，词二十余首，文数百篇。另有学术专著《洪范传》、《字说》、《老子注》残篇等。诗词多咏古，别呈气象。作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的文风“刚劲峭拔”，和他书法风格、人的风格一致。他的议论文独树一帜，因精辟而见平和，比之苏东坡欧阳修，有过之而无不及。读《答司马谏议书》，能留下这印象。 我们来看他偶然写下的小词《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处，酒醒时，思量著。 安石亦作风流语，可惜风流总闲却。 安石一生付与国事，是否也留下某些个人情愫的遗憾? 悖论的是：如果他于个人情愫多一些体验，或许能够由己及人，由人而及于家国，将个体、群体一并纳入他的帝国蓝图。 赵宋王朝早已灰飞烟灭，而历史，永远记住了王安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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