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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号岩壑，河南洛阳人，人称岩壑老人、洛阳遗民、伊川老人、洛川先生、少室山人等。南宋著名词人、书法家。 朱敦儒家境优越，其父朱渤为北宋绍圣年间谏官。生于官宦之家的朱敦儒，对于北宋官场腐败的黑幕自有深刻的认识，遂无意于功名。以清高自许，颇有西晋名士风度。皇帝多次招他做官，都被他推辞不就。一直生活在山水、醇酒、诗歌与美人之间。那时他已有“词俊”之誉。直到靖康之乱前，他从未做过官。《宋史》称其“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
朱敦儒虽然天性散漫单纯，骨子里却深藏着热血与抱负。他想成为英雄，但却缺乏在官场上周旋、做事的能力，历史更没有为他提供展示的舞台。他因发表主战言论，并与主战派李光等人一道，受到右谏议大夫汪勃的弹劾，于绍兴十六年（1146）遭罢官。李光是指斥秦桧“怀奸误国”的名臣，这说明在朱墩懦在南渡初期的政治立场与主和派明显不同。不久，他便回到浙江嘉禾，继续自己的隐逸生活。 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宰相秦桧将朱敦儒的儿子授为删定官(八品，主要工作是编纂各种行政命令)，之后，让朱敦儒做了鸿胪少卿(二品，主要管外交)。秦桧明明知道朱敦儒是主战派，为何要笼络？也许是想用朱敦儒这样的文人来粉饰太平，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儿子秦熺想要跟朱敦儒学诗。这次，因为爱子而畏桧，朱敦儒屈从了。命运最为吊诡的一幕在此刻出现。20天后，秦桧因病死去。秦熺想要继任为宰相，被宋高宗拒绝。朱敦儒再度致仕还乡。这短短的20天，成为朱敦儒一生最大的污点。有人专门赋诗讥刺他：“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认为他晚节不保，白璧有瑕，甚至早年的清高，也令人生疑。 被命运一记重拳之后，朱敦儒进入了更深的隐逸。他渐渐将人生看得轻淡如梦。在一阕《西江月》里他说，“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幸遇三杯酒美，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 在人生的终年，朱敦儒浪迹山野，再度成为山水郎。与当年那位洛城少年重合在一起。他在自己营造的境界里长眠，“云间鸿雁草间虫，共我一般做梦”。（《西江月》）
朱敦儒为南宋词人存词之冠，当时有“词俊”之称，与“诗俊”陈与义等并称为“洛中八俊”。 周必大对朱敦儒评价很高，称其诗词“独步一世”（《二老堂诗话》语）。刘克庄在《后村诗话》续集中称“此老笔力，有谪仙风骨”。可惜朱敦儒的诗歌结集没有流传下来，今天能够看到的，仅仅是从各种诗话及古人的引文中存留的几首。仍可感受到朱敦儒诗歌有其独特的风格，有的诗作富含社会意义。 朱敦儒的词，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洛阳时期、南渡和入仕时期、归隐嘉禾时期。 前期词或写金闺脂粉，儿女柔情；或写疏梅淡月，林泉诗酒。词风浓艳丽巧，清雅飘逸，较少积极的社会内容。其《鹧鸪天》词云“曾为梅花醉不归，佳人挽袖由乞新词。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翡翠卮”，便是这种豪华、浪漫生活的写照。他的稟性是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精神。他拒应朝廷之召进京做官，并写下著名的《鹧鸪天·西都作》以明心迹：“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火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其轻狂和傲骨，在词句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期词占了《樵歌》的大部分篇幅，或写对国土沦丧的痛心疾首，忆念家乡亲故的哀痛欲绝，或写匡复故国的雄心壮志，报国无门的郁愤惆怅。富含积极深刻的社会内容。词风激昂慷慨，清丽沉郁。南渡和入仕时期，是朱敦儒词创作的黄金时期。如写于南渡难民潮中的《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沉痛凄怆，非常感人。虽只是一首小词，但它气魄大，寄慨深，凝聚着当时广大爱国者的的心声。又如《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略为吴山留顾。云屯水府， 涛随神女，九江东注。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念伊嵩旧隐，巢由故友，南柯梦，遽如许！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此词当作于金兵南下，词人初离洛阳时。上片由飘然江南触发故国沉沦之悲。下片从三国时东吴亡于西晋的史实，引到“妖氛末扫”，发出对金入侵略和南宋统治者偏安一隅的强烈愤慨，又以“奇谋报国”的诸葛亮自比。最后以“泪流如雨”的画面作结，极见词人悲愤之深广与无力回天的无奈。 后期词人遁世养性，寄情山水，又大量表现隐逸的主题，词风闲适旷放，又隐含着哀伤孤寂的感情色调，与前期的清狂飘逸又不尽相同。如《感皇恩》：“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等闲池上饮，林间醉。” 宋人汪莘称：“余于词，所喜爱者三人焉：盖自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方壶诗余自叙》）朱敦儒的词，从语言特色到艺术风格，都有独到之处，作为宋词由苏轼到辛弃疾过渡的这个阶段，朱敦儒不失为词坛大家。 在两宋词史上，能比较完整地表现出自我一生行藏出处、心态情感变化的，除朱敦儒之外，就只有后来的辛弃疾。朱敦儒发挥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不仅用词来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而且以词表现社会现实，诗词的功能初步合一，从而给后来的辛派词人以更直接的启迪和影响。辛弃疾《念奴娇》词就明确说是“效朱希真体”，陆游年青时曾受知于朱敦儒，为人与作词都受朱敦儒的熏陶，他的名作《卜算子·咏梅》即与朱敦儒的《卜算子》（古涧一枝梅）风神相似。
朱熹对他的小楷推崇备至，说：“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敲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近岁朱鸿胪、喻工部（樗）者出，乃能超然远览，追迹元常于千载之上，斯已奇矣。岩壑老人小楷《道德经》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陈碧虚（景元）之《相鹤》、黄长睿之《黄庭》皆所不及。唯湍石喻公之《典引》诸书为可方驾耳。”（《晦庵题跋》卷一《跋朱喻二公法帖》） 可惜我们今天无缘看到朱敦儒的小楷《道德经》。他的传世书作仅有三件： 其一，小楷刻帖《挽太夫人挽诗一首》。庐陵曾氏旧藏，曾宏父辑刻于《凤墅帖》卷一八《南渡名贤诗帖)。无纪年，但据帖后曾氏跋记可知，诗书为挽曾宏父外曾祖母宋令人而作，时间当在南渡之初朱敦儒客寓庐陵(江西吉安)曾氏宅期间。 其二，行书墨迹《定武兰亭跋》。在“独孤僧本”(俗称“火烧本”)《定武兰亭》后，故已残。绍兴十四年甲子(1144)应吴说(傅朋)之请，为吴氏所得佳拓本而作。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法书至尊·中日古代书法珍品特集(上)·墨迹卷》有影印。 其三，行草书墨迹《尘劳帖》。 项元汴旧藏物，《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一四、《大观录》卷七、《墨缘汇观·法书》卷下等著录。后人清内府，为《宋人法书》第三册作品之一，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并辑刻于《三希堂法帖》第一七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一三册有影印。无纪年，约两浙东路提点刑狱任上所书。这是一件写得比黄、米更为狂怪的手札。也许这更能显现他自己胸襟的本来面目。 此手札，用笔轻灵，结构大开大张，有黄庭坚的遗韵。其字如其诗，应说是有清气。此帖结字的横扁之势尚能反映出曾学锺繇的遗意，而其跌宕放逸，已完全落入杨凝式《神仙起居法》的格辙中了。朱熹欣赏的是他的醇正，但其走向另一极端的狂怪毕竟留给别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袁文云：“朱希真好作怪字，往往人多笑之。其小词有云：‘轻红写遍鸳鸯带，浓绿争倾翡翠卮。’其怪字似不宜写在鸳鸯带上，则争倾翡翠卮恐未必然也。一日，偶于江阴侯守坐上及之，坐客无不大笑。”（袁文《瓮牖闲评》卷五） 《尘劳帖》释文：“敦儒再拜。别後尘劳。都不果寓书。亦寂不蒙寄声。第勤尚想。比日想诸况安适。向者李西台书。久尘文府。乞付示。久不见此书。日夜梦想。告密封付此兵回也。必不以煎迫为罪。媿悚。媿悚。偶作书。多不能缕。何日得相从於黄岗怀玉间。临书神驰。敦儒再拜。”凡十一行，每行字数不一，共九十八字。此通尺牍因首句有“别后尘劳”，故称《尘劳帖》。由文中“告密封付此兵回也”句来看，这封尺牍书写的时间，大约是在他任“两浙东路提点刑狱”的时候。通幅以行体书写，而纵横挥洒之气势大有草书意味，这也是在宋人尺牍中常见的现象。这封信札的字结体宽扁，左右敧侧，字形忽大忽小，呈现拙朴的趣味。 南宋文坛盟主周必大论朱敦儒：“工诗及乐府，婉丽清畅，今观其字如其诗，其诗如其人，后世不待识面，当知为伊洛盛流矣”。 其晚年之作，似乎愈来愈多“狂怪”的趣向。或许与其晚年的心境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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