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语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写了五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前三人生活在春秋时代，后两人生活在战国时代。他们都以刺杀行为而青史留名，刺杀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存在的目的，但与后世职业刺客不同，他们的刺杀行为事实上也是自杀行为，他们以自己的死亡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此前所讨论的几位刺客，其所作所为显示了一个新兴社会群体的主体意识的自觉，显示了士人群体或个体的人格塑造，但这些刺客的行为都还没能进入社会公共价值领域，缺乏历史的意义。司马迁希望通过荆轲这一形象，赋予这个士人群体更切实的社会价值。 《刺客列传》关于荆轲的叙事方法不同于前四个刺客，他有着较为完整的履历和个体精神特质。荆轲为人“深沉好书”、好结交贤豪长者、曾游说过卫元君，能隐忍，这些都显示他不同于一个纯粹以卖命为生的刺客。所以，他所做的也不可能是不问是非、不问结果的事情，他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刺杀秦王以拯救六国。 荆轲故事具备了刺客故事的主要因素：燕太子丹因为私仇，辗转请求荆轲为自己刺杀秦王，并不断进献丰盛的财物；而秦降将樊於期亦愿意奉上生命，委托荆轲为自己报仇；在经过一段时间迁延后，荆轲前往秦国行刺，刺杀不成功，丧命秦庭。相比较而言，这次刺杀的对象至为显赫，无以复加，成功的可能性更小，但它看起来仍然是一个“知”和“报”的刺客故事，但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作者对刺杀过程的特殊描写，给这个刺客故事附加了特殊的意义。  荆轲刺秦王 首先，燕太子丹要刺杀秦王，固然有私仇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秦不断蚕食诸侯，严重威胁了山东六国，尤其是在“秦兵旦暮渡易水”的情况下，拯救燕国，甚至是拯救天下的责任，都维系在这一次刺杀活动上。这就为这次刺杀增加了沉重的历史责任，有了国家战争的含义。荆轲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在刺杀过程中，荆轲说自己刺杀的目的是“欲生劫之（秦始皇），必得契约以报太子”。秦统一后，荆轲朋友高渐离依然坚持要行刺秦始皇，其理由也是不认同秦对六国的兼并。这说明，荆轲刺秦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而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行动。 其次，为了使这次刺杀行为显得更加庄重和悲壮，在他还未实施之前，就有两位大人物主动为此献出了生命，一是太傅鞠武的朋友、智者田光，一是秦降将樊于期，他们为了荆轲能够顺利地接受和完成任务，而甘愿自杀，就好像是为刺秦增加了一场献祭的仪式，十分庄重。而且，田光有大智，代表的是太傅鞠武；樊于期是将军和流亡者，他们有着主流的社会角色，他们为支持荆轲而慨然自杀，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生命加入到荆轲的刺杀行动之中，增加了荆轲生命的分量，使得荆轲同时代表了各类反秦的社会力量，荆轲的刺客身份也不同以往。  易水送别 出发前，还有一段抒情的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项羽四面楚歌的翻版。司马迁通过营造一个悲壮的氛围，表现出荆轲精神的感天动地的感召力，将荆轲塑造成为一个悲剧英雄，从而使其从刺客这一职业人群中脱颖而出，赋予这个人物以丰富的美学意义。荆轲形象完全不同于前面几个刺客。荆轲死后，高渐离能前赴后继，并且通过曲折、艰难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方式，继续着刺杀秦始皇的使命，这些都可以看做是荆轲形象的延续和影响。 总之，司马迁力图将荆轲的刺杀行为纳入到一个历史和美学的逻辑框架之中，从而使荆轲能超越作为职业的刺客群体，成为历史的英雄，具有了普遍的社会价值，形象也更为丰满，更有意义。 - 全文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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