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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熙亭文存之七十九篇： 苏轼传 第三章 致君尧舜 四 上皇帝书 春寒消退，暑热未来，正是汴京好时节。宜秋门外皆高槐古柳，远离尘嚣。槐阴下，苏家小院一派生机。苏轼公余闲暇，在家课童种菜，颇有山野之趣。烦闷起来与王巩、王诜吟诗作画，再不然邀文同、刘攽切磋一番学问，就这样平平静静过了三四个月。到五月就不能安静了。参知政事王安石奏请兴建学校，改革贡举，“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神宗皇帝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之。  苏轼职在史馆，应诏言事，理所当然。他见到皇帝和大臣，郑重其事地诏议兴建学校以育才，改革贡举以选才，不禁想起了两位凤翔故人。一个是皇祐三年进士及第，十年不迁官的县令；一个是穷愁潦倒的布衣，苏轼离任凤翔时，曾以名句“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赠别。这些人才被弃置不用，却侈谈什么兴学校、精贡举？再说还有什么样的学校能育出苏轼这般人才？什么样的贡举能精过仁宗皇帝垂拱殿御试？然而又有什么用， 至今还不是一个八品官，在官告院闲得难受！朝廷在选人用人上的弊端，使苏轼极其愤懑，但官卑职小，没有向皇帝言事的资格。现在机会来了，皇帝诏令“议之”，言者无罪，他便借题发挥了出来，上了一道《议学校贡举状》，故意把育才（学校）、选才（贡举）和用人混淆在一起，一股脑儿加以抨击： 臣伏以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学校贯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 为不足矣！ 苏轼太会写文章了，他以高屋建瓴之势，精辟绝伦之论，以“得人之道”和“知人之法”为前提，把学校和贡举纳于这个大端之下，纵谈横议。 其文笔之妙、逻辑之力、说理之透，太容易使人偏爱，他连骂人也骂出理来了。 他说，兴建学校不是为培养“德行道艺之士”吗？那你对用人应有大的改变，不然，闹哄半天还不是和庆历那时一个样？宁“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世，并不在此”。“今议者所欲改变，不过数端”，都是枝节皮毛，改不改没大用。就说诗赋吧，“自唐于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这些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策论诗赋，各有所用，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不必在这些事情上费太多的工夫，“特愿陛下留意其远者大者”， 即在用人上择优去劣，总揽贤才，经略世务，这全靠皇帝和大臣了，再就是诸路职司“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员，只要你们这些人能选贤任能，“区区之法何预焉！”  苏轼议状的主旨显而易见，他和王安石所提议题并不矛盾，他没有反对兴建学校，改革贡举，只是说那不是关键。那么苏轼所谓“远者大者”即知人、责实等等，最终还是靠“君相”，靠“人治”。而王安石兴建学校的最终目的，是要以“学校选士”代替“科举选士”。熙宁四年（1071）太学分班级，行“三舍法”，“学行卓异者，奏除官”。 元丰二年（1079）“颁 学令”，明确规定：“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这在900年 前，确是难能可贵。苏轼想要君相把作为治国方针、中兴大计的“变法”，转到“知人”、 “用人”上来，这当然不会被采纳。神宗后来召见苏轼，问他：“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苏轼仍按照自己的思路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神宗是个务实的人，不喜欢大言空言，当初司马光曾进六言，修身之要三，治国之要三。今日苏轼进三言，神宗很和蔼地说：“卿三言，朕当熟思之。”思之不久，对苏轼另有差遣，“命权开封府推官”。苏轼闻信，坦然笑道：“与滕达道相处，强于在官告院悠闲也。” 这滕达道，就是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滕甫，是一位有名的干臣，神宗初即位时政潮浮动，有人言朋党之论，神宗问他如何，滕甫说：“君子无党， 比如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神宗以为名言。后来丞相曾公亮之子孝宽将授“登闻鼓院”，谏官以为不可，神宗说：“鼓院传达耳，何与于事？”滕甫适在旁回道：“人有诉宰相者，其子达之可乎？”于是受到神宗赏识，由在皇帝身边修起居注，接替王陶作了御史中丞。不久，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滕甫对苏轼极为礼遇，苏轼上任推官，即审问囚徒，详复案牍，凡长久淹延而不决者，皆清理之，决断极其明敏。滕甫奇之，说道： “久闻子瞻文学之士，不料精于律令格式。”苏轼道：“昔在凤翔，陈使君常委以录囚事，故略知一二，非精例律也。”二人情投意合，无所不谈。 七 月，条例司出台均输法，明诏颁行，天下谤议纷纭，谣言四起，论说百端， 物价腾踊，人心惊疑，苏轼对滕甫说：“公大臣，闻曾在御前论事如家人， 应面告官家，慎行新法。”滕甫道：“难得子瞻注重国事。如今天子言利， 宰臣治财，吾恐道德沦丧，当具实奏闻。”不久滕甫罢，出知郓州。  熙宁二年（1069）九月，颁行青苗法，“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十月，丞相富弼辞职，出判亳州。朝野汹汹，议新法如沸。苏轼欲有所建言，但心存疑惧，偏巧这时朝廷命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苏轼就上了一道《谏买浙灯状》，指责神宗“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虽小，体则甚大”。十天以后，买灯之事停罢。苏轼受到了鼓 舞，以为皇帝还是能够虚心纳谏的，只是被功利小人蒙蔽了，罢条例司、停 止行新法，也许能够谏阻。可惜的是，满朝大臣没有人能把道理讲得透彻。 这谏阻皇帝的大任看来是责无旁贷了，就像当年答仁宗策问一样，发挥一下苏文的专长吧，于是苏轼“为民请命”了。他“思之经月，夜以继日，表成复毁，至于再三”，于熙宁二年（1069）末三年初，进呈了《上神宗皇帝 书》。 苏轼上书八千余言，诚心诚意地“正君”、”进谏”，在国家转折关头，表现出臣子的忠贞和责任。文章气势雄放、规模宏大，一看就是大家风范。只是由于苏轼从政太浅，年纪太轻，因而书生气太足、科举味太浓了。 读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不像司马光的谏官那样憨直，也不像韩琦、欧阳修论青苗那样朴实、老成、苦口婆心，读完之后只能说是好文章，上书人的 学识渊博、雄辩无匹，然而于国计民生则并无实用。文章依然是从经史中求道理，从尧舜汤武直至本朝艺祖，引百代兴衰如数家珍，其事其典，信手拈来，喻指商鞅害秦、晁错乱汉、李斯诓二世、卢杞误德宗，痛陈条例司害民误国。但苏轼此时对君相并无讥讽和贬损之意，只是他一作起文章来，汪洋恣致，只顾其文“行于所当行”，而忘了是在同皇帝说话。上书旬日，渺无声息，苏轼不快，以为受了轻蔑。殿中丞虽然是八品小官，但他从来不以此自卑，自幼受知于公卿，经仁宗皇帝御试制科第一名，嘉祐六年（1061）的 “两宰相”之说无人不知。苏轼年轻官小，资深名高，上书而不报，比遭了严谴还要难受。实在抑郁，便到集贤院去探访表兄文同。 这文同字与可，出身名门，自号石室先生。此时正在“墨君堂”作大幅 素缣，画倒垂墨竹一枝，深墨为面，淡墨为背，浓淡相间，潇洒有致，墨迹未干。苏轼一见大叫道：“藏起来作画，这回须逃不过。”说着上前掩取。 文同急道：“子瞻勿闹，构图未就呢，算你来得巧，就请添上一块异石， 并作竹石图如何？”苏轼道：“今日使不得，思绪琐碎，块垒填胸，绝无诗情画意。”文同道：“这你就不通。任意遣怀，方成佳作。快把那块垒倾吐 出来！”苏轼顿时兴起，提起大笔，濡饱焦墨，七勾八抹，画出一大块硬石来，怪怪奇奇，堪与墨竹为友。文同道：“如何，一吐为快乎？”说着提款押印。二人饮茶叙话。 文同说他可能外放陵州。苏轼以为越远越好，他也要请求补外，把上书进谏石沉大海的事详告表兄。文同不赞成他动不动就上书皇帝，以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苏轼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变法这等大事，不能无一言。 文同道：“君相大端已定，你我一言岂可便改？人微言轻，汝不知乎？”一 句话触动了苏轼的心事，半晌无语。 文同把竹石图收起，用绢裹好，交给苏轼，他长苏轼18岁，已是知命之年，兼以久在官场，对世情早已看透，劝谕苏轼不可偏执一端，君相也实不 易，国家穷困，不理财无以食。理财必言利，而士大夫以言利为耻，条例司 众目睽睽，谁肯近前？他亲见王安石去请张载进条例司干办，被张载回绝，不得已，只好到郡县擢拔人才。于是功利之人，承时骤进，也是事出必然。 苏轼告辞，文同送至门外，谆谆嘱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贤弟万万当 心。” 这时，青苗法初行，弊端百出。翰林学士范镇上言：“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息。物议纷纭，从未有天子开课场者。”谏官李常、孙觉弹劾河北转运使王广渊按五等向户摊派青苗钱，“民间喧然不以为便”，王广渊蒙蔽圣听，“入奏称民间欢呼歌舞，歌颂圣德”。神宗皇帝采纳二人进言，于熙宁三年正月下诏，重申“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之旨，“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立以名闻。敢阻遏者亦如之”。23岁的神宗皇帝，外貌柔顺，内实刚毅，不论皇亲国戚、元老重臣，凡阻格新法者，一律罢黜。三朝首相河北安抚使韩琦，上疏论青苗法当罢，引起一场更大的争论，神宗命条例司“疏驳”，诏布天下。韩琦第二次上章抗辩，辞去河北安抚使，只领大名一郡。  滕甫、范镇、司马光接连出京，苏轼甚觉苦闷。文同又奉命出守陵州， 苏轼作诗送行道：“壁上墨君不解语，见之尚可消百忧。”刚送了文同，又有刘攽、曾巩，分别通判海陵和越州，文友除二王外，只剩下一个刘恕，苏轼为诗道：“京朋翩翩去略尽，惟吾与子独彷徨。”诗方题就，刘恕就被批准辞官归家侍亲了。苏轼诗思不灵，就给亲友写信消忧解闷。他此时最想念胞弟子由、堂兄子明、同学杨济甫、宝月大师，跟这些亲友说话、通信不至惹祸吧！他对子明说：“自到阙三年，以论方拙，大忤权贵，孤危可知， 春间，必须求乡里一差遣，若得，即拜见不远矣！” 这时张方平以观文殿学士判应天府知陈州。子由移为陈州教授，初到陈州为诗二首，有“枕畔书成癖，湖边柳散愁”句，苏轼和道：“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愁到无人可说，方是真愁；闷到无人可说，方是真闷。苏轼正愁闷得透不过一口气， 忽有故人章惇来访。 章惇骑白马，饰雕鞍，穿绯袍，人物英俊，好像比苏轼小了五岁。他在门前下马，举止一如家人。见了苏轼，一揖到地：“拜见来迟，子瞻莫怪。”也不等苏轼回言，便命从人把礼物搬进堂屋：宣城纸十刀，宣城笔五封，徽墨一包，端砚一方。另有绢两匹，章惇说：“给弟妇和侄儿用的。” 苏轼已知章惇作了中书检正官，佐王安石行新法，虽是凤翔故旧，亦不愿结交，今日找上门来，只得应酬。命润芝和苏迈出堂相见，说道：“子厚忙于国事，有暇来我茅舍？”章惇道：“朝廷命我察访荆湖北路，即以安抚南北江蛮，说不定三年五载，特来告别。”苏轼即命润芝备了酒宴，与章惇饯行。寒暄劝过三杯酒，润芝自回后堂，章惇与苏轼对饮，二人竟无一言。章惇何等机敏，早已看透苏轼心境，乃叹道：“悔不该作这中书干办，连贫贱之交都生分了。早知如此，还不如在终南山为僧！”提起终南山，苏轼不由心动，说道：“道不同不相与谋，非干私交也。”章惇道：“道何不同？子瞻指教。”苏轼直言不讳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书唯财利是举，行小人之政，君子耻之，吾亦耻之。”章惇哈哈笑道：“君子食乎？” 苏轼道：“焉得不食。”章惇道：“不举财利，何以为食？”苏轼略一迟疑，说道：“然聚敛百姓，非举财利也。”章惇道：“聚敛百姓？可是子瞻亲眼所见？”苏轼道：“韩富欧阳诸公、司马君实当无虚言。子厚未见朝报乎？”章惇方待回言，苏迈过来敬酒。章惇执苏迈手说道：“昔在凤翔，迈 儿不满三岁，今怡然敬父执，为我罗酒浆也。”当下丢过国事，畅叙家常， 二人且谈且饮，直至初更，从人迎接按时到来，章惇道：“公卿上书，皆为百姓，果真为百姓来？倒是文潞公诚实，直言倚士大夫治天下，不倚田野百 姓。”回手从袋中取出一张朝报递给苏轼，上马而去。  朝报所载大事，有王安石《答司马建议书》。因为司马光将去洛阳，以 朋友之义，致书安石，历指新法之不可行。王安石读后，提笔作复，大概此 书经神宗御览，批付中书。载之朝报，全文如下：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 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犹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 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 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争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故改其度。盖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苏轼读毕，淡然一笑，连说道：“拗相公，拗相公。”情知变法大势， 不可挽回，无能为力，只有静观后效。 适逢神宗皇帝驾临集英殿，亲赐进士及第。吕惠卿、苏轼等为编排官。 惠卿排叶祖洽为状元，苏轼见其答卷有“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 革而新之”等语，以为此人“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 排为第二。神宗命宰臣当众读叶祖洽卷，亲点为状元。既然皇帝最后判定了，编排官就不必再争，但这是一次说话的机会。苏轼立即抓住这个机会， 对神宗皇帝作最后一次“讽谏”，便拟进士策一篇给神宗。正文前面的引言说：这次考试“阿谀顺旨卒据上第”，“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臣恐自今以往，相师成风，正人衰微，则国随之。”全文七问七答，以和皇帝对话的方式，辛辣地讽刺朝政，无所不至，讽刺之余，指责神宗“为政不务循 理，而欲以人主之势，赏罚之威，勰而成之”。从而倒行逆施，“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害，陛下以为仁；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 列举“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势穷事 碍，终亦必变”。神宗看后，龙颜震怒，“以示安石，安石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跌荡，有刁顽、放诞、恶作剧、不识大体等义。  此时朝堂之中，凡阻格、谤议新法者统被罢黜，只 这一个殿中丞苏轼，落个“跌荡”而已。但他实在不愿再在汴京呆下去了， 乃请“补外”。熙宁四年（1071）四月，苏轼出通判杭州。这一次外放、既非罢黜，也非擢升，官阶虽未升迁，但处以杭州形胜之地，也不亏待，既爱写诗，远远地写去吧，免得在京城生事。 苏轼受命后，给老家的堂兄子明写了信。赴杭途中顺便又给在太原的滕甫捎去一信，告诉他：“某此月出都，今已达泗上，淮山照眼，渐闻吴歌楚语，此乐公当见羡也。”苏轼就是这样的达观。他何曾想到，此次外放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一去15年没能回来。苏轼自英宗治平二年（1665）从凤翔还朝，做京官7个年头。英宗和韩琦没让他做翰林学士知制诰；神宗和王安石则把他遣出了汴京。也许人们还记得仁宗皇帝说过“两宰相”的话，那已经是历史了。历史不选择苏轼做宰相，历史选择他做了诗人。汴京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它太不适合诗人生存了。即使像苏轼这样的天才，一住在这里，也只能写出“瓦弄寒晖鸳卧月，楼生晴霭凤盘云”的诗句来。天生苏轼，并赋予他长江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的营养，又把他放到可以与天堂比美的苏杭。于是在十一世纪的中华古国，一个伟大的诗人诞生了。 郑熙亭：河北沧州人，原沧州行政公署专员，河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小说。主要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汴京梦断》（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东游寻梦—苏轼传》（东方出版社出版）、《大宋河山》（海南出版社出版），201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熙亭文存》。 编者简介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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