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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广山夜话》 朱敦儒，一个被低估了的宋代词人 笔者参与《南康朱氏源流志》的编修，由赣州南康等地的朱氏相关支系族谱得知，宋代著名词人朱敦儒，生子二。长子大思授福建长汀县县令。大思之孙文兴于南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登进士第。文兴子正衡因父殁于官任上，遂与其母定居福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后大思九世孙善能自福建汀州迁大平（今赣州龙南县杨村镇）园布村开基立业。后，善能后人逐渐析出，先后徙居上犹县黄埠乡合溪村、下丰村、埠前村和县城，南康县（今赣州市南康区）龙华乡罗边、赤土乡爱莲村，崇义县茶摊乡三坑村金竹窝等地。目前，江西赣州地区现有朱敦儒后人3,000余人，散居于龙南、南康、上犹、崇义等区、县，成为当地朱氏族人的一个重要支系。关于朱敦儒的后世子孙，据浙江义乌《泮塘朱氏宗谱》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本及其之前的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本、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本和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本的记载，朱敦儒之子朱昉（一作朱窻），始居义乌北门（今义乌北部后宅街道一带）。传至朱纪，於元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自北门移居十一都馀庆塘北，即后来所称的泮塘。泮塘朱氏是朱敦儒后裔的另一分支，始迁祖为朱纪。今浙江义乌后宅街道马踏石村朱氏也系朱敦儒后裔，其族人朱樟兴，朱敦儒第三十世孙，1949年随国民党军败退至台湾，生子三：长子立德，季子立圣，次子就是岛内外知名的朱立伦。朱樟兴父亲朱瑞云生子四，依次樟森、樟泽、樟兴、樟金，除三子樟兴移居台湾外，长子、次子、四子及其后人仍居老家。朱樟兴旧宅目前即由其侄子朱林忠居住。笔者自幼喜好诗词，加上笔者有意创作《历史记忆：朱姓族人故事》一书，于是，对朱敦儒的人生及其诗词做了些研究，感觉朱敦儒是一个被严重低估了的宋代词坛大家。史载，朱敦儒（公元1081—1159年），字希真，号岩壑，人称岩壑老人、洛阳遗民、伊川老人、洛川先生、少室山人等，北宋时居河南府洛阳。年轻时的他以清高自许，常以不与群芳争艳的梅花自喻，颇有些西晋名士风度，两次被举荐为学官都被他推辞不就，一直生活在山水、醇酒、诗歌与美人之间，是个不谙世事的“词仙”。这或许与其优渥的家境相关。其父朱勃为北宋绍圣年间的谏官，他无需为生活而忧虑，而生于官宦之家的他，对于北宋官场腐败的黑幕自然有深刻的认知，遂无意于功名，而志行高洁，纵情于山水之中，始终不愿入仕为官。关于朱敦儒，《宋史·卷四四五》是这样记述的：“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绍圣谏官。敦儒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师，将处以学官，敦儒辞曰：'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 固辞还山。高宗即位，诏举草泽才德之士，预选者命中书策试，授以官，于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辞。避乱客南雄州，张浚奏赴军前计议，弗起。”靖康之乱，外族侵入，中原沦丧，朱敦儒被迫携家踏上逃亡之路。自洛阳先至商丘，接着又流离于淮阴、扬州，后渡江至建康（今南京市），再辗转经江西走两广，客居南雄州（今广东南雄市）。南渡之颠簸的流离生活现实，无情地击碎了朱敦儒的山林清梦，让他切身体会到了外侮内患、国破家亡的惨痛，他不能不考虑其新的生活选择。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苏轼《赠岭上老人》）。梅岭古驿道，南粤雄关，当年苏轼流放南海（惠州、儋州）、朱敦儒南渡经江西走两广途径过的地方又，宋高宗登基不久，有心如明君们那样广纳贤才，于是，下诏征集民间才德之士。“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宣谕使明橐言敦儒深达治体，有经世才，廷臣亦多称其靖退。诏以为右迪功郎，下肇庆府敦遣诣行在，敦儒不肯受诏。其故人劝之曰：'今天子侧席幽士，翼宣中兴，谯定召于蜀，苏庠召于浙，张自牧召于长芦，莫不声流天京，风动郡国，君何为栖茅茹藿，白首岩谷乎!’ 敦儒始幡然而起”（《宋史·卷四四五》）。这时，又有人举荐朱敦儒，说他有经世之才。于是，高宗直接下诏，让他出任右迪功郎，并命肇庆府督促他赴临安（南宋都城。今浙江杭州）任职。朱敦儒仍不肯受命。为此，有朋友劝他，皇上目前招揽人才，是想要中兴大宋，许多名士都已经接受了圣旨，并名动天下。你一肚子的才华，难道真的要在山水之间终老？听朋友的这一席话，朱敦儒大梦初醒。于是，于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应诏前行，进京面见高宗。“既至，命对便殿，论议明畅。上悦，赐进士出身，为秘书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会右谏议大夫汪勃劾敦儒专立异论，与李光交通。高宗曰：'爵禄所以厉世，如其可与，则文臣便至侍从，武臣便至节钺。如其不可，虽一命亦不容轻授。’敦儒遂罢。十九年，上疏请归，许之”（《
宋史·卷四四五》）。到临安后，对策便殿，高宗非常欣赏，立刻赐他进士出身，授官为秘书省正字。不久后就兼任了兵部郎官，又升为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朱敦儒虽然天性散漫单纯，骨子里却深藏着热血与抱负。他想成为英雄，但却缺乏在官场上周旋、做事的能力，历史更没有为他提供展示的舞台。后因发表主战言论，并与主战派李光等人一道，受到右谏议大夫汪勃的弹劾，于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遭罢官。于是，上疏请求退居嘉禾（今浙江嘉兴市），继续自己的隐逸生活。当时，秦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又，桧之子熺亦好诗，有意跟朱敦儒学诗。于是，秦桧即于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先是将朱敦儒的儿子授为删定官（八品，主要工作是编纂各种行政命令），然后，强行让朱敦儒复出，任鸿胪少卿（二品，主要管外交）。朱敦儒惧祸不敢辞。然，命运最为吊诡的一幕是，20天后，秦桧死，敦儒亦废，再度致仕退隐嘉禾。朱敦儒本来清誉在外，朝野皆知，且曾因与主战派人士交往过密而获罪被罢职。此次复出虽仅短短的20天，但人们还是议论纷纷，认为他晚节不保，依傍权贵奸相，实有不齿的一面。盖敦儒旧尝有《鹧鸪天·西都作》云：“我是清都山水郎，……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楼金殿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于是，四川有个名叫武横的文人，专门赋诗讥刺他：“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细究朱敦儒晚年复出的原由，或许宋人周必大的分析是中肯的：“希真老而爱其子，而畏避窜逐，不敢不起，识者怜之”（《二老堂诗话》）。事后，朱敦儒本人也对此次复出懊悔不已。他在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复出再次被废后所作的一阙《念奴娇·老来可喜》中写道：“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将恨海愁山，一时挼碎。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惺惺地。饱来觅睡，睡起逢场作戏／／休说古往今来，乃翁心里，没许多般事。也不蕲仙不佞佛，不学栖栖孔子。懒共贤争，从教他笑，如此只如此。杂剧打了，戏衫脱与呆底。”全词辞浅情真，悔恨与超然之心溢于言表。上阙写人老了的可喜之处，在于历遍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熟知外部环境的各种事物，看透人世红尘，避免被色与酒所迷惑困扰，吃饱了睡一觉，起来后逢场作戏。下阙写作者的超然无执心态，休说古往今来之人和事，今后不论什么人，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或智或愚，忠奸良莠，谁演都行，都与我无关。被命运一记重拳之后，朱敦儒进入了更深的隐逸。他渐渐将人生看得轻淡如梦。在《西江月·世事短如春梦》里他说：“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幸遇三杯酒美，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表现出词人暮年对世情的彻悟和无奈，流露出作者一种闲适旷远的生活态度与风致。在人生的终年，朱敦儒浪迹山野，再度成为山水郎。与当年那位洛城少年重合在一起。他在自己营造的境界里长眠，有如他在《西江月·元是西都散汉》中所言：“元是西都散汉，江南今日衰翁。从来颠怪更心风，做尽百般无用／／屈指八旬将到，回头万事皆空。云间鸿雁草间虫。共我一般做梦。”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朱敦儒卒于家中，享年79岁。《宋史·卷四四五》有传。朱敦儒一生的最大贡献在文学创作方面，素工诗及乐府，是两宋之交的词坛巨擘，对宋词的词风转变厥功至伟。朱敦儒词，按其词风，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早年词风浓艳丽巧的洛阳时期，中年词风激昂慷慨的南渡和南渡后入仕时期，晚年闲居后词风婉明清畅的归隐嘉禾时期。朱敦儒早年居洛时，由于家境优渥，无须为基本生活忧虑，所以醉心于诗酒风流，远避俗世，徜徉于洛阳一带山川名胜的隐逸生活。由此，其早年词作，或写金闺脂粉，儿女柔情，或写疏梅淡月，林泉诗酒的裘马轻狂、清高风流生活。词风浓艳丽巧，清雅飘逸，体现出其追求自由独立与浪漫悠闲生活的人格精神。朱敦儒早年的这种禀性与心境，可以从他辞去宋钦宗授以的官职，于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返回洛阳后写下的《鹧鸪天·西都作》中清楚地看到：“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奏流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此词可谓是作者早年词作的代表，集中反映了作者前半生鄙薄名利，不愿为官，不求爵禄，只想纵诗饮酒，与山水为伴，隐逸归老的人生态度及其理想与志向。全词清隽婉丽，坦荡直爽，豪气四溢，自然流畅，章法严谨，既淋漓尽致地反映词人鄙夷权贵、傲视王侯的风骨，又激情洋溢地体现出了词人的潇洒狂放与卓尔不群的性格特征，是一首“天资旷远”、婉丽流畅、脍炙人口的小令，其轻狂和傲骨，在词句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曾一度风行汴洛，令人感佩。另一阙《如梦令·一夜新秋风雨》,更是深刻地表达了词人鄙薄名利，不愿为官，不求爵禄，只想与山水为伴，隐逸归老的襟怀抱负：“一夜新秋风雨。客恨客愁无数。我是卧云人，悔到红尘深处。难住，难住，拂袖青山归去。”一个高卧白云深处的隐士，又何必留恋那红尘深处呢？还是回到青山深处去过那自由自在的归隐生活吧。朱敦儒对于其早年在洛阳的这段浪漫、悠闲的快乐生活，在后来所作的词中也曾做过深情的回忆。如在《雨中花·岭南作》中写道：“故国当年得意，射麋上苑，走马长楸。对葱葱佳气，赤县神州。好景何曾虚过?胜友是处相留。向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断狂游／／胡尘卷地，南走炎荒，曳裾强学应刘。空漫说、螭蟠龙卧，谁取封侯。塞雁年年北去，蛮江日日西流。此生老矣，除非春梦，重到东周。”词的上阙回忆当年在洛阳的时候，在广袤的上林苑附近射打猎物，伴着宫殿两旁的楸木树遛马散步。无论“雪夜”还是“花朝”，词人都能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占尽风头。下阙写金人入侵，逃亡到南部偏远的地方，欲归而不得，只有依托梦境，将自己带回那个魂牵梦萦的故国。“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莫笑衰容双鬓改，自家风味依然。碧潭明月水中天。谁闲如老子，不肯作神仙。”词中的西都，即洛阳，二室，即嵩山的太室峰、少室峰，三川，就是伊水、洛水、黄河，泛指河洛大地的山水胜地。词人沉湎于诗酒风流，山水为伴，隐逸归老的生活追求，在这里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靖康之乱，大批居于中原地带的词人追随宋高宗南渡。在这个“南渡词人群体”中，最为瞩目的便是李清照和朱敦儒。然，二人又有所不同。李清照南渡是自山东南奔至临安，南渡后，主要辗转流寓于杭、越、婺诸州，其词多写闺情相思，虽有时也感时伤乱，融入些许的家国之恨与身世之惑，但所记载的却是个体命运变迁的小场景。朱敦儒南渡的地理跨越度则要大得多。他自洛阳至商丘，接着又流离于淮阴、扬州，后渡江至建康，再辗转江西，翻越南岭至两广，一度客居南雄州，再北归临安。这万里风尘云烟，一路世俗民情，都在其词中得以呈现，在他的词集中仅吟咏南粤生活的就有20多首。这时的朱敦儒可谓是时代的记录者、吟咏者。同时，他的词又有很强的自传性。在他的笔下，既有洛阳的金谷铜驼，吴地的蓬帆软语，也有南宋都城临安的歌伎采荷女，还有两广异域的蛮溪鬼峒、荔青桄榔，以及民间的烧灯、踏青、斗草等风俗民情。所有这些，他都一一录下，以至士人的雅集盛会，乃至宫中的御雪宴等，也不曾遗漏。因此，读其词章，有如读两宋社会史。
梅岭古驿道。“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苏轼《赠岭上梅》）朱敦儒以叙事纪实和自传性的词章，记录下了两宋动荡离乱的社会变迁，堪称以词写史第一人。在宋代词坛，能以词章全面呈现时代风云变迁和比较完整地表现出自我一生行藏出处、心态情感变化者，除朱敦儒外，就只有后来的辛弃疾。但辛弃疾与朱敦儒不是同时代人。应该说，纪实叙事性表达，是朱敦儒词的很重要特征。中华文化有“文史不分”的重要传统，词赋的文学性易于被更多人所接受。因此，朱敦儒“以词写史”，对中华文化和历史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两宋之交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外侮内患，故土沦丧，民族危亡，人性、道统伦理等都在动荡时局中挣扎。这也导致士人的自尊心、自主性受到挑战。朱敦儒正是在人性丧失、道德沉沦的社会环境中，努力寻找、追回失落了的自我的。他虽说狂放不羁，但本性清高孤傲。他不附炎趋势，不随波逐流，“进则尽节，退则乐天”，始终追求个体心灵的自由独立。他是一个虔诚的爱国者，无论南奔途中，还是在南粤两广及京都临安，他都心心念念匡复故土，回归中原。他在这一时期的词作，家事与国事总是融为一体，放在整个南渡爱国词人群体中，他的家国情怀表现得最为真挚和深厚。他的人生态度是审美的，也是诗化的，同时，又很理性自律，词章常蕴含内省和反思精神，总把个性精神寄托于梅、菊等吟咏对象中。其人格和词章，在整个南渡词人群体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南渡和南渡后入仕时期，是朱敦儒词章创作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词，占了其传世词集《樵歌》的大部分篇幅。这些词，多为忧时伤世之作，或写对国土沦丧的痛心疾首，忆念家乡亲故的哀痛欲绝，或写匡复故国的雄心壮志，报国无门的郁愤惆怅，富含积极深刻的社会内容。其词风则激昂慷慨，清丽沉郁，沉痛凄怆，颇为感人。“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全词由登楼入题，从写景到抒情，表现了词人强烈的亡国之痛和深厚的爱国之情，虽是一首小令，但它气魄大，寄慨深，凝聚着当时广大爱国者的的心声，读起来甚是感人。再如作于建炎年间，金兵南下，词人逃离洛阳，避难江南，舟行长江途中的《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放船千里凌波去。略为吴山留顾。云屯水府，涛随神女，九江东注。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念伊嵩旧隐，巢由故友，南柯梦、遽如许／／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全词直抒胸臆，抚今怀古，忧时伤乱，词情激越，将叙事、抒情、议论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将个人的身世之感和对国家、民族的深情挚爱融为一体。整首词是南渡时期词人个人情感的表现，展现了一个不同于“神仙风致”的志士形象。同时，词作折射出的是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尤其是心怀理想志向而命途多舛的南渡志士的前途，可谓南渡时期一代士人的缩影。还有朱敦儒在“南居一个时期后回想南渡初期情景”时的所作《朝中措·登临何处自销忧》，也表达了忧时伤乱的同样情怀。他在词中写道：“登临何处自销忧，直北看扬州。朱雀桥边晚市，石头城下新秋／／昔人何在，悲凉故国，寂寞潮头。个是一场春梦，长江不住东流。”南渡初期，宋高宗曾由扬州移居建康（今南京），后迁至临安（今杭州）。上阙写从建康望扬州的情事。“朱雀桥”系建康正南朱雀门外大桥，“石头城”即当时的建康城。下阙写历经离乱后山犹是，人与物全非的故国悲凉情景。如今，昔日热闹的地方已成寂寞，国家的情势每况愈下，回首前尘影事，犹如一场春梦，前事一去不复返。晚年的朱敦儒，被罢官还乡后遁世养性，寄情于山水，过着闲适的生活。此时的他，在历经社会动乱和个人的荣辱升沉之后，心境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早年那种自乐闲旷的麋鹿之性已不复存在。因此，这一时期的词，虽有大量表现隐逸的主题，词风闲适旷放，但又隐含着哀伤孤寂的感情色彩，与早年的清狂飘逸已不尽相同。如退隐嘉禾后不久所作的《感皇恩·一个小园儿》一词：“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等闲池上饮，林间醉／／都为自家，胸中无事。风景争来趁游戏。称心如意，剩活人间几岁。洞天谁道在、尘寰外。”词人匠心独运，以通俗简洁、平实自然的语句，如话家常一般写归隐后的田园生活，烘托出一种远离世俗喧嚣的隐逸情感和一丝清新寡欲与知足常乐的坦然。全词从头至尾宏观抒情，微观落笔，对山水的眷恋溢于言表。词中的一字一句淡雅温馨，语浅而意深，节短而韵长，在让人体味到心平气和的同时，也憧憬起那循迹山林、沉醉于山水，令人心旌荡漾的闲淡生活。“风景争来趁游戏”，在静谧恬静的山林里感受心灵与大自然的契合，寻求至真、至善、至美，闲适从容、怡然自得的人间“洞天”。“ 洞天谁道在、尘寰外。”再如词人晚年被罢职后所作的《临江仙·堪笑一场颠倒梦》，也甚能反映词人的此时心境：“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尘劳何事最相亲。今朝忙到夜，过腊又逢春／／流水滔滔无住处，飞光忽忽西沉。世间谁是百年人。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词人在身遭丧乱，荣辱升沉之后反思自己的一生，回忆起自己过去那种令人神往的隐逸生活，犹如一场颠倒的梦，飘忽不定的浮云。心境低沉的作者渴望回到自己早年洒脱隐逸生活的本然状态，重新拾回真正的自己，就是早年出仕前隐居洛阳时“曾为梅花醉不归”的自己，重新回到心灵的归属地，彻底淡出仕途，归隐田园。全词气脉贯通，语言简朴，词中旷远清淡的心境描绘，朴素无华的措辞用语，寓感慨于飘逸之中，反映出离乱时代士大夫所特有的清逸与超脱，语淡而味永，读罢使人感慨。
“风景争来趁游戏。……洞天谁道在、尘寰外”（朱敦儒《感皇恩·一个小园儿》）还有作于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朱敦儒被罢官之际的《鹧鸪天·曾为梅花醉不归》，也很能说明问题：“曾为梅花醉不归，佳人挽袖乞新词。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翡翠卮／／人已老，事皆非，花前不饮泪沾衣。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作雪飞。”词的上阙以浪漫的笔调、浓郁的色彩，生动逼真地描绘了词人早年隐居不仕、蔑视功名、狂傲不羁的生活场景。下阙笔锋陡转直下，面对严酷的现实，百感交集，极度地悲观和失望。全词通过“醉”与“不饮”，“不归”与“关门睡”，“遍写”“争斟”与“但欲”“一任”等今昔生活的鲜明对比，抒发作者内心深沉的哀痛和对身世的感慨。这首词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借物咏怀。作者平生最爱梅花，留世的3阙《鹧鸪天》均提到梅花：“且插梅花醉洛阳”（《鹧鸪天·西都作》），“ 纸帐梅花醉梦间”（《鹧鸪天·检尽历头冬又残》）和本词中的“曾为梅花醉不归”。词人既赞美梅花高洁孤傲的高贵品格，又叹息梅花的孤独不遇。他不仅把梅花作为咏物的寄托，同时在梅花这一形象中也融入了自我精神气质、品格及身世遭遇。词人早年自视清高，不愿做官，在饱经国破家亡离乱之苦以后，他一改初衷，要为恢复中原有所作为。但南宋政权苟且偷安、屈辱求和，他非但不能如愿，反被弹劾罢官。面对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他空有抱负而无用武之地。他不满现实、心灰意冷，后期思想渐趋消极但又渴望超脱。他南渡以后的词，常常追怀故国与昔日的欢乐生活，以反衬眼前的飘零无依。他思念家乡和难以相聚的爱人，常常同怀念故国的风物融合在一起。作者内心思想的种种矛盾，形成了晚期沉郁悲慨的词风。史载，朱敦儒所著诗文有《岩壑老人诗文》、《猎较集》和《应制词韵十六条》等，但均已佚。传世词集有《樵歌》（一作《太平樵唱》）3卷，存词245首，据南渡时期词人存词之冠。据《至元嘉禾志》记：“（敦儒）本中原人，以词章擅名，天资旷远，有神仙风致。高宗南渡初寓此，尝为《樵歌》。”《樵歌》的结集，大约在朱敦儒归隐嘉禾以后。《樵歌》三卷较少南渡以前作品，这一点似乎也可佐证。《樵歌》结集后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直到清朝末年才开始出现不同版本的刻本，主要有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许氏听香仙馆刻刘继曾校本，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王鹏运四印斋刻单行本，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朱祖谋辑《疆村丛书》本等。自上世纪50年代起，国内先后出版了不同版本的朱敦儒诗文集，包括如1958年0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龙元亮校本《樵歌》；1985年1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沙灵娜注释的《樵歌注》；2005年03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洪用铿所著，收入《樵歌》全部作品，并录诗9首的《朱敦儒集》；2010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邓子勉校勘笺注，阐明所收词作释义、本事、寓意、技巧等的《樵歌校注》等。2022年07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由朱悦进所著的《朱敦儒词赏鉴》。该书除辑录朱敦儒集《樵歌》245首词外，还附录了近年新发现的朱敦儒词数阙、诗十二首。为便于普通读者的阅读和赏析，此书对每首词均作了比较详尽的注释和通篇的解读与赏析，并且在字词解释方面相对其他版本的朱敦儒词集做了补充和修订。其次，该书还重视其词意的融会贯通，发现并纠正了此前版本的一些疏漏与错讹。《朱敦儒词赏鉴》另一突出亮点，是注释了78个词牌名，让读者知了词牌的本义及源起，增进读者的词学知识积累。书中还对朱敦儒词中的一些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加以了注释，注意挖掘其背后蕴藏的深意。《朱敦儒词赏鉴》作者朱悦进，祖籍浙江义乌，系泮塘朱氏族人，朱敦儒第27世孙。曾任《粤港信息日报》副总编辑，《羊城晚报》首席评论员，从事新闻工作近四十年，发表众多新闻、时评、散文等作品，近年一直致力朱敦儒词章的精研细究及诠释。通览全书，对朱敦儒词诠释赏鉴的字里行间，既表现出一位后裔对其先祖的崇敬与膜拜，更多的则是折射出作者皓首穷经，精研细究，倾情专注的瞩目成果。笔者以为，如若对朱词有兴趣，《朱敦儒词赏鉴》一书确值得一读。朱敦儒词语言流畅、清新自然、婉丽清畅，从语言特色到艺术风格，均有其独到之处，在宋词由苏轼过渡到辛弃疾这一阶段，朱敦儒不失为词坛的一位大家。可惜朱敦儒的词文结集未能流传下来，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仅是其诗词的一小部分，但还是能够感受到朱敦儒词的独特风格和其词章所富含的社会意义。对此，稍后于朱敦儒的南宋政治家、文学家，以宰相之尊主盟文坛，与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名家交游频繁，在南宋中叶词坛中居领袖地位的周必大（公元1126—1204年），就对朱敦儒有着很高的评价，称其诗词“独步一世”（《二老堂诗话》）。宋末文坛领袖、词风豪迈慨慷的辛派词人的重要代表、诗论家刘克庄（公元1187—1269年）在其《后村诗话·续集》中称朱敦儒：“此老笔力，有谪仙风骨。”另一宋人，布衣诗人汪莘在《方壶诗余自叙》中写道：“余于词，所喜爱者三人焉：盖自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三变说”揭示出了苏、朱、辛三人之间的内在联系，朱敦儒词是“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的重要桥梁。今人胡适（公元1891—1962年）在论及朱敦儒词在题材、意境和表现方式的独创性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时，云：“到了朱希真与辛稼轩，词的应用范围，越推越广大；词人的个性的风格，越发表现出来。无论什么题目，无论何种内容，都可以入词。悲壮，苍凉，哀艳，闲逸，放浪，颓废，讥弹，忠爱。游戏，诙谐……这种种风格都呈现在各人的词里。”朱敦儒确是南、北宋之交时期最具士人风骨、独步一世的词人。在词坛史上，朱敦儒的贡献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一是创立了别具一格的“樵歌体”、“希真体”。两宋词坛，群芳竞秀，但公认自成一宗、独自成体者寥若晨星。《全宋词》辑录词家1330余人，但公推为“体”的不到10人。二创制了最早的词韵《应制词韵十六条》。这一开创性成果，对词韵学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朱敦儒精通音律，也自创了一些词牌。三大大地拓展了词风、词格和词的范式，其词章展现出的深厚内涵和风格上的丰富多元，在词坛史上确乎少见。尤其是他那充满渔樵之乐和山家风味的隐逸词，令其词章呈现出独一无二的风采，任何词家都无法取代。他不仅冲破了以往词的婉约、淫靡、晦涩之约束，提升了词的品格品味，而且以丰富的创作实践，为词艺拓展出更广阔生存空间，引入更具生命力的新范式、新境界。学界公认苏轼、辛弃疾为宋词豪放派之主帅，但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在北宋时并不具统领地位，“以诗为词”的东坡范式也未如后世能那么受欢迎。连有“苏门六子”之称的陈师道都称：“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甚至批评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这表明，在北宋文坛，苏词至少是颇受争议的。加之苏轼作品在北宋时一直遭禁，直到南宋高宗朝才解禁，因此，真正习摹苏词者并不多。朱敦儒与苏轼性情相仿，都视陶渊明为“偶像”。陶渊明放达淡泊的胸怀、高标远韵的人格魅力和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情趣，构筑起苏、朱二人共同的精神追求。朱敦儒的一些词，明显带有习仿苏词的痕迹。尤其是其“清”“旷”色彩，正是效法苏轼，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学者认为：“苏轼'以诗为词’之词学观的第一个真正继承者即是朱敦儒”（郁玉英《朱敦儒词的阐释与接受》）。正是朱敦儒对苏轼词的承继及创作实践，推动了“豪放派”词风的发展，并奠定其在词史上的流派地位。苏轼作为新词风的开拓者，虽然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抒情自我化的方向，但他还没有将自我完整的人生历程和整个精神世界写进词中，另一半则写在他的诗里，诗词的表现功能还有所区分：词多言情，诗多言志和叙事。李清照也恪守这种惯例。朱敦儒则进一步发挥了词章抒情言志的功能，呈现出议论化、散文化、语录化的风格，不仅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而且以词表现社会现实，使诗词的功能合一，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议论为词。比较北宋末的多数词人，朱敦儒开疆拓土，还在题材的开拓方面作了很多的努力，除了反映感时伤世和遁世隐逸生活两类词章外，还有宫怨、游闲及讽刺世情方面的作品。其后期词章，语言清新流畅，自然婉丽，常以寻常口语入词。总体而言，朱敦儒词风格旷达，一扫绮靡柔媚的风气，继承苏轼但又有变化，自成一家。由此，启迪和影响了身旁和后世的大批词作者，是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的一代词宗。在当时词坛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辛弃疾和辛派词人受朱敦儒的影响至深。辛弃疾就曾明确地说过，其词《念奴娇》就是“效朱希真体”之作。陆游年轻时也曾受知于朱敦儒，为人与作词都受到朱敦儒的熏陶。其名作《卜算子·咏梅》即与朱敦儒的《卜算子·古涧一枝梅》风神相似。古涧一枝梅，免被园林锁。路远山深不怕寒，似共春相趓／／幽思有谁知，托契都难可。独自风流独自香，明月来寻我。作者以梅花自喻，虽居深山，孤芳自赏，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古涧一枝梅，免被园林锁。路远山深不怕寒，似共春相趓”（朱敦儒《卜算子·古涧一枝梅》）。梅岭古驿道旁的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词人以物喻人，托物言志，以清新的情调写出了傲然不屈的梅花，暗喻了自己虽终生坎坷却坚贞不屈，达到了物我融一的境界，笔致细腻，意味深隽，成为咏梅词中的佳作。论及朱敦儒，值得一提还有，他一生致力于词的创作，也工诗善书，是南、北宋之交时期工诗词善书画的名士。他的书法以小楷、行书最受称誉。行书结字姿态多横斜颠倒，充满意趣，纵横挥洒，自成一家。朱熹对朱敦儒的小楷推崇备至：“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敲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近岁朱鸿胪、喻工部（樗）者出，乃能超然远览，追迹元常于千载之上，斯已奇矣。岩壑老人小楷《道德经》二篇，精妙醇古，近世楷法如陈碧虚（景元）之《相鹤》、黄长睿之《黄庭》皆所不及。唯湍石喻公之《典引》诸书为可方驾耳”（《晦庵题跋·卷一·跋朱喻二公法帖》）。可惜我们今天无缘看到朱敦儒的小楷《道德经》。他的传世书作仅有三件：一是小楷刻帖《挽太夫人挽诗一首》。庐陵曾氏旧藏，曾宏父辑刻于《凤墅帖·卷一八·南渡名贤诗帖》。无纪年，但据帖后曾氏跋记可知，诗书为挽曾宏父外曾祖母宋令人而作，时间当在南渡之初朱敦儒客寓庐陵（今江西吉安）曾氏宅期间。二是行书墨迹《定武兰亭跋》。在“独孤僧本”（ 俗称“火烧本”）《定武兰亭》后，已残。绍兴十四年甲子（公元1144年）应吴傅朋之请，为吴氏所得佳拓本而作。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法书至尊·中日古代书法珍品特集（上）·墨迹卷》，有影印。三是行草书墨迹《尘劳帖》。无纪年，约两浙东路提点刑狱任上所书，是一件写得比黄、米更为狂怪的手札。此手札，用笔轻灵，结构大开大张，有黄庭坚的遗韵。南宋文坛盟主周必大谓朱敦儒云：“工诗及乐府，婉丽清畅，今观其字如其诗，其诗如其人，后世不待识面，当知为伊洛盛流矣。”朱敦儒一生横跨两宋，亲历宋室南渡的乱世，一生走过了从隐世、出仕和被罢职、归隐的曲折历程，可谓饱经世事。朱敦儒留世的250多阙词中，有相当部分蕴含内省与反思精神，充满对人生、对人情的认识，折射出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对于人生真谛及生活意境的哲理性思考与智慧劝告。“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西江月》）。“个是一场春梦，长江不住东流”（《朝中措·登临何处自销忧》）。“风景争来趁游戏。称心如意，剩活人间几岁”（《感皇恩·一个小园儿》）。面对纷纷扰扰的社会环境、苦短的人生，名利、财富、得失、荣辱都是身外之物，我们当荣辱不惊，微笑而谦卑，把握好美好的东西，把握好当下的生活。这，笔者以为，无疑是朱敦儒词给予我们教诲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简介
朱乐尧， 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国经济与农业及农村问题的研究与教学。自1982年起，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出版著作13种（部）。近年转入文化休闲类读物写作，已先后在中诗网、枸杞文学发表随笔、散文等作品30多篇。纪实文学《故乡记忆——发生在赣西南一个小山村里的故事》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目前正致力写作《饮马长城——我的导六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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