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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何建平是谁。何建平来的时候穿著一件略大的旧西装，脸肿著。一笑，嘴角上露出两个酒涡，肿著的那边小一点。何建平很瘦，他不太好意思和女人握手。他站在一边，只是笑著。我走过去和他握手，问：“你就是...?”他这才说：“我是宝山小学的校长何建平。”说完又憨厚地加了一句：“盐吃多了。牙肿了。不好意思。” 男人长酒涡会有女人气。何建平的酒涡一边大一边小，倒把那女人气变成了一种稚气，使他显得比他的那套旧西装年轻。“我今年26岁。教了六年书，当校长才一年。”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副谦虚谨慎的样子。“你们来，我们真高兴。我们这里没来过外国人。”说著，搓搓手，然后就不知道把手往那里放了。 何建平说的外国人是我的十五个美国学生。我写过一个彝族山村小学的故事，我的十五个学生都读过。所以我们到中国来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到这个彝族山村小学去看看。我的那个故事是编的，只有地点用的是真名。那个小学是何建平校长管辖下的一间教室，叫“宝山村小”，在离香格里那不远的深山里。其实，我也没去过那个山村，编那故事的时候，我在教室门前想像出一棵老柳树，在教室后面想像出一个茅坑。这两件东西在真的“宝山村小”是没有的。何建平说，知道你们要来，“宝山完小”的孩子送给“宝山村小”一点钱，让他们在教室周围造了一堵土墙。何建平反复说：“土墙是新的。你们去了就能看到。”好像那土墙是他们骄傲的“万里长城”。 我和我的学生并没有对土墙感兴趣。我们倒是问了不少“宝山完小”和“宝山村小”是怎么会事。它们是什么关系。何建平说：“我们这里有几百座大山。我家就住在卡巴雪山上。正对著玉龙雪山。”他用手指给我们看玉龙雪山。玉龙雪山的尖顶从一圈厚重的紫云里冒出来，象是浮在空中的一颗大钻石，有棱有角，不同的面闪著色彩无常的光。那时候，太阳正在玉龙雪山的对面，远远地和玉龙雪山玩著千年不散的皮影戏。何建平逆著阳光立著，象是这出皮影戏里的一个小配角。何建平知道自己的角色。他说：“从这丽江城里，你们看不到卡巴雪山，其它几百座山你们也看不到。我们就住在山里，是山里人。每一座山里都有彝族，纳西族，或白族的村庄。这些山村的孩子，都是属於我的宝山小学。每一个村庄里有一间教室，教一到四年级的孩子，这就是'村小'。孩子到了四年级，能干农活了，很多家长就不让他们上学了，还有愿意上学的孩子就全集中到山脚下的'宝山完小'。他们是五到六年级的孩子。他们全部住校。自己烧饭，自己洗衣，自己拣柴。我是所有'村小'和'完小'学生的校长。” 原来，何建平的校园遍及几百座大山。山里的每一间教室就象一只小船，载著一船孩子往山外划，划到他的“完小”，有些孩子们就爬上了一只大船，再接著往山外划。这只大船象一艘旗舰，何建平就在这条旗舰上当舰长。我把这话儿告诉何建平。何建平苦笑笑，说：“我除了当'舰长'，还当'侦探'，当' 救生员'。 我得时时侦察哪个'村小'或'完小'的孩子被家长悄悄带回去了，我还得翻山越岭，苦口婆心说服家长，让我把这些孩子救上船来。每个星期，至少有一天我得进山找学生。而且，我们的船也未必就想划到山外，山里人没有野心。只是教孩子们文化罢了。” 山里的故事原来和城里的故事不一样。美国学生们大大咧咧地请何建平一起去吃晚饭。那晚，我们住在丽江。何建平是专门从山里跑到丽江来接我们的。他来的时候搭的是早班长途汽车，他到的时候是晚上六点。他在离我们宾馆不远的一家小客栈住宿。小客栈不供食水。在餐桌上，何建平小心翼翼地吃了两块鸡，就放下了。像犯了罪一样，低著头，推说牙疼，只吃白饭。 吃完晚饭，我的美国学生拉何建平和他们一起去逛丽江古城。何建平依然以牙疼为借口，推辞不去。洋学生们在丽江古城玩到半夜。古城里一间挨一间的青瓦小店铺，灯火栏珊，非常聪明地把古朴变成了金钱。我和学生们沿着小河边的青砖路走，挤挤杂杂。像走进了一幅立体的“清明上河图”。我们在一个酒吧里喝咖啡，在另一个酒吧里唱情歌。莲花灯也点了几盏，放到细溜溜的古城河里去了。丽江古城是一粒刻意仿古的活化石，在这种暖风吹得游人醉的地方，校长何建平就被我们暂时忘了。繁华和某些人似乎是格格不入的，何建平虽穿了西装，可任我怎么现象，也想像不出一个位置，可以把他加进丽江这幅“清明上河图”里来。 第二天，何建平准时出现在我们住的宾馆大厅。来领我们进山去看那个我写到故事里去的彝族小学，即，他所辖的“宝山村小”。我们的车从早上一直开到中午。何建平不停地对我说：“能不能先在山脚下的“宝山完小”停十分钟。让我们五六年级的大孩子也见见外国人。”我没立刻答应，何建平就改说：“山里的'村小'没有茅房，应该让你的洋学生先在'完小'上了厕所再上山。”我立刻就答应了。 可惜我的洋学生最终没有一个上了他的“宝山完小”厕所。那厕所是半截土墙围著的两个小方块。连屋顶都没有。教室比那厕所好一点，有房顶。每个教室里还有一个泥拍的方火炉，想是冬天取暖用的。孩子们的宿舍挨著教室，矮小黑暗，十几张小双人床沿墙排著，中间是堆得像座小山似的木柴，也是准备冬天用的。这就是校长何建平的“旗舰”？ 不过“完小”的孩子们倒是可爱至极。他们正在自己做午饭。看见我们，立刻全跑到院子里来了。挥著黑呼呼的小手，欢呼雀跃。饭也不管了。我很快发现不少孩子牙也肿著。问他们怎么回事，孩子们也回答：“盐吃多了。”我奇怪地问何建平，“怎么你牙肿也能教给学生？”何建平说：“孩子们的生活费是二十五元人民币一个月。一个星期买一次菜，菜只够吃到星期三。星期四到星期六孩子们只能吃白饭就咸盐。盐吃多了牙肿。”我的洋学生听了这话儿，张著嘴说不出话来。过了半天，一个美国学生说：“我不该每天喝咖啡。我一杯咖啡就是一个孩子一个月的饭钱！”何建平说：“这些孩子的生活已经不错啦。一天有三顿饭吃。我读'完小'的时候，一天只有两顿饭吃。” 生活好坏的标准可以如此因人而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大城市里的文化人可以大把大把地将科研经费，教育经费挥霍在餐桌上，而不觉得愧疚。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何建平会把那堵建在'宝山村小'周围的土墙当做“万里长城”来向我们炫耀的原因。 我们一到'宝山村小”的山脚下，何建平就兴奋地笑著，指著悬崖上的一堵土黄色的墙说：“看，那就是我们的新围墙！是'完小'的大孩子捐钱给'村小'的弟弟妹妹们造的新围墙。” 那堵墙有一人高，黄土的颜色很新，还有一些稻草秆子龇在墙上。是一堵朴实的土墙。很憨厚地立在那里。造这样一堵围墙，大概需要五百元人民币吧。可是对只有二十五元生活费的“完小”的孩子们来说，给弟弟妹妹们造这样一堵围墙，大概真和造万里长城一样伟大。 这堵墙是为了欢迎我们造的。当我们的洋学生来到这堵墙下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比酒吧和咖啡更深沉，更苦涩的东西。有一种像大山一样深沉，象历史一样苦涩的人性，积淀在这文明圈外的山里。有几个洋学生哭了。我们的洋学生每个人都给何建平的孩子们捐了钱。 但愿，我们生活在文明圈内的中国人也会经常想一想何建平和他的学生们时常肿著的牙。校长何建平的两个酒涡笑起来应该是一般大的。 （本文原载《散文》2006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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