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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语言是融入到人的骨血里的符号。您在十岁前学的话，包括方言土语，会伴随您的一生。 著名记者和翻译家萧乾是地道的老北京。他生前是中央文史馆的馆长。我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时，就接触过他，后来当记者，也多次采访过这位新闻界的前辈。 萧乾是蒙古族的旗人，祖上属察哈尔部蒙古族镶黄旗。他是遗腹子，母亲当女佣把他养到13岁去世。他13岁就成了孤儿，靠亲友的资助，一边打工一边念书，后来考上了燕京大学。1935年到《大公报》当记者。 1939年，萧先生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并在剑桥大学读硕士，同时给国内报纸写稿。“二战”期间，他是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当时已经非常有名。1949年，他应自己在《大公报》时的同事、《人民日报》副主编杨刚的力邀，才回到北京。 萧先生是大才子。巴金先生早年说过这样的话：“我佩服这几个人的才华，一是曹禺，一是沈从文，一是萧乾。我自愧不如他们的才能要差好几倍。”当然这是巴金大师的谦虚，但可见萧乾在大师心中的位置。 当年萧乾翻译的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家喻户晓，晚年他和夫人文洁若翻译了“最难懂的巨著”、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他出版过许多书，我比较喜欢的是《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北京城杂忆》。《北京城杂忆》由若干散文随笔组成，最早是在《北京晚报》连载的。 萧先生对我说：“写这些杂忆，就是想证明我是老北京人。” 他说的是纯正的北京话。 我曾跟他开玩笑：“您翻译莎士比亚，翻译乔伊斯，比英国人还英国人，怎么北京话还一直没变？” 他淡然一笑说：“走到哪儿，我也是北京人呀！” 萧先生说话很幽默。我跟冰心的儿子吴平是朋友，吴平是搞建筑设计的。有一次，吴平请萧乾夫妇吃饭，让我作陪。我瞧吴平见了萧先生称呼“干舅”，感到纳闷儿，问吴平：“您怎这么叫他？” 没等吴平说话，萧先生接过话茬儿道：“北京人不是兴认干亲吗？有干爹干妈，当然就有‘干舅’了。” 此言一出，吴平忍不住乐了，旁边的文洁若也掩面而笑。 我不明就里问道：“难道这里还有什么故事吗？” 吴平笑道：“那你得问我‘干舅’。” 几个人又咯咯乐了，笑完，萧先生才告诉我他这个“干舅”的来历。 原来萧乾的本名叫萧秉乾，但这个“乾”字，也是繁体字的“干”字，所以，萧乾上学时，得了个外号叫“小饼干”。这外号自然让他听着别扭，就因为这个原因，后来他把名字中间的“秉”字去掉，改叫了萧乾。 萧乾一直管冰心叫大姐。冰心姓谢，原名叫谢婉莹。萧乾出生在东城的羊管胡同，11岁在崇实小学念书时，跟冰心的弟弟谢为楫是同学。当时谢家在铁狮子胡同的剪子巷住，离萧乾的住家不远，他常到谢家玩，所以冰心记住了他的外号。 直到萧乾80多岁了，见到冰心时，老人家还叫他“小饼干”。母亲叫他“小饼干”，孩子们就随口叫他“干舅”了。原来“干舅”是这么来的。 这个“干舅”，跟吴家的关系确实不一般。萧先生晚年身体状况并不好，肾脏只有三分之一功能，许多药不能吃，尤其是感冒药，所以生活特别有规律。我接触他许多次，很少见他在外面吃饭，一般人请不动他。吴平能把他和夫人约出来，可见关系莫逆。 萧乾对北京城和北京话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在这儿，我摘录他的散文《老北京的小胡同》里的几句话，您看看： “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在那几条胡同里转悠。”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尾，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时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算灵卦的。”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道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在给自己壮胆。” 您看这几段文字是不是带有京味儿。这是他的北京语言的自然流露。他在北京胡同生活了17年。这17年便让他把北京话融入了血液里，以至于相伴终生，不管到什么地方，也不会改口儿了。 （摘自《北京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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