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件或因一己私利的炒作，使嫌疑人逃脱惩罚

桥本隆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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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江歌案件，笔者去年曾经有过关注，当时因为某人的高调介入，声称他会帮助受害人家属，呼吁各界为江歌家属捐款，这样笔者安心就没有继续跟踪下去。这其中的原由很多，最大的原因是，笔者相信如果某人是真心帮助被害人家属，应该会让受害者家属知道日中两国的法律制度不同，会帮助其与警方，检方的沟通，让受害者家属能获得最大的法律援助。

但最近几天，网上有关江歌的案件因为一个采访又突然被各方关注，据说这个采访的背后也是某人的运作，目的是要帮助受害者家属获得当事人刘鑫的“道歉”云云。笔者很震惊，在日本方面还未开庭的情况下，这样的采访与炒作不仅不会帮助到被害人方，甚至还有可能让凶手逃之夭夭。因为，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道歉”，而是把凶手绳之以法。

今天好友又转来这位“高人”的文章，笔者读后非常震惊（原文）：日本警方和检察院的所有调查案卷的复印件，都送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把厚达一尺的案卷看了几遍，包括凶手陈世峰的供词、刘鑫的证词、警方保留的刘鑫报警时现场录音和刘鑫与江歌最后对话，刘鑫与陈世峰、刘鑫与江歌微信联络的记录。因为涉及守秘义务，我目前还无法透露细节内容，但是，在整个案件，尤其是江歌被害过程中，刘鑫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假如，陈世峰的供词是靠谱的话，江歌妈妈估计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刘鑫！

笔者不知道这位高人是以什么身份阅读到案件的卷宗。按照日本的一般法律常识：在开庭前警方的相关调查内容是不对外公布。而且有一点笔者非常担心，在案件发生后不久，《读卖新闻》曾经报道，嫌疑人面对警方的调查采取了沉默拒绝回答的态度，日本法律中有类似的规定，嫌疑人可以拒绝陈述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嫌疑人开始没有供述，或者之后有供述，这些资料警方是不会提供给媒体，或者没有关系的第三方，这样故弄玄虚，不符合常理。

最近日本法学界对一起判案有很大的争论，嫌疑人据称使用氰化钾毒药，一连杀害了3名与她同居的男性，并且伺机占有他们的财产。但是这个案件没有任何的证据，在嫌疑人家里发现了氰化钾毒药，但这个也是推证，并不能直接证明是“投毒”。而嫌疑人更是拒绝回答任何有关“投毒”杀害的内容，让警方一筹莫展。开庭前，所有的人都认为，嫌疑人继续保持沉默，但在法庭上，嫌疑人突然说：这些人是我杀的。凭着句话，法官判处嫌疑人死刑。可是日本法学界认为，仅仅凭当事人的一句话，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这样的案件有“疑点”，到这样程度，日本法学界还认为当事人杀人证据不够充分，江歌的案件又会怎么发展？

开庭前，原告（公诉人）被告（嫌疑人）都会有各自的策略。特别是被告方，为了防止冤假错案，日本政府特地给与“救助”措施，你请不起律师可以国家出面帮你请，你不懂日语，国家可以请翻译。就是要让你被判的心服口服。但是，要确定嫌疑人是有罪的，要求有人证与物证。目前笔者获得消息是，当时现场的证物中没有凶器，那把刀没有找到。其次，是谁打电话报警的？是与江歌同居的刘鑫，她是第一目击证人，又是报警人。按照公诉方的“惯例”，证据链的准备中肯定会有她。

但是，现在因为某人的运作，要在开庭前让江歌母亲与第一目击证人见面，让她说出“对不起”“愧疚”的语句。或许在心理上，被害人家属得到满足，但是在审判中，被告方完全可以用第一目击证人与原告有接触，有心理上的负担，是利益相关方，这样的证言会被质疑。（采访视频就是证据）

质疑的主要原因是，本次审判是陪审员制度。这是日本模仿美国审判制度的一项改革，让一般市民也参加审判，陪审员的意见对审判有重要的决定作用。换句话说，如果律师的质疑能够被陪审员接受，这个证人证词就将不被采用，而原告的证据链将有断裂的可能，这样的结果会对原告是非常不利。并且笔者还有个担心，根据嫌疑者的过往经历，其有经常性与人发生争执的习惯，如果被告律师再采取“激情杀人”来辩护，（语言上的冲突，导致当事人失去理智）这样也会减少嫌疑者的罪名。所以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让犯罪者获得应有的惩罚，而不是让家属获得口头与心理上的安慰。

这些很简单的道理，为何原告方会不知道？在22年前，大阪曾经发生过一起凶杀案，一位留学生在打完临时工回家途中遭到抢劫，因为反抗被杀害。当时这个事件在大阪留学生圈子中引起震动，留学生帮助受害者家属找到律师维护其权利，不仅让杀人凶手绳之以法，并且还巧妙地利用日本法律，让受害者享受到劳灾保险（工伤保险）。这就是真正的帮忙，真正对受害者家属的援助，也让被害者在天之灵获得慰籍。

一个打着媒体人的旗号，高喊要帮助被害人，却处处为自己赚取名声，而不是为了被害人着想，这样的“帮助”可取吗？你获得了名声时，给被害人家庭留下的只有“仇恨”“遗憾”。

原名：江歌案件或因一己私利的炒作，使嫌疑人逃脱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