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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2017-11-24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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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为文人提供了各逞才辩的“话语场”，其中一些故事是在挑战人们的价值观，引起后人纷纷论议。图为明嘉靖乙未十四年（1535）吴郡袁氏嘉趣堂刊本。
周兴陆 评点是不能脱离文本的批评方式，有些评点看似三言两语，实际上是一言中的；有些评点近乎文本细读，如清初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对诗歌分析之细致透辟，今人也难以企及。可惜，评点这种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方式在现代学术范式里被排斥，受冷落，这是我们今天年轻人文本解读能力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辑注的《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作为黄霖先生主编的《古代文学名著丛刊》之一种，最近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了。整理过程中有一些感想，现在写出来，做一个总的交代。 为什么以袁褧嘉趣堂刻本为底本 唐人所抄《世说新语》今仅存残卷，传世的《世说新语》是在宋代定型的。宋代《世说新语》的版本有三个系统： 1、现存最早的是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下简称“董刻本”），大约在南宋后期传入日本，先藏于金泽文库，后为前田氏“尊经阁”收藏，1929年日本尊经阁丛刊珂罗版影印传回国内，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重新影印，才得以广泛流传。 2、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刊本，原刻本已不可见，明代袁褧嘉趣堂仿宋重雕本，保存其旧。后世多有翻刻。 3、清初徐乾学传是楼原藏宋淳熙十六年（1189）湘中刻本，然原本已不可见，今传有雍正八年（1730）沈宝砚校记，附录于四部丛刊影印明袁氏嘉趣堂刊本之后。 实际上只有董刻本和基于陆游刻本的嘉趣堂本这两种宋本流传下来。蒋凡老师曾编撰《全评新注世说新语》，以董刻本为底本校以通行本，很有文献价值。但因为明清时期国内通行的是袁褧嘉趣堂本系统，许多校勘、注释和评点都是依据此本。现在作“三汇”工作，如果转而采用董刻本，必然造成大量的异文现象，而且许多注评就显得无的放矢了，因此，我依然采用嘉趣堂本为底本。举一个例子来说，《言语》第94则刘孝标注引张资《凉州记》曰：“天锡，字公纯嘏。”王世懋批曰：“世乃有三字字，不可晓。后过江，为人所笑，乃减一字。”意思是说，通常人取字是两个字，张天锡字“公纯嘏”，乃三个字，东晋后被人笑话，就减去一字，字“纯嘏”了。董刻本原文就作“天锡，字纯嘏”，如果以董刻本为底本汇录批语，王世懋的批语就不可理解了。 元代刘应登删注、补刻刘辰翁评点本的价值 这是近几年新发现的一个元刻本。 刘应登删注所依据的本子是董刻本，但他“精刬其长注”，对刘孝标的注释作了大量的删削，本身没有多少校勘的意义，它的意义在“间疏其滞义”，刘应登的注释，多有参考价值。 如《纰漏》第5则“谢虎子上屋熏鼠”，刘孝标注：“中郎，据也。章仲反。”“章仲反”三字是什么意思？后人不理解，就妄为改字，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所依据的晚清纷欣阁本改作“章伸反”，其实也是不通的。朱铸禹本作“章仲友”，连下“按”字，竟然变成一个人名了。刘应登注很清楚：“中，章仲反，次也。”原来“章仲反”三字是反切法注释“中”字，问题迎刃而解。 又如《政事》第16则“陶公性检厉”载一事：“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阶用之。”取竹连根，“当足”是什么意思？刘应登注曰：“谓就连竹根以为篙以代铁足。”竹根坚硬耐磨，用以为竹篙的探入水底的铁足。解释得非常确切，刘辰翁称赞说：“非此解，殆不喻。” 当然刘应登注释也存在讹误。如《德行》第37则：“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门下起弹的“弹”作何解？刘应登注曰：“谓恐因弹鼠而误发伤人也。”把“弹”解释为投鼠忌器的“投”字，门下起弹，谓手下人要打杀老鼠，但老鼠明明已被参军用手板批杀了，何来“弹鼠”？因此刘辰翁批评曰：“解误，可笑。”后来刘继增按曰：“此‘弹’字，非‘弹射’之弹，当作‘纠劾’解。”最为明白。门下起弹，是指门下要纠劾以手板批杀老鼠的参军。 刘辰翁是第一个致力于评 点的文人，宋元易代之际，隐居不仕，遍评群书。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可谓是名人评名书，后代一直颇为重视。明代凌濛初兄弟刊刻《世说新语》，都采入了刘辰翁的评点，但也频频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把刘辰翁的批点与刘应登、王世懋等的相混淆，今人辑录和研究时沿其误，还没有人依据元刻本对刘辰翁批语做过完整的辑录。十年前，潘建国先生首先发现了《世说新语》的元刻本，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台北“国家图书馆”先后两次阅读了该书胶卷，这次“三汇本”整理刘辰翁的评点就是依据这个元本，而非从后世的汇辑本中转录，在文字上最为接近刘辰翁评点的原貌。 刘辰翁批点《世说新语》寄寓了难以言表的政治情怀，有时不容易看出来。《方正》第37则：“苏子高事平，王、庾诸公欲用孔廷尉为丹阳。乱离之后，百姓雕弊，孔慨然曰：‘昔肃祖临崩，诸君亲升御床，并蒙眷识，共奉遗诏。孔坦疏贱，不在顾命之列。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今犹俎上腐肉，任人脍截耳！’于是拂衣而去，诸公亦止。”说的是苏峻之乱后，孔坦被出为丹阳廷尉，那里刚刚经历了动乱，百姓凋敝，孔坦不愿意去，说：“明帝驾崩前，诏王导、温峤、庾亮你们为顾命大臣，当时怎没想到我？现在把我派到这样一个混乱危险的地方去送死！”刘辰翁批曰：“小人语，岂识国家大体，见辱方正！”愤慨地斥责孔坦仅仅考虑一己的安危，置国家于不顾。刘辰翁曾在《湖山类稿序》里赞叹陪銮北上的一介布衣汪元量，可见他评论人物是有一杆秤的。又如《轻诋》第9则，刘惔死了，孙绰流泪讽咏：“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褚裒看了大怒，说：刘惔跟你没什么交情，你为啥哭丧着脸，像是交情很深似的。刘辰翁就对褚裒很不以为然，反驳道：“邦国之叹，何必平生!”不论平生有无交情，当邦国遭遇深重变故时，都不免有“邦国之叹”，刘辰翁这八个字批语实在是自抒其怀。 虽然《隋书·经籍志》把《世说》列入子部“小说家”类，但是唐人主要还是把它当做史传杂说来读的，唐修《晋书》就大量采纳《世说》的文字，如《王献之传》《王徽之传》基本上就是连缀《世说》的相关文字而成的。刘辰翁则是真正把《世说新语》当“小说”看待。他批语有“小说多巧”，“小说取笑”，“传之有秽，小说不厌”，“亦似小说书袋子”，认识到小说新巧奇幻的特征。《容止》第1则：“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圭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如果说曹操使人代己是实事，那么最后一句“魏武闻之，追杀此使”肯定是虚笔，这是小说家的笔法，刘辰翁就看出来了：“谓追杀此使，乃小说常情。”说刘辰翁批点《世说新语》是最早的小说评点，是恰如其分的。 汇评，古已有之 评点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阅读方式。单独的“评”和“点”都出现得很早：孔子就评过《诗三百》。汉末祢衡《鹦鹉赋序》说他作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点就是点灭其字，修改的意思，不是现在的加标点。既有评又有点的阅读方式是从宋代才有的。评点和注疏相比，阅读者的主体性地位大为提高，汉人注经，是转述经旨，着力在把圣人的意思说明白，注者匍匐于经典的权威之下。唐人的义疏有个原则，“疏不破注”，屈伏在汉儒的脚下，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到了宋人手里，踢倒汉唐，大胆疑经，注重读者的会心自得。洪咨夔《易斋诗稿跋》云：“诗无定鹄，会心是的。”会心，允许读者自由发挥，大大拓展了阐释的空间。正是在新的阐释学理论的启发之下，评点这种自由灵活的批评形式才得以出现。 评点的流行，与刻本的出现有紧密的关系。唐以前的抄本、写本，即使有评点，也是孤立的、私人的现象，不便于传播和流行。至宋元，刻本盛行后，名人评点得到出版家的青睐，评点借刊刻得到广泛的传播。如刘辰翁南宋德佑元年（1275）批点《韦苏州集》，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由康绍宗刊刻行世；他批评杜甫、李贺、王安石诗集，都是去世后刊刻的，很快就成为畅销书。 到了明代万历时期，浙江吴兴的闵齐汲和凌濛初两大家族把“评点”和“套印”结合起来，风火互助，相得益彰，推出了大量的“评林”和套印本，是明代后期的文化盛事。《史记评林》《汉书评林》等“评林”系列，就是今天所说的“汇评”。吴兴闵、凌，可谓是“汇评”之祖。套印本一般为朱墨二色，经传用墨，批评以朱，非常醒目；多家批点，就用不同颜色标识，有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如凌云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当时这些汇评行销全国，天下无不知有凌氏书。陈继儒《史记钞序》说：“吴兴朱评书籍出，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 吴兴套印本在明末毁于兵燹，清代就不大流行套印本了，虽然晚清的时候出现过一些套印本，如黎简批点李贺诗、黄培芳批点《唐贤三昧集》等，但总体上说套印已不盛行，这跟出版家的财力有关系，套印程序复杂，费工费钱；但更主要的是学风的变化，理学家认为对儒经加以评点，轻佻狂妄，非先儒训诂之法，实学家认为考据才是学问，评点信马由缰，算不得什么。所以评点虽然还未完全消失，但已是不绝如缕了。主要的用武之地是指导年轻人写八股文、试律诗，所以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评点被胡适、鲁迅等人视为八股文话头，通通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演绎式的文学批评，理论先行，往往讲得头头是道，其实离文本越来越远。 评点是不能脱离文本的批评方式，有些评点看似三言两语，实际上是一言中的；有些评点近乎文本细读，如清初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对诗歌分析之细致透辟，今人也难以企及。可惜，评点这种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方式在现代学术范式里被排斥，受冷落，这是我们今天年轻人文本解读能力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评点”这种中国式的文学批评，下过大工夫整理评点文献。起先是小说戏曲的汇评本，如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刘辉《会评会校金瓶梅》、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四大名著都有汇评本。诗集的汇评本，李庆甲的《瀛奎律髓》、詹锳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堪称典范。我做《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就是学着詹锳先生的方法，尽量掌握《世说新语》的版本，尽可能地搜集相关文献资料，想为“世说学”打下文献基础。 众口纷纭谈《世说》 王恭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自唐宋以降，不要读《离骚》了，熟读《世说》便可称名士。《世说》是诗料，是谈资，能佐酒助兴，娱情解闷，可激励世俗，抑扬风雅。文人大约没有不读《世说新语》的。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龟蒙《小名录》、佚名《琱玉集》，宋人曾慥《类说》、叶廷珪《海录碎事》，金元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明人周婴《巵林》、方弘静《千一录》，清人姚范《援鹑堂笔记》等都大量征引《世说》故事，或作引申，或加以辨正。有十余人专门评点过《世说》，王世懋一生还多次加以品评。 《世说》行世后，影响广泛，出现了一些仿作，如宋人孔平仲《续世说》、明人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清人王晫《今世说》、近人夏敬观《清世说新语》，以及《女世说》、《儿世说》、《僧世说》等。明后期盛行山人名士的风气，名士们把《世说新语》当经书宝贝读，于是出现了不少仿作品，郑仲夔有《清言》，何良俊有《语林》，王世贞把《世说》删削后与《语林》合为一起，称《世说新语补》，他人又补入李贽批语，影响尤巨。 《世说新语》为文人提供了各逞才辩的“话语场”，其中一些故事是在挑战人们的价值观，引起后人纷纷论议。最典型的就是《德行》第28则“邓攸避难弃子全侄”的故事。西晋末永嘉之乱，邓攸挑着儿子与侄子俩小孩逃难，自然跑得不快，形势非常危急，他对妻子说：“我弟弟早死了，只剩下这个侄子传嗣血脉。今形势仓皇，不能两全，不如丢弃我们的儿子，带着侄子逃难吧，反正我们以后还可以再生嘛。”妻子同意了。读到这儿，似乎还可以勉强认同邓攸的做法。但刘孝标注引《中兴书》曰：“（邓）攸弃儿于草中，儿啼呼追之，至莫复及。攸明日系儿于树而去，遂渡江。”丢弃小儿，小儿在后面追到傍晚追上邓攸，他竟然第二天把小儿缚在树上自个儿离去了。这不是伤天害理嘛！哪儿有这样做父亲的！后人坐不住了，王楙斥此最害名教；俞德邻骂他绝灭天理；郎瑛感叹晋人竟然如此好名；刘应登、李贽、严衍、张懋修说邓攸最终无子，是老天的报应，他就该绝嗣；王世懋视邓攸为一大忍人；王鸣盛骂道：“小人哉，攸也！斯人也，而可以入良吏乎！”近人赵西陆也说：“此矫情以博孝友之虚名耳。”大家都置疑邓攸这样的人怎能进入“德行”门呢！ 这个故事实在是重人伦的国人所无法接受的，于是也有人巧辩，为邓攸解围。刘辰翁就说：“谓系儿树上者，喜谈全侄而甚之也。”“甚之”，就是夸张的笔法。朱国祯也说：“此史臣描写太过，伯道（邓攸字）决不狠戾至此。”意思说这是史家夸大其词，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方弘静就说：“称人之善而过其实，适以诬之。”周召说：“誉之太过，而反没其真耳。”挑战人伦界限的夸张描写，在中国文化里也是不被允许的。 举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后世文人对《世说》有多么浓厚的兴味。把这些材料汇辑起来，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世说》，是不无意义的吧。 日本《世说》研究举要 日本江户时期，随着《世说新语补》的传入，掀起了《世说》热。自1749年冈白驹《世说新语补觽》起，先后出现了桃井白鹿《世说新语补考》（1762）、大典禅师《世说钞撮》（1763）、恩田仲任辑《世说音释》和田中 颐大壮《世说讲义》（1816）、秦士铉《世说笺本》（1826）等十余种注释解说本，还出现过衍生物《大东世语》。冈白驹因为最早作注，错误也较多，桃井白鹿就大量纠正其讹误。田中善于用四个字概括每篇的要义，秦士铉对刘辰翁、王世懋等的评点，或表赞同，或作辨正，是评点之批评，各有特点。虽然这些多是应教学之需，重在文意训读和注解，但也时有一得之见，特别是国人容易忽略的一些小的关目，日人的注释往往值得参考。举几个例子： 《假谲》第9则温峤续弦，其中“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以手披纱扇，冈白驹注：“妇人出以扇蔽面。”桃井白鹿纠正说：“婚礼，侍儿以纱扇蔽新妇，彻扇曰却扇。此云女以手披纱扇，言女自却扇也。”大典禅师、秦士铉、吕叔湘都采纳了这种解释。 《巧艺》第11则:“顾长康好写起人形。欲图殷荆州，殷曰：‘我形恶，不烦耳。’顾曰：‘明府正为眼尔。但明点童子，飞白拂其上，使如轻云之蔽日。’”殷仲堪眇一目，顾恺之给他写生，他不愿意，顾说“飞白拂其上”，略作掩饰就好了。冈白驹解释说：“以飞白书法拂之也。飞白，始于蔡邕，邕见匠施垩帚作之，字体轻微不满。”田中颐大壮和大典禅师都不同意这种解释，认为是用白粉轻轻拂过明点上，并非是飞白书法。 《排调》第6则，孙楚少年时口误说出“漱石枕流”，不合情理，紧接着巧妙地辩解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王世懋批曰：“误语乃得佳，遂为口实。此王子敬画蝇也。”这个评语用错了典故，秦士铉纠正说：“吴曹弗兴误点屏风，因画成蝇；王子敬画扇，误落笔，就画一牛，甚妙。王以画蝇为子敬事，误也。”可见他对于批语的态度也如此一丝不苟。 《轻诋》第18则：“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简文帝在许洵去后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刘孝标注：“未解简文诮许意。”刘辰翁解释为谓许洵无与国事，意即不是忠臣。大典禅师另作新的解释：“许盖以君与亲二件相难，以资谈也，故简文以为害德而不应也。”秦士铉在大典禅师的基础上再做清晰的解释：“此章古来注者皆误。‘故可不至于此’，犹云其论固不至于此而可也。夫忠孝两难，人伦之至变，非席上之谈。君父之尊，何容优劣？如一丸之事，世所必无，此与瞽瞍杀人之问同，大有伤于德。夫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论道不举君亲，不为不知道。此章唯大典禅师近是。” 这些解释，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世说新语》，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尽可能地搜集日人的笺注，将它们汇辑在一起。可惜所见不广，还有不少的日人注释被遗漏了。 《世说》还有佚文？ 唐代所传的《世说新语》八卷本、十卷本，在宋初经过晏殊等人的删削，至南宋时期始大致定型，于是其他抄本消亡。唐宋时流行的众多抄本有逸出今本的文字，散见于当时的类书、别集、笔记中。日人古田敬一曾辑录过《世说新语》佚文，国内叶德辉、赵西陆都先后做过补辑。对于《世说新语》的辑佚，只能依据宋代以前的文献，元代以降的文献是不足为据的。 即使唐宋人撰述自称引于《世说》，也并非一定就是刘义庆《世说新语》的文字，可能存在三种误引： 一是将引自刘义庆其他撰述如《幽明录》《俗说》中的文字误当作出自《世说》，如《太平御览》卷411引《世说》一则：“郑子产善事母。奉命聘晋，道中心痛，遣人还家起居问母。母曰：‘吾忽身体不调，忆想汝耳，更无他也。’”这是春秋时的故事，显然不合《世说》体例，明人董斯张《广博物志》卷18引作出《俗说》，可从。 二是误将刘孝标注释《世说》的文字当作《世说》正文，如《历代名画记》卷五引《世说》曰：“（顾恺之）曾以一厨画暂寄桓玄，皆其妙迹所珍秘者，封题之。玄开其后取之，诳言不开。恺之不疑是窃去，直云：‘画妙通神，变化飞去，犹人之登仙也。’”这就是《巧艺》第7则的刘孝标注，而非《世说》正文。 三是误将引自《世语》《语林》等同类著述中的文字当作出自《世说》，如《北堂书钞》卷69引《世说》一则：“杨综为大将军曹爽主簿。爽将诛，及觧印绶将出，综止之曰：‘公挟主帷幄，舍此以至东市乎？’不从。有司奏综导爽反，宣王曰：‘各为其主也。’宥之，以为尚书郎。”但是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曹真子爽传》引作出《世语》，显然当以出自《世语》为确。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佚文的确是为唐宋时期《世说新语》所有而由于各种原因被刊落的。为慎重起见，我把这些佚文全部辑录出来，并注明在宋代之前文献中的出处，让读者自己去斟酌判断。 大家都知道唐僧是“江流儿”，“江流儿”这个故事的原型出自《世说新语》，可惜不在今本之中。《白氏六帖》和《太平御览》有三处都记载了《世说》的一则故事： 胡广本姓黄，五月生，父母恶之，乃置之瓮，投于江。胡翁见瓮流下，闻有小儿啼声，往取，因长养之，以为子。遂七登三司，流誉当世。广后不治其本亲服，云：“我本亲已以为死人也。”世以为深讥焉。 胡广是东汉名臣，原来也是个“江流儿”，可惜这个故事不见于传世的《世说新语》中。清人汪由敦曾推测是被晏殊删去的，说：“《太平御览》引《世说》云云，今《世说》不载此条，疑元献嫌其乖疏，削去之。” 今人如何读《世说》？ 《世说新语》是今天年轻人最为喜爱的一部古书，不少大学还开设《世说》精读或导读课。《世说》是有毒的。这部书不容易读，善读之，最裨风雅；不善读之，乃风雅罪人。如果以为裸袒箕踞，跟群猪共饮酒，就是放达；趿拉着拖鞋,白眼向人，就是轻狂；挥动麈尾，不着边际地妄言乱语，就是名士，那就既读坏了书，也读废了人。魏晋风流很容易恶变为“《世说》习气”。明人薛冈就说：“士大夫家少年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 今人论《世说》，多着眼于其中蕴含生命自觉、个人觉醒等意义，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认为《世说》反映的时代，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那是一个等级制度极为森严的时代。阶级对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寒门即使建立卓著的军功，也难以进入士族圈子。《方正》第12则：“杜预之荆州，顿七里桥，朝士悉祖。预少贱，好豪侠，不为物所许。杨济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不坐而去，表示轻视的态度。晋代讲究门第阀阅，世族大姓甚至不与出身寒贱者同坐，如杜预这样的大将军也遭到冷落。《晋书·孙铄传》曰：“铄自微贱登纲纪，时僚大姓犹不与铄同坐。”可见这不是个案。 那是一个底层百姓没有人格尊严的时代。《排调》第57则，刘孝标注引裴景仁《秦书》载符朗一故事：“朗常与朝士宴，时贤并用唾壶，朗欲夸之，使小儿跪而张口，唾而含出。”恶心至极！在符朗的眼里，小儿的口，就是他的唾壶，这小儿完全没有做人的资格。其实，《世说》中记载了一些无名之辈， 具有朴实的品格、美好的心灵，如《任诞》第30则记载在苏峻之乱中掩护庾冰的那位郡卒，多么有胆识有谋略，而且不图回报，只希望此生有足够的酒喝就够了，不稀罕高官厚禄。可惜这些“小人物”都被遮蔽在名士风流的阴影里，还没有争取到做人的权利。 那是一个贫富差距天壤悬殊的时代。贵族的汰侈，令人难以想象。石崇与王恺斗富，石崇家用蜡烛煮饭，客人每去一次厕所换一次衣服，王济家的猪喝的都是人乳。读者如果惊叹于这种豪奢华侈而生羡慕心，那就是中了《世说》的毒，未得其隽永，先习其奢侈简傲了。要知道贵族的豪奢是建立在国家的亏损、广大百姓的穷困之上的。魏晋乱世，人口急剧下降，百姓哀苦而无告，在六朝文学中很少听到底层百姓的声音。从《世说》中只隐约可看到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如陶渊明的曾祖父、东晋著名大将军陶侃，其父吴扬武将军陶丹去世后，家酷贫，室如悬磬。他的母亲湛氏，为了给儿子谋出路，剪下头发卖得几斛米，砍下屋柱当柴烧，剉碎床草作马料，才办得一顿饭招待范逵一行人，可谓赤贫如洗。 那是一个贵族可以滥杀无辜的时代。汉代就有禁杀奴婢的法律，但《世说》记载杀奴婢的事：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汰侈》第1则） 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还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忿狷》第1则） 在这样的专制社会里，奴婢不仅没有人身的自由，可以被随意买卖，而且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 那是一个有家无国，毫所作为的颓废时代。魏晋时期上层士人的家族利益远远高于国家利益，国家可以灭亡，家族不可衰微。因此宗族内部相互攀提激赏，以邀名爵，壮大宗族，若《夙慧》门的故事，都不可当史实看的，不过是大家族邀致名声的虚誉。当时的政权掌握在皇族和士人手里，这些名士望白署空，只负责签字，不理世事，具体事务都交给属下去做。被称为朝廷阿衡的王导，也是作事愦愦，虚与委蛇，一般人就可想而知了。桓温曾愤慨地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王衍是永嘉名士的首领，被石勒杀害之前感慨：“吾曹向若不祖尚玄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可惜悔之已晚。王濛、刘惔这些清谈家，无所事事，奔走于公卿之门，因为有桓温等武人勉强支撑局面，大厦才没有倒掉。而面对朝廷毫无作为的高门士族，武人心生怨恨，乃至兴兵作逆。东晋乱于桓玄，亡于刘裕，不是败给了北方的胡人，而是败给了自己内部的政治制度。 以上列举的几个方面，都是读《世说》不能不注意的地方。我们读《世说》，不能被名士风流的“做作”所迷惑，《任诞》“雪夜访戴”被选入中学教材，几乎无人不知。如果你真的把王徽之当做一位胸次洒落、清雅脱俗的名士来崇拜，那就错了。何法盛《中兴书》说王徽之“卓荦不羁，欲为傲达”，一个“欲”字就揭穿了他的矫揉造作。王徽之与戴逵品性迥然有异。王徽之性格放诞，过度放纵于声色，有才能，但不堪世事，且品行污秽，当时就有不少人看不起他。《晋书》本传称戴逵品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戴逵曾撰文说：“放者似达，所以乱道。”抨击的就是王徽之之流。雪夜访友，如果二人相见了，不知有几许的唐突、尴尬和败兴。 当然，正如明人郭孔延说：“此书妄处诚为可厌，佳处亦自不可掩。”《世说新语》还是一部优秀的传统文史著作，关键在我们用什么态度来读它。 如果不是生在王谢世家，就不要去把捉麈尾蝇拂，古人的这句忠告还是要再次提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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