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照邻的咏史诗创作

  　　卢照邻是初唐时期一位值得关注的咏史诗人，代表作有《咏史》四首、《长安古意》《刘生》等。作为长期沉抑下僚的地位低下的知识分子，卢照邻同初唐时期其他的诗人一样，表现出雄视百代、指点江山的气概。在其《乐府杂诗序》中，他豪情万丈地宣言：“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此乎！”，《行路难》中云：“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央难久恃”、《长安古意》则写下了“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的诗句，这都表明诗人在面对历史时，流露出终将改变命运、不会久居贫贱的信念，这些在其咏史作品中也有鲜明的体现。

　　（一）卢照邻的《咏史》四首

　　卢照邻的《咏史》四首是初唐时期的第一组咏史组诗。与前期创作相比，它没有像贞观君臣那样沉浸于规箴颂扬之中，缺乏鲜明的主体情感，而是直接继承了左思，“和左思的咏史诗相似，借历史人物来发抒自己的感情”。这一组诗分别咏赞汉朝的季布、朱云、郭泰、郑太等四个著名历史人物。第一首吟咏为气任侠、处身孤直、际遇离奇的西汉名将季布，并满怀钦敬地赞叹到：“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第二首吟咏的是主荒政谬之时而能够远祸全真的东汉名士郭泰，诗人为其“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的卓尔不群的气度所深深折服；第三首咏叹“负奇志”、“交雄才”、谋诛董卓的东汉奇士郑太。虽然郑太最终“时来命不遂”，只身逃亡，但作者却并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凛凛千载下，穆然怀清风”，始终对其怀有敬意；第四首盛赞汉成帝时宁肯捐弃性命也不改倜傥大节的侠义之士朱云。诗人羡慕他“三公不敢吏，五鹿何能酬”的高致，并给予他“名悬日月”、“义俦天壤”的极高评价。四首诗都表达了对奇伟才俊之士的追慕、赞叹之意，同时也是对世人宣布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诗人所向往的人生境界，并非挂印封侯、位列公卿，而是以奇气高节，建不朽功业，直可俯视诸侯，平措天子，笑傲三公，具有强烈自主的人生理想。

　　这四首咏史诗均采用了魏晋时期传统的五言古体形式，运用了史传体的形式，一人一咏，在叙述中间杂糅抒情、议论，和左思、陶渊明的咏史特征有相似之处，具有恢复魏晋咏史品质的特征。所以有人认为其作“咏史诸作高古，几窥魏晋之藩”。更重要的是，这一组诗初步反映了唐代重经史之风与咏史之间的关系。

　　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史书，主要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从卢照邻所咏的人物来看，季布见于《史记》，郭泰、郑太见于《后汉书》，朱云见于《汉书》，均为三史之中的人物。由此也可以看出，唐代重视经史的学风对于咏史创作的影响关系，此组诗也可能是作者在研读这三部史书时，受这四个人物的感发而作。

　　（二）卢照邻《刘生》与杨炯《刘生》比较

　　卢照邻、杨炯的《刘生》诗，咏赞的都是一位任侠豪放之士：

　　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

　　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

　　翠羽装剑鞘，黄金镂马缨。

　　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

　　——卢照邻

　　卿家本六郡，年长入三秦。

　　白璧酬知己，黄金谢主人。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尘。

　　日暮歌钟发，喧喧动四邻。

　　——杨炯

　　这两首诗均采用了简练的五律形式，生动地刻画出一位慷慨豪放、驰骋边塞的侠士形象。卢照邻通过对刘生的咏赞，表达了以刘生自期、希冀有所作为的志向抱负。这种志向表达，实际上是龙朔元年（661）出使边塞之地——庭州时心态的展现。而杨炯则是作者“闻人之善，若在诸己；受人之恩，许之以死。惟子坚刚，气陵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人格的充分展现与表达。总体上来看，这两首诗能够以咏史的内容描写边塞任侠之事，把边塞和咏史初步结合起来，充分反映出初唐时期的豪迈向上、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和气息。

　　（三）卢照邻的歌行体咏史诗

　　卢照邻不仅有五言诗的咏史作品，还尝试采用歌行体的方式来进行咏史，代表作品是《长安古意》。除卢照邻外，骆宾王、王勃也有歌行体的咏史作品即《帝京篇》《临高台》，此三首诗均采用“自然出于乐府”歌行体的方式，以汉代长安城的历史风貌作为关注对象，比之前同题材的作品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挖掘，值得关注。

　　卢、骆、王的乐府歌行把长安生活作为关注焦点，反映古今兴亡，并在历史的思叹中寄寓个人情怀。反映历史生活之全面广泛、主题之深刻强烈，远远超过了前代《乐府诗集》中类似的作品。《长安古意》通篇七言，共68句，从开头至“汉帝金茎云外直”十四句为第一部分，铺写古都长安的繁华和豪门贵族的奢侈。这里复道交错，龙衔宝盖，凤吐流苏，游丝绕树，娇鸟啼花，画阁入天，金茎耸云，充分显示出大汉帝京的辉煌气派与繁荣景象。这不仅是社会背景的展现，也是人物活动的舞台。从“楼前相望不相知”到“自谓骄奢凌五公”，共46句，为诗歌第二部分。这部分中，各种人物在前一部分所铺绘的繁华陆离的大背景中相继登场。这里既有男女“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的爱情表白，也有歌妓舞女“鸦黄粉白车中出，含娇含态情非一”的香泽艳态；既有侠客“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的不法之举，又有军官的“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的癫狂之势；既有统治者“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的政治争斗，又有得势者“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的狂妄叫嚣。总之，各色人物纷纷登场，共同演绎着一种繁乱而又病态的历史现实。作者在对这种历史进行详尽铺叙的同时，也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作了较强的批判。最后一部分共八句：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一切繁华转瞬即逝，沧海桑田。昔日的金阶白玉之堂已随历史的远去而烟消云散，唯有陵地的青松见证着历史的盛衰。在这种沉重的历史叹息、思索中，作者同时以扬雄闭门著述自比，表达了不遇于时的愤慨寂寥和自我宽解。

　　骆宾王的《帝京篇》同卢作有大致相同的结构与主题。先歌颂汉长安的盛况，夸写山河宫阙。开篇即遒劲有力，气势非凡，随后铺写了帝京皇居的盛状、贵族王侯的生活以及侠客娼妇的情况等。最后转入到对历史的感叹中。与《长安古意》相比，《帝京篇》历史感叹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几乎占到全篇的二分之一。总体上讲，《长安古意》与《帝京篇》体现了大致相同的写作抒情模式，即铺叙历史盛况、感慨历史兴亡、抒发愤懑情怀。这种抒情结构，从咏史体制渊源来看，可以说是对西晋左思、南朝宋时鲍照等人创作的继承。文体上看，卢、骆的这两篇歌行体《长安古意》与《帝京篇》表现了诗歌走向赋化最成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长安古意》与《帝京篇》也是咏史诗史上最早出现的大型长篇咏史诗，弥补了前期咏史创作没有长篇作品的缺憾。特别是它们把描写的重点，由主体性的内部世界转换为客观性的外部世界，追求全面宏大的外部物景和人事描写，表现了咏史诗与咏史赋相互融合的创作特点。这是前代作品所不具备的。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