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史

  丝）、有的是丝纩（丝棉），有的是黑（玄），有的是细绸（纤）、素绸（缟），也有染色丝带（组），还有类似锦绮的高级织物（织纹）。可见，在夏朝，我国丝绸生产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准。

　　1953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的殷墓中，出土了蚕形玉，其长3.15厘米，共有7节，保存完整，呈白色，扁圆长条形；在出土的青铜器上，还刻有丝织的细纹遗痕（马德志：《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1937年瑞典著名丝织学家西尔凡在马尔米博物馆所珍藏的殷代青铜钺上，也发现了绢丝断片，经鉴定，这些绢织物的技术已发达到绫的阶段（西尔凡：《殷代的丝织品），见《远东古物博物馆刊》1937年第9期）。

　　到了周朝，丝织行业已经分成官营和私营两种，并设立了“典丝”官员，专门负责织品的生产和销售，同时还设立“载师”官，管理丝织业的生产。据《诗经·豳风·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术柔桑”，“蚕月条桑，……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周人养蚕及丝织技术北之商朝大有进步，同时在工艺方面上已具有极高的水平。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把奖励蚕桑生产作为富国裕民的要素之一，再加上铁制工具的使用，丝织品生产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使我国在公元前六七世纪已成为世界闻名的“丝绸之国”，被誉为“东方绚丽的朝霞”。

　　1952年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之文物中，有“绢上绣花”的绣文，有“褐紫色”，的丝织缥带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1953年长沙仰天湖战国墓中，也出土了部分丝织物，虽因年久腐朽，看不清原物的形状，但是经纬纤细，文理清楚，颜色未褪，是一批制作精美的丝织物，在同墓出土的竹简中，刻有许多丝织品的名称，不少还是首次出现的。长沙丝织物的大量出土，证明了战国时期丝织业不仅在北方发达，并且在南方，也占有重要地位，在工艺上达到了高度水平。

　　还举一些外国例子吧。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就称我国为“赛里斯”，意即“丝国”。他们将我国运去的丝绸视为无上珍品。古罗马有一位作家说：“中国人制造宝贵的花绸，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样美丽，它的原料像蛛丝一样纤细。”印度古老的《摩奴法典》记载，谁偷丝，便罚他三天内只许喝牛奶，谁偷丝，就会变成一只鹧鸪（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第164—165页）。然而，当时西方许多国家还不知丝是从蚕嘴儿里吐出来的。有的说，丝绸是用树叶制成的。罗马一位博物学家普林尼在《博物志》一书中说道：“沿海及西梯亚洋海岸线东北行，即抵赛里斯国。其国林中产丝，驰名字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于水，理之成丝。然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还有的这样说，丝绢是由竹叶制成的（石田干之助：《欧人之汉学研究》第17、26页）。又有的说，丝绢是由森林的毛，经梳理而织成。罗马史学家马赛里奴斯在《罗马帝国史》一书所记述：赛里斯“林中有毛，其人勤加灌溉，梳理出之，成精细丝线。半似羊毛纤维，半似粘质之丝，将此纤维纺织成丝，可以制衣”（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