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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科举探幽
每年夏天，中国的每座城市里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成上千万稚气未脱的学生们涌入考场。接下来的三天考试，将决定谁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无论对于孩子本人，还是对于他们的家长，这都是一场输不起的考试。 有人认为唐代的强盛，科举制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科举制在唐代也仅仅只是确立，还有待规范，所以当时真正受重视的是皇帝临时设立的“制科”。一些才子因为不对考官的口味而不得志，韩愈多次在“制科”考试中失利，一连考了四次，才得到认可。而杜牧的经历则让人啼笑皆非。 考试还没有开始，名次结果早被预先定制好了。这样一来，考前说客盈门、行贿受贿的现象屡禁不止，选拔人才的公正性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科举考试的公平性方面，做出重大改革的是宋朝。 宋太宗开始实行糊名制度。糊名，就是要把卷首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便于识别考生身份的部分封住或者裁去，考官也就无从知道自己笔下的卷子究竟是谁的。 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漏洞。古代人用毛笔写字，每个人的字迹都有较明显的特征，考官还可以通过辨认字迹来猜测考生的身份。 为了防止主考官舞弊，宋太宗又规定，主考官在考前实行封闭，只要一接到任命，立即进考场隔离，连家里人也不许见，这叫入闱。入闱一般要一个多月，直到考试公榜后，才能解除隔离。 事实上，科举制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出现了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进一步提升了科举考试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之后，逐步形成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的格局，考试的组织、形式更加完善和严密了。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是个大老粗，但对科举制情有独钟。在他登基的第十五个年头，他将科举考试规则作为一项国策确立下来。从此，中国的科举制度基本形成了它规范化的模式，并且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府学胡同是北京一条不起眼的胡同，胡同里有一所小学。 来来往往的人也许很多都不知道这所看起来很平常的小学，却有着六百年的历史。 1421年，明朝皇帝在这里建成了顺天府的直属学校。从那以后，科举考试就与学校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要参加科举考试，就必须通过学校，取得一定的学生资格。最初等的考试就是县学的录取考试。 凡是没有取得县学、府学学生资格的人，通称为童生，考试就称为童试。 获得学生资格到最终踏上殿试的台阶，是一段相当漫长的历程。 童生院试及格，名义上就成为国家学校的生员，通常称为“秀才”，也叫“相公”。中了秀才，才算是进入了主流社会。…… 阆中，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嘉陵江的中游，这座城市自古被称为“川北重镇”。古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风景秀丽，自古有“阆苑仙境”之誉。 当年，院试及格的生员们就曾在这里进行三年一次的乡试。 在阆中古城的学道街上，有一座修建于明代末年的古老建筑。这里就是当时中国西南地区举行乡试的场所，它的正式名称叫川北道贡院。 明清时，阆中曾一度作为四川省的临时省会，10多年间，在这里一共举行过四科乡试。 在进大门之后有这样一个龙门，在科举时代，只有主考官能从龙门踏过去，门坎有60多公分高，考生在考试的时候呢，进考场的时候是走两边的侧门过去，考生在考试考完了之后，再从龙门跨出来，以取鲤鱼跃龙门之意。 跨过龙门，中间是一条笔直的通道，通道两侧的回廊直通两边的考场，十字形走廊两边的木椅是供考生休息等候的场所。 阆中贡院属于三进四合庭院式建筑，房舍整齐规矩。 至公堂以南的这片区域，是士子考试和外帘官工作活动的范围，被称作“外帘”。 通道尽头的致公堂，是一个中心的办公区，相当于今天的考场办公室。考官们在这里做着大量繁杂的事务，诸如接收、誊写和密封卷子等工作。 考场的房间按照天、地、玄、黄等顺序来依次编号。 至公堂以北被称作“内帘”，是内帘官评阅试卷的办公及生活区域。帘下有兵丁把守，除专职人员外，严禁任何人出入。 如今，被称作“内帘”的区域已不复存在了…… 今天的游客们可以在这里随意地出入，但在当年，想要进入这座大门可不那么容易。 士子在报考核准后，发给《贡院坐号便览》纸牌，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准考证”。入场时，在贡院大门外列队，逐一点名。 南京，是明朝初年的都城，部分保留下来的江南贡院就是当年举行会试的地方。 江南贡院占地达数万平方米，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贡院，清代中国的状元有一半以上是从这个考场里走出来的。著名的才子郑板桥也曾坐在这里答卷。 当年这里仅号舍就有20644间，这还不包括司考官员办公住宿的用房在内。 透过这些沙盘和资料照片使我们能依稀地看到当年贡院的面貌。号舍是一排排的矮屋，矮屋隔成一个个狭窄的小间。 这些极为简陋的号舍完全敞开，前不遮阳后不挡风，简直和监狱的囚室差不了多少。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考生吃喝拉撒都要在号巷里。 会考在当时是国家大事。为了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考试一开始，号院就会上锁，叫“锁院”，一锁就是三天。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都不能开锁。 上海嘉定中国科举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以科举为主题的博物馆。长长的展柜浓缩了中国科举的历程。然而在博物馆中最珍贵的文物却是一件衣服。 粗看起来，这不过是一件古人穿的普通麻质坎肩，但是仔细一看，这些纹理并不是麻线的痕迹，而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小字。 原来，这是当年一位考生用来作弊的工具。 由于考试的内容很窄，无非就是四书五经，所以很多人就事先挟东西进考场。内容不外乎是跟考试有关的经书典籍，或是前人高中者的优秀例文。 让人意外的是，这本作弊的小书居然是制版印刷出来的，文字清晰规整，装订也十分考究。也就是说，当年已经有印刷出版的书商专门从事作弊事业，可见作弊的盛行。 不过，即使是这样小的一本书，它的使用者仍然将它小心地藏在鞋子里，以躲避检查，因为对付作弊的办法也是五花八门的。 保存至今的“明远楼”曾是江南贡院的中心，它建得很高，就是用来监视考生的。 官府对作弊的查禁相当严厉，处罚也很重。被查出的考生被革除一生的功名，也就是一辈子不可以再做官，还要被捆绑在贡院门前的木柱上示众。 如果官员参与了舞弊，那么这个官员的家产全都抄没入公。罪行严重的甚至可能被砍头，就算罪行一般，也要被撤职罢官，流放边疆。 纵观千年科举史，科场作弊与反作弊，就如同一对双胞胎，从科场开设的那天开始，便形影不离。 但是，在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下，还是会有很多人铤而走险。所以科场大案和各种丑闻在历朝历代几乎都没有停止过。 科场防范措施越严密，作弊手法也越高超。清代科场，考生作弊与官府反作弊都是总结了千年经验集历史之大成的，堪称是古代科考体制的典型浓缩。 对作弊最痛恨的皇帝莫过于清代的乾隆了。有一年，他亲自制定了非常琐碎的措施来杜绝考场作弊，想彻底纠正一下考场作风。 那么，乾隆整顿考场纪律的效果又如何呢？ 因为检查过细过严，耽误了不少时间，结果快到中午了，入场的考生还没有几个。乾隆急了，下令把考生通通放进来。为防止有人有备而来，乾隆当场即兴出考题，结果两千多人交了白卷。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会对科举制感到陌生，但是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状元的。 这是位于安徽省南部的一座小县城。在中国这里的景象虽说并不特别，但它却有着一个特别的名字――中国第一状元县。 千百年来，休宁山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风流人物，对文化的崇尚至今仍是这里不变的法则。 在这里，你会发现书是人们的伙伴，状元文化是街道上的装点。带有“状元”字眼的店铺、食府和广场随处可见，以至一个新楼盘也以状元文化为卖点进行宣传。 修林在中国科举时代曾经留下一个辉煌，一段佳话，那就是从宋到清，它总共诞生了19个状元，应该说在中国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出了这么多状元是绝无仅有的。 直到今天，当地人对这段历史都感到十分自豪。 状元被称为”天下第一人”，是社会各阶层推崇备至的偶像，考取状元更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但是，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中，总共才产生了700多名状元。而关于这些状元是如何产生的，总有不少有趣的故事。 按照程序，殿试的考卷批改完以后，前十名要送给皇帝本人来钦定名次。与其说是“考”状元，还不如说是皇帝“点”状元。有的皇帝完全凭自己的心情和喜好来决定名次。 不过，皇帝对谁进入进士的名单是没有权力干涉的，而能中进士也是相当荣耀的事。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一千多年来中国的读书人最向往的幸福时刻。 正榜进士在名义上都是皇帝的学生，参加殿试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因为主考官是皇帝。 在明清时期，朝廷会为新科进士举行国家典礼，进行庆祝，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金殿传胪仪式。 仪式在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紫禁城太和殿中举行，皇帝和各部大臣都会参加。首先宣读所有及第进士的名字。随后，仪仗队会簇拥着新科进士们从皇宫出发，前往天安门张贴皇榜，并沿大街欢庆游行。 这时的京城万人空巷，人如潮涌。锣鼓鞭炮齐鸣声中，进士们身披红花，骑高头大马昂首而行。四周则是身着皇家制服的卫队。就连皇帝也会签署一道圣旨，作为自己的替身参加游行。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对读书人的刺激可想而知，所以才会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社会的过分尊重反而导致了读书人心理的失衡，从创立的那一天开始，科举制度的某种弊端似乎也就出现了。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科举制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分歧和争议呢？也许答案只有从它本身的历史中去找寻。 在阆中古城城外的一处山坡，座落着一座书院。不大的庭院里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这块石头曾见证了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 欧阳修笔下《卖油翁》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卖油老翁用他熟能生巧的酌油道理教育了趾高气扬的神箭手。 这个神箭手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他就是在中国宋代著名的陈氏三兄弟之一——陈尧咨。 据说，当年陈尧咨的父亲为了三个儿子能够静心读书，特地迁居到了清净幽远的阆中。 在这块巨石遮挡的阴影下，三个年轻人两耳不闻窗外事，每天埋头苦读。后来，三个人都大获成功。 今天仍然会有不少阆中本地人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希望孩子能够从这块读书岩中得到某种启发。陈氏兄弟三人刻苦读书，连中进士，成为天下读书人的榜样。至今保留的三陈读书院和大街上的状元牌坊，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修建的。 这种文化因素深深地印刻在所有中国人的意识中。在千里之外的安徽休宁，有一个黄姓家族。大家念念不忘的是祖上曾出过一位状元。如今，这件事总是被反复提起，用来激励后人。 今天令休宁人感到自豪的自然是他们的祖先，状元情结已经植入到每个人的血液中。许多专家学者都曾对这里独特的文化现象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个曾经徽商云集的小县城一度成为徽州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又是什么原因让这里一共诞生了19位状元呢？ 徽商是中国一支非常著名的商帮，那么徽商的资本是雄厚的，他自然也就为大量在外徽州的学子学习提供了强大的一种支撑，同时也为在家乡这些学子们，寒窗苦读提供一种可能。他们骨子里面，既经商同时又向往当官，向往子女成名，成家。 如果时光倒退几百年，这些青石铺就的道路上曾踏过多少举子的足迹，告别家人的他们正是从这里匆匆出发，去参加即将改变他们人生轨迹的一场又一场考试。 在嘉定科举博物馆西展厅的中央位置，悬挂着一幅巨大的金榜。 金榜公布的是殿试成绩，分为三个等级，叫做三甲。一甲只有区区三人，也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从第四名开始至100名左右，称为二甲；余者统称为三甲，约200人左右。 也就是说，每次发榜的时候，全中国的近百万考生中，只能有区区三百人左右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的名字。 由于科举考试没有年龄的限制，所以在历史上，六七十岁的老人赶考者比比皆是，甚至还有百岁老人赴场应试。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前已经考中了是比举人低一级的秀才，因为不能直接做官，所以老是被势利的岳父嘲弄，在中举后竟然会高兴到失去理智，虽然是文学的夸张，但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考试如此残酷，但人们还是趋之若骛。 当年，每到临近考试的时候，几万名考生齐聚在这里，场面热闹非凡。贡院周围和夫子庙一带摊贩拥挤，行人熙熙攘攘，犹如过年。 秦淮河上夜夜笙歌，远离家乡的青年才俊与佳人们饮酒作乐，诗歌酬答。 无论科举制度的侧面有多少，它带来的历史效用是好是坏，对于身处传统社会的人来说，科举是他们最便捷的实现梦想的途径。 金榜题名的荣耀和能够带来的实际利益是那么诱人。未来几日，在小小号舍中的作为将决定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未来的命运，谁又会轻言放弃呢？ 所以当种种令人不解的现象层出不穷时，人们开始对科举制产生了怀疑，几天时间里靠几篇文章能够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吗？ 说到科举考试，人们就会自然地联想到八股文，八股文似乎成了科举的同义词。实际上，在明代以前，科举制并不考八股文。比如唐代科举一个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把诗赋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八股文的形式其实在唐代就出现了，但把它确定为考试的标准文体是从明代开始的，这缘于一个故事。 据说一个叫儒太素的官员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万言书，结果读了四个小时也没读到正题。 朱元璋觉得问题出在文章的形式上，于是他命令手下寻找一种简洁明了的文体，来规范大家的公文写作。于是八股文出现了。 “股”本来是指人的双腿，这里其实是寓意一种文章的体裁。八股文要求考生在写作时，用比拟、排比或对偶的手法形成一节文字。而且整篇文章必须有八股这样的文字，所以被称之为八股文。 八股文对字数也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多也不能少。明代以300字为限，清初要写够450字，后来又逐步增加，乾隆以后增到700字。 八股文取士形成之后，许多应试者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八股文”。 但有人认为罪过不在八股文本身，八股文究竟是好是坏，看来是难以有结论了。 其实，今天的人们对科举制还有一个误解，以为明清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就是八股文。 实际上，明清时代的各级科举考试，都要考三场。第一场是八股文，是从四书五经里边选择材料来出题；第二场考的是官场应用文，分两种，一种是上下往来的公文，一种是根据提供案例来撰写司法判文。第三场考策问，会涉及到很具体的国计民生问题，要求考生给出对策和办法。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科举制也许是最容易理解的一种古代制度。但是关于它的功过是非，却总是众说纷纭。 如同今天的人们批评高考可能淘汰了优秀的年轻人一样，百年来科举制遭受的最大质疑就在于它忽略了富有创造性的人才。 近代以来，人们对科举制度的批评使八股文的名声很不好。现代学者对科举制的争论大多会涉及八股文，有人尖锐地批评八股文，是束缚思想的罪魁祸首，特别是在近代，导致整个中国知识界的萎靡不振。 历史上很多才华横溢的人因为八股文写得不好，终生不得志。《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就是一个例子，他从19岁开始屡试不中，直到71岁时甚至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 在北京国子监附近的大道旁，至今还能看到一块碑刻，上面规定路经正门附近的人必须下马步行。再加上屋顶的黄色琉璃瓦，人们可以很容易确定它的皇家身份，。 国子监由皇帝设立，甚至皇帝本人也偶尔来这里讲学，作为明清时期官方学府的最高机构，后人习惯把它称为皇家大学。 但实际上，国子监是统治者为宣扬自己崇尚教育而设立的，它更像是一个荣誉机构。 不仅国子监，和今天的各级学校不太一样，中国古代的官方学校体系并不完全承担教育的义务。年轻人获得启蒙知识的地方一般还是在民办的教育机构中，这就是私塾。 私塾的教育方式灵活、简单，费用低廉，样式也多。有学者评价私塾是对当时正统教育体制的一种挑战，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学校。富裕人家自己在家里开私塾，小康之家合请一个老师，还有家族办的私塾，私人办的私塾等等。明清时期的太湖上，甚至还有渔船上的私塾。 无论是私塾还是官学，科举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使得中国人极其推崇知识，并赞赏勤奋刻苦的品质，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而优则仕”的目标确实刺激了更多普通人去读书求学，就连三尺儿童都会以不识字为耻辱。与18世纪之前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的识字率是最高的，学校教育事业也是最发达的。 但是，由于教育是被牢牢绑在科举战车上的。为了通过科举考试，年轻人被迫学习考试的内容，而忽略了其他的知识和能力。 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正是由于科举制和教育的结合，导致了科举制的弊端越来越大。 实际上，古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科举制的某种弊端。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叫书院的教育机构。 清晨的苏州中学，不时传来学生朗诵的声音，而在一百多年前这里的朗诵声比今天还要响亮得多。 当年书院的教师很多是科举出身，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学生分为正式生和旁听生。考试制度非常严格。 如果考试成绩不好，正式学生就会被降级为旁听生，所以书院的学生学习都十分刻苦。 中国著名的书院有很多，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湖南石鼓书院，都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化胜地。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人才都是从书院里走出来的。 古人对于书院的尊重，也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紫阳书院内有三位皇帝御笔的石碑。而乾隆六次下江南，每次都到苏州，每到苏州必到紫阳书院。 尊重归尊重，书院毕竟不是主流的教育方式，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代教育与科举制挂钩的态势，千百年来，大部分读书人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应付考试上。 这种弊端到中国近代，就表现得尤其突出。正当西方各国纷纷爆发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际，科举考试仍只专注于四书五经。把科学技术看作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 近代学者魏源首次提出向西方学习，因此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可是他本人屡次落第，一直到52岁才在显示皇恩浩荡的“恩科”中了进士。 晚清状元张謇名留青史，却并不是因为他的八股文做得好，恰恰相反，是因为他适应时代潮流，勇于创新，最后成为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 2006年，在韩国首尔，举行了一个庄重的仪式。在昔日皇宫的明政殿前，几百人身着朝鲜民族服装，再现了当年科举考试的盛况。 公元十世纪，象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一些周边国家相继引入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其中朝鲜半岛更是不间断地将这一制度延续了900年之久。 今天的韩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纪念活动，来表达他们对科举制度的尊重和反思。 当科举制在中国和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达到顶峰的时刻，一位西方传教士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就是利马窦。 在众多新奇的感受中，中国的科举制度令他着迷不已，他说：“国家主持的考试将给每一位有知识的人提供参政的机会。这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中国的哲学学位有三级，秀才相当于学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而进士则相当于博士。” 对于习惯官爵被分封和世袭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科举制无疑是一种充满了智慧的制度设计。 十六世纪晚期，一位葡萄牙修道士在他的著作《伟大的中国》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内容和方法，这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从1570年至1870年的300年间，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的书籍就达100多种。 1793年马嘎尔尼作为第一个英国使节访问中国时，在他列出的一长串考察清单中，就包含有中国的科举制。 随后不久，西方一些国家纷纷将中国的科举制度作为一项先进的文官选拔制度，陆续引入。 1904年的夏天，一个叫刘春霖的年轻人非常兴奋，他幸运地被慈禧太后钦点为状元。 但是，刘春霖没有想到，他将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象征。曾经催生了西方现代文官选拔制度的科举制，在中国迎来了另外一种命运。 就在刘春霖高中状元的第二年，1905年9月2日，张之洞、袁世凯等一批高官联名上奏皇帝，请求废除科举。随后，慈禧太后发出上谕，要求从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有人为此欢欣鼓舞，有人却黯然神伤。 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就这样嘎然而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今天紫禁城的东侧，有这样一块曾经让天下读书人魂牵梦系的圣地。 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的金榜就是在这里张贴并公告天下的。如今张贴金榜的拱门已经不复存在了，带给人们的却是一座美丽的公园。静静流淌的河水旁，杨柳依依，人们惬意地散步和嬉戏着。 与此同时，在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四合院里，工人们正在紧张地施工作业。 院子的主人叫姚远利，再过几天，他一手创办和投资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即将竣工和开馆。 在整个博物馆不大的空间里，井然有序地陈列着500多块科举匾额，它们大多是明清时期的遗存，既有木质的，也有石头的。 从2000年开始，姚远利便开始了科举匾额的收藏。虽说目前博物馆还没有开馆，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三千多人来此参观，这其中还包括众多热衷于科举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每次有人问起这些匾额的由来，姚远利总是会耐心地为他们一一解答。 今天姚远利显得格外兴奋。当两名工作人员刚刚把手中的匾额放下，他就迫不及待地走过去，认真打量起来…… 姚远利欣慰地点了点头，因为他确认，这是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亲笔题记。 科举制通过公开报考、公平竞争、择优录取选拔人才，被誉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中国在精神领域给予世界最宝贵的一笔财富。虽说它的消亡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但曾经它那充满智慧思想的设计，为人类社会树立了公平、公正的竞争原则。 中国人作为这一制度创造者，我们没有理由淡忘这段历史，失去这份记忆。 今天，我们在北京孔庙保存的198座进士题名碑中找到了刘春霖的名字。 几乎所有的进士题名碑都是朝廷为表彰进士而修建的，但是这座进士碑不同，它是刘春霖和同科的进士们自己捐资修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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