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考试实践对士子群体知识养成的导引与形塑之下，普通读书人尤其缺乏八股文、试帖诗以外的经学与史学知识。如果说八股文的内容还算多少涉及经学知识，史学知识的匮乏则成了科举制度下士子群体知识世界的一大特征。 阅读世界往往反映知识结构，若从清代普通读书人的阅读世界来看：“从前士人所研考、书贾所贩卖，大抵制艺、试帖居多，城市、乡村之塾，案有《十三经注疏》与马、班、范、陈之史暨《东华录》《经世文编》者，百无一二，书肆之架亦不多觏焉。”因此，批判科举制度下应考士子历史知识的匮乏，成为反对八股取士乃至反对科举取士之人的共同论调。 例如，袁枚的《随园诗话》中录有一段“吴江布衣”徐灵胎写的《刺时文》，其中言及读书人用于备考的主要书籍是“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而其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不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 这一情形至清末依然如此，并且由于外国史知识重要性的跃升而愈益彰显出清末读书人历史知识的严重不足。唐才常对科举制度下旧有的知识养成方式激烈地加以抨击，涉及史学知识时，尝言“萃什百千万之儒冠缝掖，咨以《三通》《廿四史》之名，能备举其目者，不可多得，何论寰球？”康有为亦言“但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道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 夏曾佑则形容清代读书人群体“汉、魏、隋、唐，不知为何朝，而但知有朱子；礼、乐、兵、刑，不知为何事，而但知有时文”。宋恕也嘲笑“天下学问之最孤陋者，无如中国北边之京官”。虽说昔人就已盛传“太史公是何科进士？《史记》是何科朱卷？”的笑话，但宋恕认为清末的京官对于历史知识的“孤陋”更甚，乃至于还出现了某京官借阅《汉书》后觉得此书“不见有一点好处，其中文理荒谬令人费解者甚多”一事。 另有数名京官在由北京赴上海的轮船上只知“吟哦消遣”近科的闱墨，见某进士在阅读《支那通史》一书，京官们既不解“通史”何意，又误会“支那”为日本。张伯驹的《春游琐谈》也提到清末有已中进士者“尚不知岳飞为何时人”。 清代普通士子对于历史知识的隔膜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则是由于以应对考试为主要目标的士子科举教育中甚少涉及史学知识，大多数士子的少年所学与史学关系不大。据参加过 1902 年乡试的杭州人骆憬甫回忆，他自己在 1901 年中了秀才之后，并没有依照惯例另从名师或者进入书院，而是继续在家塾跟随原来的塾师读书。 但是，1901 年清廷早已颁下诏谕，从下一科乡会试开始，废八股改试策论，而那位在八股文章试帖诗中浸淫了大半辈子的塾师“对于史学、经学、时事是外行”，故无法在新的形势下对其给予有效的指点，因而耽误了骆憬甫的前程。 另如，1905 年刊行的《东社读史随笔》一书中，署名“独醒主人”的作者也自承：“余束发读书，沉埋于帖括者近廿年矣，不知所谓史学者。”该书是作者 1904年赋闲在家于读史后所作文章的结集，其所忆及的个人成学经历也进一步为我们展现着晚清时代士子教育中史学知识的缺位。 为数不多的历史类书籍，成为清代士子了解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然而，在科举应试导向的影响下，这类书籍在士子的书籍清单中并不具有重要性与优先性。因为在一般的读书人家，藏书中并不会有多少历史类著作，更多的是一些与科举有关的“制艺试帖”之类的书籍。 清代科举教育中的历史类书籍，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不涉及本朝史事。无论是经钦定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还是《纲鉴正史约》《纲鉴易知录》等书，都没有涉及清代本朝的历史。即便是较为晚出的《史鉴节要便读》，其内容则是“上自太古，下迄明末”。 也正是由于《史鉴节要便读》遵循了清代官方为史学类书籍树立的书写方式、内容等标准，所以至清末兴办学堂时还被暂时充作教科书之用。1902年湖南长沙办小学堂时，因无合适的历史教本，皮锡瑞为其出主意说“无《御批鉴》，即《易知录》《了凡鉴》《约编》亦可也”。这一个案既佐证了清代科举教育中历史类书籍的种类寥寥无几，也可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在普通士子中的流行程度有限。 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实践过程对历史知识的轻视与忽略势必会导致出版市场缺乏大量刊印此类书籍的动力；另一方面，史事所涉及的忌讳也会导致清代科举教育中历史类书籍的流传较少。陈寅恪指出，“东北一隅之地，晚明清初数十年间之载记”是“清室所最忌讳者”。本朝史事容易语涉忌讳，由此，“内外士夫罔敢谈国故”在晚清时期是一种普遍的风气。在不同因素的相互叠加之下，本已在清代科举实践中处于边缘的历史知识，在士子群体的知识世界中还呈现出尤其缺乏本朝史事的特点。 由于清代科举对于本朝史事在制度上即予以屏蔽，故清代许多读书人对此懵然不知。“问以刑名钱谷而不知，叩以掌故朝纲而罔对”的情形在读书人群体之中随处可见。1902 年江南乡试之时，上海开明书店的夏颂莱在南京卖书时便发现：“此次科场之例，兼考本朝掌故，而内陆之士，有语以熙、雍、乾、嘉而不知为某朝者。” 1902年，上海的文明书局印行了主要内容关乎清代各朝掌故的《皇清政治学问答初编》一书，在言及编辑此书的缘起时，也是十分强调中国士夫懵然于本朝史事的现状： 泰东西士大夫来吾国者，研究我朝事实綦详，凡咨询所得，辄录小册，置夹袋中，还以叩之吾国士夫，大都皆箝(qián)口撟(qiáo)舌而不能答也。 1901 年科举改制以后，由于科举新章强调所谓“中国政治史事论”，故出版市场上问世了大量有关清代历史、“国朝掌故”之类的书籍。其中，清末出版市场上印行的《清朝史略》一书，其广告则言： 我国国史，例禁传播。坊间所行《皇朝掌故》《熙朝政纪》等书，率多偏而不全，未能举二百数十年之人物治功，本本原原，搜罗赅备。 这些事例呈现出清代官方对于本朝史事知识的控制十分严格，也解释了为何清代问世的涉及本朝史事的著述极少。待到上海的文明书局印行《皇清政治学问答二编》之时，编者亦明言：“是编所述，无书可证。由作者在邸舍数年咨询而得。” 从书籍流通与阅读的层面而言，关乎清代本朝史事的书籍堪称流通未广、读者颇少，这也更加使得本朝史事成为清代读书人群体一个显著的知识缺环。这也解释了清末科举改制之后，为何有大量以“皇朝掌故”为名的书籍以及众多的日本学者所撰的清代历史类书籍纷纷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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