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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未来属于中国》：20世纪70年代，面对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病，汤恩比博士忧心如焚，苦苦思索，终于为世人指出了一条挽救人类灭亡的希望之路，那就是世界必须走向统一，希望就在中国。他的这一结论无疑会使很多人震惊，但他在中苏蜜月时代就预测到中苏对立，在美苏缓和时代就预测到美中接近，在战后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就预测到石油危机的到来。这些预言现已成为现实。
汤恩比做了这样一个令人惊骇的预言：过度工业化的道路已到尽头，未来属于注重农工平衡的中国的“中间道路”，如果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结为一体，则这个东亚共同体将成为未来世界政府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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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比博士简介Biography of Dr. Arnold J. Toynbee
阿诺尔得·约瑟·汤恩比，CH（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的叔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也叫阿诺尔得·汤恩比（1852-1883）。为了区分两者，我们通常都称呼二人的全名，以免混淆。
阿诺尔得·约瑟·汤恩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十二册巨著《历史研究》1讲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生平
阿诺尔得·约瑟·汤恩比1889年生于英国伦敦，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1911年毕业。其后加入雅典考古学院成为研究生，并前往希腊进行考古工作。回国后，成为母校的研究员，专门研究及教授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供职于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厅，并于1919年以英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巴黎和会。1936年，阿道夫·希特勒授予他帝国总理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再次为英国外交部工作，并参与了战后和谈。
汤恩比曾预言：「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结合，将是人类最美好和永恆的文化。」「人类要想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必须要到中国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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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比与罗素的中国观
在预测未来的世界秩序方面，汤恩比博士是这样回答的：“我认为世界正在恢复秩序，不久的将来，人类必然向这样的方向发展，即使在自由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换取秩序。......人类也许将处在苏美或苏、美、中的专制统治之下，人类如果相信付出这样的代价将能确保富足与和平的话。这曾经是公元前一世纪地中海诸民族的精神状态。如果当今核时代的144个独立主权国家仅仅是作为独立主权国家而存在的话，那么这些国家互相攻伐的结果，只能使人类归于灭亡。这些独立主权国家求得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自动地服从于世界政府。“
未来的世界国家的特色
“未来的世界国家，也许应该不折不扣地拥有整个世界，但这并不意味这那个国家象以往的通例那样仅是某种文明的产物。
未来的世界国家也许会从自发的政治联合开始，而在那个世界国家中，现存的大量文明要素可能会全部保存下来。......多种文明和文化传统将必须学会在单一的政治体制下共存。所以，我们向历史上的世界国家学习的最有益处的一个教训，就是相互竞争的各种文化怎样才能共存，怎样才能取得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前揭《图说历史研究》日译本，第378页）
西方是分裂的，中国是稳定的
”西欧的活力会导致分裂，而不能促成稳定和统一。“（前揭《图说历史研究》日译本，第522页）
”要使西欧业已动摇的人民生活重新稳定下来，要把西欧的力动性缓和到既对人类没有破坏性而又可以提供活力的源泉的程度，那就只能到西欧以外去寻找这种动力的创造者，不能不认为这种动力的创造者将在中国出现。“（前揭《图说历史研究》日译本，第523页）
汤恩比与罗素的中国观是一致的
罗素在《中国问题》 第一章”问题点“中说：”中国人民是世界上忍耐性最强的人民，当其他国家的人民想到今后十年时，中国人民却想到了今后一百年。中国人民本质上是不灭的人民，是不急不躁的人民。“（罗素《中国问题》日译本，第22页）
”......中国人发现了如能被全世界人采用就会使整个世界幸福的人类生活方式，并为此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实践。我们欧洲人却不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争斗、剥削、不稳定的变化、不满及强烈地寻求破坏。导致破坏的效率主义最终只能使人类灭亡。如果西方依旧蔑视东方而不能从那里学到哪怕是很少的一点智慧，那么西方文明的行为趋向就只能是促进人类的彻底灭亡。” （罗素《中国问题》日译本，第22-23页）
年轻中国的觉醒
现在中国的形势已经有所稳定，不久的将来，中国人经过二千余年培植起来的生活智慧，也将对新社会的形成起重要作用。因此，当将来建立起与我们描绘的未来“世界政府” 概念最为接近的“世界国家”这个全球性的统一体时，中国将成为这个统一体的核心吗？这个预测与汤恩比的那个在全球性的未来世界上、文明将自西向东转移的预测是一致的。然而罗素早在50年前，就已经根据对中国人实际生活的见闻，描绘了同样的预测。当时罗素所见到的中国民众，目不识丁者大有人在，但在他们的生活智慧中，却隐含着二千余年历史培育出来的良好资质。
发展迟缓的有利因素
当人类要成为一个大家庭的时候，消灭种族纠纷将是人类的一个重大贡献。但解决这一问题的因素不是存在于近代化、工业化国家之中，而是在其外部。正象汤恩比预测的那样，过度工业化达到顶点时将会停滞，其前途反而必然转为退缩的“超工业化”，这样迟缓就成了有利的条件。因为迟缓完全可以避免过度工业主义所犯的错误（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南北差距加大），不会蒙受“超工业化”所带来的混乱，能够非常稳定地推进农工平衡发展的工业化，从而可以得到人类大多数的支持，取得先导权。
世界的重新组合与中国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汤恩比冥思苦想的问题是现代文明的危机和世界的未来。世界的一体化和核危机就这样不幸地共存着，克服这种共存中反映出来的“道德危机”，正是需要当今人类倾注全部智慧和力量来解决的首要问题。当世界政府实现的时候，作为人类的真正自由和创造，高级宗教的作用将再次被大书特书。为了建立世界政府并使其永远存在下去，确立宗教的基础是不可缺少的。“不朽的罗马”虽然“表面上和平而庞大”，结果还是崩溃了，原因就在于丧失了精神支柱。
构成中国思想史主流的儒教，从来就象孔子哲学反映的那样，是以仁爱为本、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信义、注重实践的。这种家族式的规范，很快便被发展为政治原理，形成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独特的人道主义。也就是说，在中国，政治与伦理结为一体，政治必须靠强烈的伦理精神作保证。“劝善惩恶”这一《春秋》“大义”往往被作为其基础。中国这种政治理想和传统，与世俗化、僵板化的近代西方国家原理不同，起到了润滑油的作用。
罗素认为，西方文明的基本特点是“所有、自我主张、统治”，中国文明的特点则在于“宽容友好”精神，因此他肯定了西方文明在科学知识及其实用领域的优越性，但却认为西方在对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意义的洞察上，远不如中国那样深透。特别是老子所说的“道”，老子的“没有所有的生产、没有自我主张的性德，没有统治的发展”思想，是以自控和调和精神为核心的。中国文明的这种传统思潮和聪明睿智，告诉人们要医治披着“进步信仰”、“产业主义“等华丽外衣的西方文明的弊病。罗素指出，中国如能取得政治，特别是文化上的独立，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就可以形成与近代西方的物质文明不同的、新的文明。他确信，今后中国将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予人类以全新的希望......这个希望是可以实现的，因此中国将取得最高的地位。“罗素在20年代就剖析处导致西方文明破产的根本原因，预见到中国文明的未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先见性应该得到高度评价。
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先导、代表和代言人，它的新方式一方面能避免西方的过度工业化所带来的不均衡（南北差距）与弊害（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同时在克服传统的、前工业的、新石器时代的那种农业方式方面，也成了第三世界的模范。正因为第三世界的新方式掌握了世界的领导权，才缓和了西方的物力论，使分裂倾向走向统一，为规制人类生存提供了唯一的途径。（山本新编《汤恩比的宗教观》）
汤恩比与中国思潮
......数千年来，中国人在政治文化方面，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更加一贯地团结了数亿人民。他们显示了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技术，取得了在这方面鲜为稀有的成功经验，这种经验正式当今世界所绝对需要的。因此，中国人如能同东亚各民族携起手来，就将在这种不可缺少而又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现存的各民族中，最具备这种条件的，是有着二千余年历史、形成独特思想方法的中华民族。我以为不要说旧世界的半部分，即使人类居住或可能到过的地球上的所有地区，都会实现政治统一，未来政治家的原型将是汉朝的刘邦。（《展望21世纪》下卷，日文本，第181-183页）
看一下周朝以后3000年的中国史，中国人（汉族）总是极有规律地建立和维持着300年左右的统一周期，（周）-汉-唐-明-新中国（可称为大帝国）等强大统一体的出现便体现了这种周期性，汉族是不死鸟，它多次建立和维持了庞大国家，这的确是令人惊叹的。
......2000年前，印度人曾一度依靠自己的力量统一了国家，但其后的2000余年里却从未统一过，直到今天才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总算再次实现了国家统一。
1956年，中国制定了国土改造12年计划（这一计划因后来形势急转直下，根本未能实现），该计划是在具体研究耕地面积、森林面积、沙漠荒野面积的平衡基础上制定的，这已是20年前的事了。当时，倘若是日本或苏联，也许会把可利用土地用于建设工厂或生产粮食，但中国却认真贯彻了与自然的平衡，汤恩比深为中国这种放眼未来的态度所感动。
汤恩比观点的背景
儒教的政治思想（大同世界思想），就是平等公正，是和平理想的社会。大同世界是在2000年前的儒教经典《礼记》中提出的。在此后的2000余年 里，中国历史上多次表现出对大同世界的憧憬。这种大同思想正是焕发中国热情的根本动力之一。儒家思想作为统一中国的伟大源泉，表现在“政治为民”的思想上。强调”仁者无敌“，并反复论述，要实行德政，君主就要有好的德行。这也是中国长时期保持统一的一个源泉。
孟子的这种”民贵君轻“思想，在中国一直沿袭至今。那就是为民众服务，而不是奴役民众。 ......然而当今天下皆为徒拿俸禄之徒，不唯不干事，还寻机营私舞弊，深明道德者不能不以此为忧。
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与合理主义
中国人的儒教理想主义及其强烈的现实主义，正是汤恩比所赞颂的、中国人长期实现伟大统一的原因。
汤恩比称赞中国、对中国的未来寄予希望的另一个要点，是中国人重视自然，进行畜农业与工业平衡的经济建设。如前所述，这也是来自老庄的思想传统。
事实上，建设未来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政治的统一。但在今后的世界上，文化将占有与政治同等重大的比重。如果一个国家成了政治领导，而文化却不相匹配，那就不能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然而，中国即使在奥蕴的文化方面，恐怕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老庄思想中包含一种自然法则思想，它是一种怀着信仰之心、顺应自然的生活。......近代文明由于过于偏重合理主义、忽视宗教（也可以说人性）而正在走向穷途。中国既有宗教的一面，又具有现实主义、合理主义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大有希望的。
中国文明的动荡时代与佛教的发展
大乘佛教，中国的净土宗和禅宗扎根于民众之中影响尤甚，佛教在衰微以后仍然长期影响着中国文化。
外来宗教如果不与当地的土地制度及习俗时尚相结合，就不能进入这块土地。汤恩比从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失败中悟到了宗教传播的重要问题。
可以说，以儒教为中心，同时儒、佛、道三种思想浑然融合，在直至今日的中国文明中始终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
科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
科举制度维持、继承了儒教传统。如前所述，由于儒学的修养自始即被作为录用官吏的标准，因此事实上儒教成了中国的国教，其内容虽因时代几经变化，但它在思想上一直长期统治着中国社会。
中国文明之所以在世界各文明中表现出极强韧的罕见的“世俗性”（编者注：这里所说的世俗性决不意味这物质性，如前所说，中国的价值观是精神主义的，伦理性极强），正是因为存在儒教这种通过与科举制度相结合，而作为在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一直延续两千余年这个事实。儒教如果没有作为国教这个后盾，那么在儒、佛竞争中到底谁是胜者恐怕还是个疑问。或许可以这样想象，即中国化了的大乘佛教也许至今还统治着中国。
小结
汤恩比如此直接地明确表明对中国的期待，是自1972年发表《图说历史研究》 开始的。汤恩比指出的另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即历史上中国人善于依原则、原理来认识事物。
可以看出汤恩比对克服世俗化近代西方文明巨变时代——20世纪的苦闷所作出的最终答案，即，宗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永恒的。这就是历史学家汤恩比最终明确不疑的信条。
他做了如下概括：“各高级宗教的使命不是相互竞争，而是要相互补充。我们虽然信奉自己的宗教，但是没有必要认为自己的宗教是真理的唯一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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