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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闹开局面后，刘邦有了一个很大的苦恼。
该把部队交给什么人来带？
刘邦认为，现在，政治路线已经确定了，那就是，用“诛暴秦”和“解倒悬”来发动群众，告诉他们，跟着刘邦，打一场争取独立、自由的解放战争。
这个路线很好。所谓“天下苦秦久矣”。
其实这个说法，同秦始皇到处立的颂德碑，出入很大。
这些颂秦德的文章，不断重复一句话，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道路和事业吗？朕很自信，你们信不信？
所以，是不是“苦”，苦到什么程度，到没到“久矣”，细究，都是问题。
但没办法。群众一向不太会表达自己，所以，很多话，往往就由好事者替他们说了。
要之，路线确定。
所以，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了。
太平庸了，肯定不行。
只会拍马屁，固然让领袖舒服，但战场上不济事。
除非能拍出创新型马屁，颂圣的余音，还能拍死敌人。
司马迁说，这样的马屁，可遇而不可求，得一，便可为帝师。
比如张良，一句“沛公殆天授”，把组织生活和宣传工作都搞得生动活泼，庶几近之。
太能打了也不行。
那么能打，那打赢之后，威望、部队、地盘，算谁的？
组织上允许有山头，但不能太大，要给领袖留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位置。
否则，搞出什么并驾齐驱、相互制衡，就乱了尊卑，削之。
说到底，还是规矩。
对规矩，刘邦后来搞出了自己的辩证法。
用了几回，觉得效果还不错，渐渐也就不苦恼了。
司马迁说，如果高祖也有思想的话，那就体现在用人上。
这个东西，后来被一些人注疏得过于复杂，俨若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其实说出来，平淡无奇。
刘邦嘿嘿一笑，自己忍不住交了底。
刘邦说，主要是把匪气和奴性结合起来。
有匪气，无奴性，危险，容易反噬领袖，乱军夺权。
有奴性，无匪气，不堪大用，撑不住大阵仗，不利斗争。
匪气与奴性结合，能够自觉走在两个极端，才是一个革命者的修养。
照这个标准，韩信少了点奴性，黥布多了些匪气。
结合比较好的，还是周勃、樊哙等辈。
周勃就不多说了，他凭着一把子好力气杀出来，悍得很，对刘邦，则始终是忠字当头。
而且，他还有意识地模仿着领袖不读书、不好文学的作风，在进城后，也保持了粗豪的思路与气概。
刘邦喜欢往书生的帽子里撒尿，他就大骂贾谊年轻。
搞得贾谊这位几乎成为文帝帝师的人，一生抑郁。
刘邦对他很放心。
刘邦常说老粗好，老粗能办大事，指的就是周勃。
所以，刘邦把周勃的名字，写进自己的政治遗嘱。
当然，拨乱反正之后，新领袖文帝最后要办他，只说明周勃在伟大领袖崩后，放松了一个革命者的自我修养。
与文帝无关。
因为领袖是不会犯错的。
办你，肯定有你需要被办的理由。
樊哙与刘邦关系最铁，一起做过逃犯，是最初跟着刘邦打游击的几个人之一。
又娶了吕后的妹妹。
鸿门宴上，还拼死救过刘邦的命。
革命成功后，樊哙没有任何理由对领袖不老实。
因为以他的背景、资历和地位，不老实的收益极小，而风险极大。
樊哙再粗，也会算账。
他毕竟是卖肉的屠户出身。
屠户账，政治账，说起来，差的也不多。
都是有钱就赚，折本不干。
刘邦一直倚重他。
不料那年戡平黥布之乱后，伟大领袖病箭伤，心情烦躁。
老哥们燕王卢绾又反了。
刘邦怒，自己身体实在不行，就让樊哙做了相国，以二号的身份，代表自己去打他。
樊哙自然忠字当头，让打谁，就坚决打谁。
谁知樊哙刚走没几天，刘邦就听信了某个神秘人物的诋毁，认为樊哙正盼着自己死。
马上又找来陈平和周勃，让他们火速追上，夺回部队，就地砍了樊哙的狗头。
吓得陈平、周勃战战兢兢，不知如何是好。
这是《樊哙传》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细节。
没办法，刘邦太伟大了。
给伟大领袖做心腹，并不比做他的对手更轻松。
据说，古罗马的军阀苏拉，曾经自撰墓志铭，没有比我更好的朋友，也没有比我更可怕的对手。
意思是，老子就是这样的人，第一讲义气，第二翻脸无情，该怎么陪我玩，你们自己琢磨，自己选吧。
居然说中刘邦心事。
大约这句话，也是刘邦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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