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我在日本参加了江歌案凶手的死刑请愿” 日本是一个死刑司法实践率极低的国家，只有杀死多人或情节极其恶劣的杀人事件才有可能获得死刑判决。 11月10日，江歌母亲在网络上发起《请求在日华人、在日留学生志愿者帮助》，希望杀害女儿的凶手陈世峰得到死刑判决。 11日、12日两日，江歌母亲走上东京池袋池袋街头与志愿者一起进行“死刑请愿”。（案件回顾：《请求判决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 人们无从知道是怎样的绝望与坚持使这位母亲决意请求法律“处死杀死自己女儿的凶手”，但在事发300多天后的今天，这个故事折磨的早已不只是江歌妈妈一人，而是千万个能感同身受的平凡人。 事情发展到现在，关于“死刑请愿”，除了鼓励支持，也有声讨与质疑。 “请求处死凶手”是基于法律还是私情？是声援还是制造舆论压力？是合情合法还是妨碍司法公正？ 如今，关于“死刑请愿”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无论争论结果如何，“死刑请愿”引发的思考已足够有意义——关于恨与原谅、人性与生命、道义与法律，或许是大多数人都缺乏的一堂人生课。 国内对此案的讨论沸沸扬扬，日本人对这一案件又是怎样的态度和看法呢？日本对死刑的认知体系是怎样的？“死刑请愿”活动当天现场状况如何？人们是支持、反对亦或漠不关心？ 一位身在活动现场的留学生志愿者记录下了这一切，一起来看看“死刑请愿”活动现场众生相。 死刑请愿： 一条明知不好走却一定要走的路 最近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几个视频，在关注着江歌事件的人群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一直躲藏的室友刘鑫与受害者江歌母亲江秋莲首度在媒体前一起露面，以及江秋莲女士赴日后在池袋举行的连续两天的街头签名请愿活动，这使得#在日女留学生被害案#、#池袋 江歌母亲#和#刘鑫123#再次成为了热搜榜上点击率居高不下的公共事件。 作为一个留学生，在10日时我看到了江歌母亲在微博发的活动通知，文中说在11月11日和12日两天她将在东京池袋举行街头签名活动，希望得到在日华人留学生群体的支持。 因为多多少少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关于“已经有专门的华人组织在帮助江歌母亲”的言论，由于担心像自己这样自发参与的散兵游勇会不会被接纳，在11月早上活动开始前一个小时，我就赶到了池袋的四季海岸饭店新富丽华的活动地点想讨个出力名额。 而事实上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两天在现场奔走呼喊的所有人都是自发凝聚起来的在日华人志愿者同胞。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江歌母亲征集签名的原因。 诸如网上所说，日本是一个量刑较轻的国家，正如我的一位朋友在发江歌事件日语传单时遇到的一个指手画脚的日本人所说的那样，“我们日本的体系和认知和你们不一样，你们这事件才只有一个死者，想要给凶手判死刑是不可能的。前段时间日本有人杀了九个人现在不照样还活着吗。” 也有一种说法是，日本的死刑执行需要法务大臣签字，而很多大臣不愿意被别人说是杀人者，因此日本很少有死刑执行。 然而却有这样一个前例。
「闇サイト殺人事件」。这是2007年在爱知县名古屋发生的一起恶性杀人事件。当时名为神田司的凶手与其男性朋友关系的共犯合计三人，一起绑架了一名女性至自己家中，并在对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和伤害后将受害者杀死，这个事件引起了日本民众的极大愤怒并最终募集到了请求裁判所执行死刑的33万签名，于是作为这件事件的结局，神田司被判决死刑，另外两名凶手则是无期徒刑。
而我们参与这次活动的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正如被来到现场的签名同胞所关心的一样，“我们要收集多少份才够啊，是不是收集够了就能判凶手死刑了啊？” 我们当时只能回答，现在一切都说不准。但是既然之前有过这么一起先例，那么这也是阿姨的一线希望，也是我们其他人能做的为数不多的事了。 我们不能因为前方看不到终点就止步不行。 路好不好走我们无法决定，但是要不要去走，只有我们才能决定。 请愿现场：支持、反对与漠然 在募集签名的途中，当然也出现了不少相反的声音。 有日本人摇头表示，“被害者十分值得同情，但是死刑好残忍，我不签。” 还有人说，“剥夺别人的生命就是杀人犯，死刑毫无疑问是一种杀人行为，如果因为这个签名将凶手判了死刑，那么每个签名的人，都将负有一份夺走这个人生命的责任。” 最多听到的一句话是：“才死了一个人，死刑不可能的。”
所以呢？所以别人能去代替受害者家属去给凶手重新做人的机会吗？ 他们看到过江歌母亲哭着说“那能不能让陈世峰把我和江歌姥姥都也杀了，然后给他判个死刑啊！”的场面吗？ “你可以袖手旁观，但至少不要低估别人的悲伤”。这也是我对国内所有试图从标新立异的新观点来揣度事件的意见领袖们想说的话。
首日我负责的是大声向路人说明事件，一开始我喊的是：“去年在中野区，有一个女生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惨遭杀害，现在我们为了寻求对杀人犯的合理的判决在此请求大家的签名，拜托了！” 而在听到这些不敢苟同的声音之后，我就改变了呼喊的内容。 “’1’作为数字很小，作为人命则过重。我们无权代替家属原谅凶手，请来听下这位母亲的声音！” 身边的其他志愿者有腼腆的男生，有不爱开口的软妹，但是他们一起呼喊“拜托了！！”的时候却喊到破音。 签名现场一度曾人山人海。 第一天来了很多媒体和大V，第二天西口公园排起了望不到头的长队。 没有人维持秩序，但是同胞们一个个和江歌母亲相对鞠躬后走近，有上来就抱着江歌母亲泣不成声说“阿姨对不起我只有个糖给你”的小姑娘，有握住阿姨的手说“我也是青岛人”的老大叔，有江歌在法政大学的同学有她在国内的学弟，有牵着刚会蹦蹦跳跳的小女儿来问“我用我孩子的名字再签一份可以吗”的妈妈，有年轻的日本父母推着婴儿车签下了名字，还有个日本老叔一挥拳说“我这辈子就原谅不了这种伤害女孩子的人！”。
最戏剧性的是，据另一位志愿者说，有两个日本大爷为了这事吵了起来。 其中一个要给我们签，另一个就问他“你为什么要签字？” 签字的那位大爷:“传单上有写你不会自己看吗？” 路人大爷：“我眼睛不好。” 签字大爷：“我眼睛也不好啊，你不会戴眼镜看吗。” 路人大爷：“你是日本人干嘛要签？” 签字大爷：“你看着群年轻人为了这件事在这边努力着，你在这边说什么废话，要签就签！” 据说两人差点吵到要动手，旁边几个志愿者一直在劝架。 感觉这件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日本人对于本次事件的两种标志性态度，“虽然觉得很可怜但这是外国人的事”和“被感动了我要帮帮他们”。 江歌妈妈：“我要见到最后一个人，他们都是为我和江歌来的” 在慰问江歌母亲的队伍中，许多人走上前先塞过来买的热饮说“您拿着暖暖手”，池袋西口公园附近的711便利店里的热饮架据说已经被搬空，江歌母亲脚边的大兜小兜和花束最后甚至堆成了一座小山。 我口袋里也塞满了别人送的饮料饭团暖宝宝，这时再听到江歌母亲抱着一个抽噎的女孩儿说“如果江歌的朋友不是刘鑫而是你们，她就不会被杀了啊”的时候，终于忍不住把字牌举在脸前偷偷泪流满面。
令人感动的是，中途有很多年轻留学生签完名后找过来问“你们还需不需要人手啊，干什么都行能不能让我留在这里做点儿什么”，当时志愿者其实已经趋于饱和，所以明明知道日本人不喜欢接传单，却只能拜托他们做一些发传单的任务。 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去把好心人送来的热饮分发给他们的时候，却看到每个人都在街头喊得认真而卖力。 负责举字牌的人，也为了让人群看得清楚而伸直胳膊把手写的字牌举过头顶直到身体摇晃。 向来场同胞说明案情的男生，说着说着自己先大哭了起来。
然而我们这些人虽能某种程度上的感同身受，但是又怎能及江歌母亲心中伤痛的万分之一。 尽管这么痛，她还连续两天从正午站到日落，对每个人鞠九十度的躬，对所有年轻人叮嘱“你们一定一定要好好的别让父母担心”。 我们担心她身体撑不住，说“要不然买个笔记本，让后面排队的人写下对您想说的话？”江歌母亲却说，你们不要这么做，我要见到最后一个人，他们都是为我和江歌来的。 也许就像那个日本人所说，剥夺别人的生命就是杀人犯，死刑毫无疑问是一种杀人行为，如果因为这个签名将凶手判了死刑，那么每个签名的人，都将负有一份夺走这个人生命的责任。 而我的想法却是，比起“如果我们的签名让一个人的生命被法律剥夺，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杀人者”这种逻辑，更不能接受的是“我明知那是罪恶，最后却选择去替冤魂原谅它手上的鲜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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