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就是在这“生命禁区的禁区”，普琼，仁多乡完小校长，一个人坚守高原讲台，整整7年。” 经过普琼和学校老师几年的努力，仁多乡完小在仲巴县所有乡镇小学中，适学儿童入学率最高、巩固率最好。
仲巴县位于西藏的西南部，在日喀则地区18个县市中海拔最高。因为海拔高，高寒缺氧、自然灾害频繁，被当地人称作“生命的禁区”。
在仲巴县所有的小学中，仁多乡完小海拔最高。5000多米的海拔，恶劣的气候，艰苦的条件，使得仁多乡有了“生命禁区的禁区”的称号。
就是在这“生命禁区的禁区”，普琼，仁多乡完小校长，一个人坚守高原讲台，整整7年。
全能的“一把手”
2003年，在康马县小学任教的普琼调任仁多乡完小校长。
刚到仁多乡完小时，学校只有3名代课老师和2名专业老师，远远满足不了6个班4门课的教学任务。普琼主动要求接下了一个班的藏文课和另一个班的数学课。备课、上课、听课、测试、批改作业、辅导学生，他一丝不苟。
在这片“生命禁区的禁区”，普琼把他的整颗心献给了学生，他生活的一切和学校、学生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课间，他和学生们一起唱歌、打球、做游戏。夜里，他在学生宿舍查铺，轻轻地给孩子们掖好踢掉的被子。学校放假，他亲手将最后一个学生送走，自己守着空荡荡的校园不离开。
因为地处牧区，各家各户住得十分分散，为了方便上学，学生一个学期回家一次，吃、穿、住等一切事项全由学校统一负责。
仁多乡的气温常年偏低，到了冬天学生们常常被冻得手脚发麻，根本握不住笔。“每当看见有学生因为穿不暖和，冻得直发抖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每学期普琼都会自己出钱，给家里条件困难的孩子买些御寒的衣物。
普琼说，早已记不清楚这么多年，花过多少钱、为多少名学生买过东西了。“我也是为人父母的人，哪忍心眼看着我的学生、我的孩子们受冻呢？”
一个都不能少
“刚到仁多乡时，家长让孩子进学校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并不高。学生请假或者逃学回家放牧的事情时常发生。”因此，“控辍保学”，让每个适学儿童都能走进学校，是当时学校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个人连夜步行几公里的崎岖山路追赶逃学回家的学生，露宿草地、挨饿受冻对普琼来说早已成了家常便饭。
为了用最直观的事例说服固执的家长，身边随处可见的食品包装袋成了普琼最常用的道具。每每遇到态度坚决的家长，普琼就会拿起一个包装袋，指着印有“生产日期”、“保质期”的字样考家长，自是把不识字的家长考得一头雾水。听过普琼解释这些词义，恍然大悟的家长也痛快地同意把孩子送回学校。
每逢学校放假，家长来接孩子回家时，普琼会再三叮嘱，以保证开学时家长能把学生按时送回来。新学年开学前，普琼会拿着县教育局统计的当地适学儿童名单，挨家挨户上门做动员。仁多乡的几个村分布零散，而且相距较远，去村里“劝学”、“保学”，一趟就要花上几天时间。几年来，为了不让一个仁多乡的孩子辍学，普琼几乎没有休过一次完整的寒暑假，回家看看父母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
超负荷的工作，不规律的作息，使得34岁的他身患多种疾病。2008年，普琼患上了肾结石，县教育局给他批了两个月的假。可手术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回到了学校。他说：“我放心不下学校，放心不下孩子们。”
经过普琼和学校老师几年的努力，仁多乡完小在仲巴县所有乡镇小学中，适学儿童入学率最高、巩固率最好。2006年就已经基本完成了“控辍保学”的任务。今年开学时，更因为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招收的60人，又多开了一个班，入学率达到100％。
普琼说：“这几年学生不上学的事已经很少发生了，父母都愿意送孩子来学校读书了。”话语间，不禁流露出些许的自豪。
要尽一切努力
几排平房，一块黑板，一根粉笔，几把尺子，几乎是仁多乡完小所有的教学资源。为了让孩子们享受到现代化教育手段带来的便利，提高教学质量，几年前普琼自费给学校添置了一台电脑，供全校老师使用。
为提高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普琼要求在每个班上开展“班干部轮换制”。“上课喜欢调皮捣蛋的学生，让他当纪律委员；功课总是掉队的学生，就当学习委员……”在这个规定的激励下，原本不守纪律的学生渐渐地开始自觉维持班里秩序，原本学习跟不上的孩子，考试成绩也一点点地有了提高。
仁多乡完小率先建立起健全的教学奖惩制度、严格的教职工考勤制度、适合牧区学校的辍学生追回制度，以及完善的后勤和三包管理制度。普琼的努力，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学校连续三年来被仲巴县评为教学管理先进学校。
“我是一名老师，教书育人就是我的工作。仁多乡是苦，可自打到了仁多的那天起，我就从没想过离开。”普琼，这个年轻的教师，这个普通的小学校长，用他的行动，履行着对“教师”这份职业的承诺，让朗朗的读书声回荡在“生命禁区的禁区”。
采访手记
采访普琼的过程，对记者来说无疑像是一场艰难的探秘。
这个坐在记者面前不停扯弄手里纸片的藏族小伙，有着出人意料的害羞和腼腆。对于各种问题，他更多的时候只是用安静的笑来回应。他的寡言少语，很难看得出“堂堂一校之长”的影子。
聊起他的工作、生活，他的回答仅仅是几个字或者几个词。在他看来，他是一名教师，所以一切都是那么普通、那么理所当然、那么“不值得一讲”。
而正是因为这份“其实没什么”“都是应该的”的朴素情感和对教师职业的热爱，让他无怨无悔地在仁多这片令世人敬仰、甚至敬畏的“生命禁区”扎根执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