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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我一直有个大胆的想法

2018-05-17  闲谈集锦




北宋治平四年,坐标汴京。

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首次面圣。

王大人刚刚平身,皇帝就急切地询问:


“都说大宋朝积弱积贫,内忧外困,为什么老赵家统治了上百年,却平安无事?


这道题的难度系数,接近于十米无水跳台,一不小心,就会碎骨粉身。

王安石没有当场作答,回去熬了一宿,才交上一份皇帝流泪百官沉默不转不是宋朝人的答卷。


开篇是礼节性地赞美:

您的曾祖父是好皇帝,爷爷是好皇帝,父亲是好皇帝,您全家都是好皇帝,才得以“天下无事,过于百年”


接下来,却画风陡变,历数当前各种危险:


陛下的朋友圈,鱼龙混杂,忠奸不辨;

天子只知道节约,不懂得开源,导致民不富,国不强;

文官没有积极性,武将缺乏战斗力,百姓饱受徭役之苦……


幸亏没有强大的外患,也没有惨烈的天灾,否则大宋朝早就灭亡了。

总之,老赵家能有今日,全凭上天保佑。


一首《凉凉》,外加一首《天意》,这便是王安石送给新皇的见面礼。

宋神宗听后,沉默许久。

“陛下,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王安石趁热打铁,眼神里满是期待。


宋神宗确认过眼神,知道找对了人,便愉快地答应,两人联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王安石终于长舒了一口气,这一天,他足足等了三十年。



公元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抚州临川。


年幼的王安石,算是半个神童,读书“过目不忘”,写文“动笔如飞”,起初看似随意,结局却极为精妙。

仅凭这项技能,就能秒杀一众文青。


他还有大招。

王安石有个同龄人,叫方仲永。

后来的他们,一起写进了语文课本。

没错,就是那篇署名王安石的《伤仲永》,故事+鸡汤的表述方式,让这篇短文,广受欢迎。


为了证明鸡汤文也有价值,王安石身体力行,立志通过后天努力,成材成器。

功夫不负有心人,1042年,二十一岁的王安石,以第四名的成绩进士及第,被授职淮南节度判官,正式踏入了仕途。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王安石却偏偏不走寻常路。


按照惯例,初任期满后,他可以参加“三馆”的遴选考试。

“三馆”略等于今天的国立大学和中央图书馆,是北宋官员跻身高层的最佳跳板。


这种机会,对于所有的基层同志来说,走过路过绝对不会错过。

但王安石却将考试报名表,填成了一份志愿书,热血澎湃地表示,自己要扎根基层,奉献青春。

就这样,不愿当进京的王安石,转任鄞县(宁波)县令。



很多人都以为他不求上进,其实王安石的心里,早就有了一张宏伟蓝图。

主政基层,只是第一步。


当了县令后,王安石发现,不管是丰年还是歉年,农民永远都逃不掉饥饿的怪圈。

青黄不接的时候,百姓只能靠借贷度日。熬到收获的季节,粮食全都拿去还债,农民还是饥荒成灾,无奈又得借贷……


为了改变这种绕口令式的恶性循环,王安石决定,每年的二月和五月,百姓可以找衙门贷款、贷粮,半年后偿还,利息百分之二十。

这样以来,既可缓解农民燃眉之急,又能增加财政收入,还能抑制高利贷的剥削,可谓一举多得。


王安石第一个大胆的想法,也就是“青苗法”的雏形,在鄞县的试验田里,获得了成功。

三年后,王安石调任舒州通判。虽是副手,照样勤勤恳恳,一心为民。


宰相文彦博、翰林学士欧阳修,都注意到了这颗政坛新星,先后多次召他进京。

但倔强的王安石,一口回绝了前辈的盛情,理由是“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


在同僚不解的眼光中,他又到常州当了八年知府。



公元1058年,王安石回京述职。


朝廷任命他为度之判官,协理全国财税事宜。

这一次,王安石没有推辞。

基层摸爬滚打十余年,是时候迈出职业生涯的第二步了。


他要上书仁宗,还原一个真实的北宋:经济不行,国防不行,教育不行,社会风气不行……


他写下了许多大胆的想法,希望仁宗重视人才、重视制度、重视律法……

原以为皇帝会满脸诚恳地邀请他:来来来,你行你帮朕!


然鹅,王安石想多了。


这封《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如同一片树叶,掉进海里,未见一丝涟漪。

王安石是个聪明人,他确定肯定以及一定,这届皇帝不行。

他要离京出走。


朝廷下了九道诏书,才将他留住,先是任命起居郎,后又改为知制诰。

一跃成为天子近臣,王安石的官运,羡煞旁人。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


1063年,王安石母亲病逝,他趁机辞去官职,回到江宁守制。

同年,仁宗驾崩,继子英宗即位。朝廷多次下旨,让王安石回京任职。

他都以守丧为由,拒不赴任。


王安石非常清楚:新皇体弱多病,曹太后垂帘听政,母子搭班唱戏,求稳尚且不易,谈何求新求变?

英宗登基后,为了确认生父的名分,大臣们掀起的一场论战,竟足足持续了两年。

这样的执政水平,与王安石的期待,自然相距甚远。


晚生苏轼都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王安石只有等待,等待属于自己的时代。



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

听闻这个消息,王安石兴奋不已。


神宗还是太子之时,便爱读《韩非子》,对法家的“富国强兵”之术,很感兴趣。

最关键的是,他曾经在公开场合,点赞过老王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这一切,都是极好的预兆。


果然,朝廷的诏书很快就到了,王安石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他火速离开江宁,进京面圣。


在完美解释了“本朝何以享国百年”之后,他得到了宋神宗力挺,除了诞生于鄞县的“青苗法”,还有一系列大胆的想法,全都得以施行:


清理、丈量土地,按照土质的好坏,有区别的征收税赋,此为“方田均税法”


按照百姓富裕等级,收取相应费用,用来兴修水利,此为“农田水利法”


在经济发达城市设立“市易司”,商品滞销时买进,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调节物价,保证物资供应,此为“市易法”


精简军队,淘汰老弱病残和兵痞,提升战斗力,此为“裁兵法”


改良科举考试,设立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此为蓝翔前身,啊抱歉,写串了……


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想出这些富国强兵之法,可以说很超前了。

其中有些做法,甚至可以看成资本主义的萌芽。

足见王安石智慧超群,勇气可嘉


变法取得了明显成效,国库收入大幅增长,豪强地主和不法商人对农户的剥削得到抑制,“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军事短板也得以改善……


形势一片大好,王安石信心百倍、豪情万丈,“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新的一年,他还要推出更多的措施,与宋神宗一起,将改革进行到底。

王安石高兴得有些早了。


新法的种种举措,已经触犯到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加之北宋建国以来,文人士大夫都习惯了悠游安逸的生活,“人习于苟且非一日”,他们便联起手来,共同抵制变法。


北宋朝廷,从此吵个不停:


最先向新政发难的,是御史中丞吕诲。

他一口气罗列出王安石的N个缺点,“大奸似忠,大佞似信” “改作立异,罔上欺下,文言饰非”,最后得出结论,“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


数十位御史和谏官,紧跟其后,纷纷留言+1、+1、+1……

很快,宋神宗就将他们赶出了朝廷。


但不论是降职,还是远调,都阻挡不住他们反抗的脚步。

几天后,保守派又开始对变法,口诛笔伐:


苏轼指责王安石“求治太急,进人太锐”, 欧阳修批评“青苗法”是“与民争利”,司马光连续喊话三次,当面质问王安石:治国犹如居家,房子坏了,修修就是了,又没有坍塌,为什么要拆除重建?


这些人都是文坛政界的大V,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他们的能量,不容小觑。

王安石哪敢坐视不理,随即公开发表了一封《答司马谏议书》,语气相当恳切,态度却异常坚决:


如果说我在位那么长时间,未能大有作为,我知错。

但如果要我固守前人之法,无所事事,那我可就罪无可恕了。


当时的司马光,也颇受皇帝器重。

神宗准备提拔他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却表示:


我的管理思路,与王安石完全相反,除非您废止新法,否则你让我肿么破?


皇帝不同意,司马光就丢下一封辞职信,从此隐居洛阳十五年,潜心编撰《资治通鉴》。



时间在流逝,朝堂上的争辩,始终没有停止。

好在宋神宗,给了王安石全天候的支持。

遇有抗议,均由王安石出面解释。

解释无效,神宗就踢他们出群。

至于谁来补缺,王安石点头就行。


即便如此,还是杜绝不了各种杂音。

甚至宫里的皇太后,还有太皇太后,都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

就这样,宋神宗、王安石,还有他们的新政,一直都在撕裂中前行。


改革着实不易。


真正的逆转,发生在公元1074年。

这年春季,久旱不雨,遍地都是灾民。

身为天子的宋神宗,很是忧虑,便问王安石:“这是上天在惩罚我吗?”

王安石安慰他:“即便尧舜执政,也难免遇上天灾,不足为虑,当前还是变法要紧”。


或许是这段对话,被人偷偷听到,又传到了反对派的阵营。

他们便指使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画了一幅《流民图》,冒充紧急军报,传给了宋神宗。


《流民图》中的灾民,凄苦无比,有的身背枷锁,衣不蔽体,有的拆房卖屋,卖子典妻,有的瘦骨嶙峋,以草根树皮充饥…… 


为了升华一下主题,郑侠还在图画的下方,配上一段文字,断定旱灾就是变法所致,并预言免了王安石,十天之内,必有降雨。否则,他愿以死谢罪。


触目惊心的画面,极具煽动性的语言,让宋神宗一夜未眠。他终于对变法产生了动摇。


四月初,王安石被免去中央一切职务,改任江宁知府。

当日,天降大雨。京师内外,一片雀跃欢呼。

我了个去,真是天不助介甫。


临走前,王安石向皇帝推荐了吕惠卿。

这是他在选人用人上的又一重大失误。

变法初期,多名谏官因反对新政被免,王安石启用李定为御史。

正是这个生母去世都不愿服丧的小人,参与炮制了“乌台诗案”,让苏轼差点丢掉了性命。


吕惠卿上位后,生怕王安石东山再起,危及自身权力,便挖空心思,网络罪名,想陷害王安石。

但王大人的品质,接近于完美,不贪财,不好色,除了不注重形象,不讲究卫生,其他的没毛病。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吕惠卿总算找到了一点线索,有个涉嫌谋反的李士宁,曾经在王安石家做过客。

吕惠卿准备抓住这个把柄,弹劾王安石大不敬。

幸亏有人通风报信,王安石才及时赶回朝廷,澄清了罪名。


1075年,在宋神宗的提议下,王安石再次拜相,本想重启新政,但吕惠卿的一通折腾,已经让变法尽失人心。


王安石寸步难行。


次年,又逢长子病逝,他便辞去官职,从此闲居江宁,只填诗词,少言世事,“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

同年,司马光拜相,全面废除新政。


变法派的所有官员,尽遭谪贬,伴至北宋灭亡的“元祐党争”,也由此拉开序幕。


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江宁,享年六十六岁。


至死,王安石的变法,都未获得全面成功。


究竟是时代所限,还是新政不够完善,亦或是变法者刚愎自用、急躁冒进、所用非人?

个中原因,众说纷纭,千百年来,未有定论。


政治上的是非功过,自有历史评说。

我们还是回到人物本身,王安石死后,宋哲宗追赠他为“太傅”,诰命的起草者是苏轼。


在这篇《王安石赠太傅》中,有这样一段话:“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如果觉得有些复杂,那就用另一个人的评价,来结束本文。

听闻王安石去世的消息,已经卧病在床的司马光,以宰相的身份,发布了最后一道政令:“王安石不是坏人……朝廷应以厚礼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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