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代以来,钱币界对一些陆续发现的方孔圆钱式民间地方代用币颇为重视,由于其数量稀少、难得一遇,遂以珍币视之。“泉币学社百次例会纪念集拓”①、“寿泉集拓”②“及《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③等均有收录。郑家相先生曾在1959年第五期《文物》杂志上发表《太平天国时期地方代用币》一文,列举了十余种制钱代用币,并将它们定为太平天国时期所铸。其重要依据之一,乃是一枚“天国四年”背“壹串文正”钱④。马定祥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太平天国钱币》一书中,通过查实该钱的“天”字系杨君从一个平夷的“民”字上改刻出来的,实为“民国四年”背“壹串文正”钱,从而将这批地方代用币的铸期定为民国初期⑤。
由于笔者曾参与了《太平天国钱币》(增订本)一书的增补与整理工作,因而对这种地方代用币产生了浓厚兴趣。近两年来,我们在马传德、朱卓鹏、孙仲汇以及“马定祥中国钱币研究中心”等的帮助下,想方设法收集到此种地方代用币实物及拓本资料近百种,现列表并附拓本于后。 
  
通过对这些地方代用币进行初步的分析与研究,谈几点我们的认识,供广大泉友共同研讨。 一、民间地方代用币的记值 以前,仅发现壹百文正、伍百文正及壹千文正(或壹串文正)三种面值的制钱代用币。如今,我们又发现了伍千文正(或伍串文正)的面值。因此,制钱代用币至少有四种面值。其中面值壹百与壹千种类稍多,面值伍百及伍千者少见。并有同种币文不同面值的代用币,如“益元庄兑”既有“伍串文正”又有“壹串文正”;“裕国通商”、“明阳发财”、“杨记祥源”、“同忠发财”、“长记生财”、“连记财生”、“光阴易过”、“十全大美”等,则既有“壹串文正”(或壹千文正),又有“壹百文正”。另有无面值的,如“元享利贞”背“德记”、“出入兑现”背“信记”、“万商云集”背“有较”、面背“用之则行”及面背“兑不记帐”等,从钱币文字、制作特征来看,亦属同类代用币。或是兑值根据大小预有约定,或是与有面值者配合使用。 此外,还发现了银元代用币,如“富记通用”背“壹元”、“长发鸿财”背“壹元”、“千祥云集”背“一元现兑”、“清记”背“贰角兑现”、“壹本万利”背“贰角金圆”及“壹角金圆”、“同乐发财”背“兑换一角”等,故至少有壹元、贰角、一角三种面值。 
另外,郑家相先生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代用币》一文中,还提到一类银两代用币,背均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字,面值有“当银伍分”、“当银壹钱”和“当银壹两”三种。但马定祥先生认为它们“均是同治或光绪年间四川的宝川局所铸之筹码钱,而非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代用币”⑥,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二、民间地方代用币的钱文
这些民间地方代用币的钱文,除纪值外,往往还点明了钱庄号、店号的名称。如:伍合钱庄、晋记庄兑、福记庄兑、益元庄兑、利元庄兑、宝兴盛号、杨记祥源、正兴兑换、富记通用、连记财生、公记生才、洪记财生、体记生金、长记生财、蕊记生财、河记生财、悦记生财、广记发财、喜记壹串、融记壹串、公记壹串、刘记一百、礼记一百、汉记一百、信记、德记、清记等等,共计不下数十家。 在这些民间地方代用币上,还铸有各种吉语、俗语,如:福禄寿喜、十全大美、椿茂萱并、青蚨广至、一本万利等等。其中有的吉语、俗语中可能还将钱庄号、店号名包含在内。 各种代用币的钱文,除一枚“四季兑换”背“记”六字及一枚“元亨利贞”背“德记”的“德记”两字为篆书外,均为楷书,且不少是规正的宋体字。 值得注意的是,钱文中有不少是简体字、俗体字。如:万、宝、兴、当、记、阴、过、刘、发、财、云、寿、(福)等。有的还是明显的错别字,如连正三元的“正”应为“中”,日日生才的“才”应为“财”,官清明洛的“明洛”应为“民乐”等等,反映了这些代用币铸造的民间性。 在有些面值较高的民间地方代用币上,往往还盖有字戳。如“益元庄兑”背“伍串文正”面背缘上各有两“玉”字戳,“壹年四季”背“伍千文正”面背缘上各有一“永”字戳,“十全大美”背“公记壹串”面背缘上各有一“全”字戳,“同财德盛”背“壹串文正”面背缘上各有两“洪计”戳,“财用光辉”背“伍百文正”面背缘上各有一“才”字戳,面背“用之则行”钱两面缘上各有两“仝丰”戳,“元亨利贞”背“德记”面背缘上各有一“甫”字戳等等,也有在缘上或钱文上盖有各种记号的。已发现有字戳或记号者有十几种之多。这些戳记,有的可能是钱庄号、店号名,有的则是防伪记,应是当时所盖。至于有的代用币外缘变成齿轮形等现象,则当为后人所为。 这些民间地方代用币,有的有“庄兑”、“现兑”、“兑换”、“兑现”等字样,说明可以兑成制钱或银元、角子,因此当是地方上颇有经济实力的钱庄、钱号或店号所铸。否则,如当十钱大小的一枚铜质代用币要值一千,如小型当五十咸丰钱大小的一枚铜质代用币要值钱五串,其价值都高达百倍,如无相当信誉,民间是很难能接受的。 三、民间地方代用币的铸期 关于这些民间地方代用币的铸期,如前所述,有“太平天国时期”及“民国初期”两说。“天国四年”背“壹串文正”钱曾是“太平天国时期地方代用币”的重要证据。但一旦被恢复为“民国四年”的本来面目之后,又成了铸于“民国初年”的实证。在我们所收集到的民间地方代用币实物中,也发现了一枚“民国时用”背“礼记一百”钱,从而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类代用币在民国时期仍在铸造。不过,说这些民间地方代用币均为民国时期的铸品,这个说法似乎尚可商讨。 因为,钱庄、钱号和店号的经营不可能是短期行为,当有一段延续使用的时期。各种代用币的铸造行使时间,当然也会有先后。所以,我们不妨可以将民国初年作为这些民间代用币铸行的下限。现在,再想探讨一下其铸造的上限,即它是在什么时期、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我们认为,这种民间地方代用币最早出现的时期,很有可能是在太平天国时期。理由如下: 1.正如郑家相先生所说的,在战争时期,因货币缺乏或币值变动,往往会发生较大的商铺自己制造地方代用币的现象⑦。太平天国革命席卷南方各省,打乱了清政府原有的统治秩序,许多地方少铸、不铸制钱,改铸高面值的大钱,发行高面值的纸币,影响了民间的经济活动。在太平天国政权比较巩固的地方,当然也铸行自己的钱币,但双方拉锯作战,对民间经济活动必然会发生影响,一些地方钱铺商号自铸代用币,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而从发现这些代用币的地点来看,都是在太平天国势力曾经到达过的南方诸省,如江苏的苏州、扬州、镇江以及湖南等地,以湖南发现最多。北方则基本上没有发现。 2.这些民间地方代用币因面值不同,有大有小,一般都大于制钱,而类似当五或当十钱,甚至有比当十钱更大者,颇类似太平天国时期的咸丰大钱及太平天国大钱。这些代用币的面值很高,也许亦是受了清政府滥铸大钱和滥发纸币的影响。有一枚“时来奉送”背“兑换票花”钱和一枚“时来送奉”背“五百文正”钱钱文相似、大小相近,当为同时制作。而“兑换票花”则标明它应是回收钱票之物(或可兑换五百文的钱票),而一枚“见梓发钱”背“五百文正”亦应是同样用途,故不妨可称之为“权钞钱”。而太平天国时期则正是各种咸丰高面值纸币泛滥并不断贬值之时。 3.这些民间地方代用币的钱文,有不少是规正的宋体字,而钱币上使用宋体字,正是太平天国时期的铸币特征。“裕国通商”的“国”字,“本浩兑换”的“浩”(号)字,都是使用太平天国时期的文字。虽说一种文字广泛使用之后,民间会相沿使用,如“民国四年”、“民国时用”的“国”字亦是太平天国的“国”字,但如果说在代用币上铸以这种文字最早不会早于太平天国时期,应不会错。 4.代用币上的吉语文字,不少是清代民间吉语钱上常见的文字,反映了其时代气息。特别是其中如“一品当朝”、“三元及第”、“连正(中)三元”之类的钱文,更是鲜明地反映了清王朝时期的时代特征,因而难说是民国初年的铸品。尤其是有一枚背为满文“宝云”的“一百文正”代用币,显然应是铸于清代之物。 5.从这些民间地方代用币的铜质、锈色、制作来看,亦是有早有晚。那些银元代用币,其钱文大都不是宋体字,有的还是相当秀丽的楷书。按银元直至光绪年间才盛行起来,至民国初年仍广泛使用;而进入民国时期,方孔圆钱已到了它使用的尾声阶段,因此,银元代用币铸期比制钱代用币要晚,当不成问题。而且不少制钱代用币,其铜质、锈色和制作都与太平天国时期的咸丰钱差不多。除宋体钱文外,隐起文的“公记生才”背“壹百文正”及“万利生才”背“一百文正”等,亦十分类似湖南地区铸造的隐起文“太平天国”背“圣宝”套子钱。难怪早年许多钱币学家,包括马定祥先生在内,要将它们的铸期定在太平天国时期。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上述民间地方代用币,应是清末至民初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的钱庄、钱号或店号所铸的可兑换的代用币。其铸期的上限,不会早于太平天国时期;其铸期的下限,则已延至民国初年,前后跨度约有半个多世纪。故我们既不能笼统地称其为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代用币,也不能全部归之为民国初年的地方代用币。 注释: ①《中国泉币学社例会记录》(影印·校注本)第351页:“林生公记”背“一百文正”。 ②《寿泉集拓初集、寿泉集拓二集》第530页:“天国四年”背“壹串文正”;第590页“裕国通商”背“壹千文正”;第591页“福禄寿喜”背“伍百文正”。 ③《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第434页“裕国通商”背“壹千文正”;第456页“福禄寿喜”背“伍百文正”。 ④《文物》1959年第五期第32—33页 ⑤《太平天国钱币》(增订本)第150—151页。 ⑥《太平天国钱币》(增订本)第154页。 ⑦郑家相:《太平天国时期地方代用币》《文物》1959年第五期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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