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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西方理性范围内，恐怕已经解决了。第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大卫·休谟，接着是伊曼努尔·康德。但是要注意的是，其解决的理路从教会正统信仰的角度看，不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是相反，在自然存在的角度，是不能证明上帝存在的。 基督教有个传统说法，就是从自然之在的完善完美，就可以见证到上帝存在了。这条理路，从保罗挑明之后，一直延续到近代，一定程度上中世纪教会为何不强烈反对科学研究，反而往往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与这个认知有关。到了十六、十七世纪，近代科学刚刚开始独立发展的阶段，以英国神学为代表，欧洲基督教发展出一种叫“自然神学”的学说，认为自然的完美与精妙，在科学发现与研究中得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一个上帝作为设计者推动者主宰者，怎么可能呢？这个思维，被冠以“理性宗教”的名义，一度非常盛行。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首先起来提出强烈质疑，他认为，在认知自然以及人类有关的诸种事物方面，人类唯一能够信赖的就是人的经验，由已知推论到未知，若然在逻辑上成立的话，必须要符合事物分类的经验原则，就是“种”“属”“差”的原理。由可见的自然事物的肯定，上升到对不可见的上帝的肯定，这完全违反逻辑学的基本常识——上帝是自有永有、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是唯一的，而人和人能够见到接触到的任何事物现象，都与上帝不属同一类型，试问不同类型之间怎么可能在逻辑上彼此推断到对方呢？ 休谟在他的名著《人类理解研究》中直言： “我们绝对不能从宇宙这个结果，上升到朱庇特这个原因，然后又从上边下行，从这个原因推论出任何新的结果，好像光有眼前这些结果，还不完全配得上我们归诸这位神明的那些光辉的品质似的”
休谟的工作其实已经为后来科学与神学之争，在可能的范围内定了一个调了。康德完全认同休谟的判断，他出于自己的信仰，认为上帝是完全的在，不是不在，衪是在的，但是他的完美不需要也不可能通过世间万有的存在而获得证明。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当中，康德说，所有宇宙内具体的事物都是偶然的、个别的、可朽坏的，怎么能够用偶在的、个别的、可朽坏的事物，去证明上帝的永恒之在？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不通的嘛。这也就是为什么康德在谈论上帝时，完全放弃了传统的自然神证论，而转向道德与人类生活本身的原因所在了。众所周知，康德这一种理路开启了现代神学与科学之间“划界”的历史，在西方哲学与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与启发性。
是的，一些科学家以个人身份发表过许多零星的说法，什么爱因斯坦等等。当科学家这样表述时，这只是一个意见，个别的一个感动与感叹，在此任何科学家都与常人无异。科学不会因为哪一个知名科学家的个别言论而改变法则，因为这些法则被所有已经呈现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合理的，可持续，可推广，可复制的。 信仰的见证或者证明，目前已经基本上完全属于人类的信念、生存意义、道德良知、感觉、感受范围内的事，科学是不闻不问的，除非有人打着科学的旗号去做从前已经被“证伪”的事情，科学才有时站出来澄清是非。因此，西方科学再发达昌明，信教与不信教，都不可能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增添更多实在元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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