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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至上’转向‘过程正确’，是当前大环境里面临的挑战 香港理工大学的陈汉云教授今日来访，就香港城市更新与历史建筑保护作交流。陈教授羡慕这里做事情的“结果导向”，效率高。实际上，很明显的，改革开放“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时代已经在转弯告别，陈教授感叹的“只追求过程正确，而不管结果”的情况，愈发普遍。
说起来，从结果至上转为过程正确，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十九大结束不久，深入学习后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贯彻要求，如何在实践中去试去闯，去苦干去实践，这也是转型时期的必然需要。那么，如何既要重视过程正确，仍要有对结果的努力追求，恐怕是当下城市规划发展大环境里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目标愿景基本一致，如何“殊制同归”是城市更新最大难题
另外一个挑战其实是大家都基本已经清楚和熟悉的。通过交流可以发现，两地的城市更新或者城市发展的愿景，甚至各主要目标、语汇都已经趋近一致，连城市更新后的模样都没本质差别。但是从谁案（提出更新需求方案）、谁主导（服务自下而上更新需求的政府专门机构）到谁资助（大量社会团体的存在）、谁监督（市民的角色、议会的作用）等都存在极大差别。
如何在“两制”情况下实现城市更新愿景的“殊制”同归，显然是当下热衷于案例借鉴背后所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而在这个“殊制”践行路径中，传统的规划设计思路和规划管理方式，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 历史建筑保护的当是城市更新中无法绕开的重要内容。上海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在国内长期比较领先，近年来，其保护对象也在不断扩大，时间纵深上向新中国建制后延深，空间上向郊区乡村延展。总体上，体现出历史物质空间覆盖面的不断扩大。 不过香港的一部分城市更新显然已经从物理空间的留存向城市记忆、文化传统等非物质层面延展。陈教授介绍的香港“Blue House”(蓝屋)改建计划就是有趣的一例。“蓝屋”由蓝屋、黄屋以及橙屋这三列唐楼组成，建于1922年，为香港 “一级历史建筑”。以“留屋又留人”的方式，保留了传统的社会网络和生活样式，从而使得依托其上的浓郁的老香港社区文化得以永续。今年，蓝屋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委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卓越大奖，这是香港保育历史建筑项目首度获此殊荣。
艺术家陈球安的画作《蓝屋》 另有一例为“政府山”。香港政府山上有东座，中座和西座三栋政府办公楼，曾作为香港政府办公场所长达150年之久。引发争议的是其西座，政府认为西座缺少建筑价值，必要时可以拆除重建。而政府山关注组等保护NGO认为：“无论是从历史，功能，建筑造型样式等角度看，西座和中座东座，以及整个政府山地区应该被视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需要统一考虑。”他们着眼的是完整的城市记忆。显然，双方分歧焦点是物质留存和文化留存之间的差异。 比较失败的有“喜帖街”案例。喜帖街，真名利东街，是香港著名的印刷品制作及门市集中地，尤其以印刷喜帖著名。因此留存了很多香港人的“快乐记忆”。但最后城市更新后的结果却是不仅新建筑的风格与传统浑然无涉，而且还因为把老街强制移植入高档婚庆营业场所，小商贩无力承担高昂的租金，使得传统氛围浓郁的“喜帖街”实质性走进历史。而政府得以顺利收储居民物业开展更新开发，暴露的则是原住民迫切改善自身物质生活条件的需求与整体市民历史文化留存需求之间的矛盾。 在香港走过的这些案例来看，每一个城市更新的前台都不乏靓丽的城市设计方案，城市设计也可谓尽心尽力，但显然它们既非解决问题的关键，也不是制造问题的核心。留存下来的“蓝屋”社区生活样式，政府山的完整城市记忆，以及没能保存下来的“喜帖街”，其实就是蕴藏了一个地方之所以成为他的特色密码。
喜帖街旧貌
城市更新后的喜帖街，挂几排灯笼应付城市历史
城市特色的本质是城市精神，从城市设计去追求城市特色是本末倒置
陈教授感叹，以前很喜欢来上海，茶余饭后，总有能吸引人去走走看看的生活场景，他认为那些就是上海，独一无二的上海。然而这次，距离上次来沪不过一年多时间，发现这座城市变了，变得泯然众人，于是他也变得不愿意走出宾馆。所以，他对着我们感叹，这种消失能不能变得慢一点呢？规划年会碰到吴唯佳教授，也是没几句话就提到上海怎么了？好像她的特色正在“去上海化”。
一度遍布“拆”字的上海街头
说起来上海远不是孤例。不远处的乌镇更是一个被广泛称颂的佳例，但实质上乌镇是典型的“杀鸡取卵”，留下的（复制的）是可被复制的，失去的却是难以回复的，代表当地文化特色的饮食和住宿靠公司经营的方式维系。无论高楼大厦还是小桥流水，这些物质空间都只是城市特色的表象。 城市是人聚集的场所，因此城市特色的本质是城市的精神，物质是其载体。城市的精神，就蕴集在那些由时间沉淀下来的生活场所里、记忆符号中，他们才是构成一个地方独一无二特色的核心、核心、核心。 如果我们继续任由这些最核心的要素不断流失，而在既非解决问题的关键亦非制造问题的核心的城市设计里拼命寻求答案，是不是本末倒置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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