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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及其与其他权力中心的关系决定着它的安全课题。为了确保其地位，一国必须把维护和改善其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本文来自《薛定谔的猫先生》公号。  尼古拉斯·斯拜克曼（Nicholas J. Spykman）1893年10月13日生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他于1920年到美国求学，并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学位（1921年）、硕士学位（1921年）和博士学位（1923年）。在此之前他曾经是一名年轻记者，先后工作在近东（1913—1916年）、中东（1916—1919年）和远东（1919—1920年）。1923年到1925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讲师，之后于1925年进入耶鲁大学。1935年他当上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并任耶鲁国际研究所所长，一直到1940年。他的早期作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包括他的《乔治·齐美尔的社会理论》，但他后期的著作就大体属于地理政治学与国际理论之列了。国际关系领域很少有学者能像他那样对其学生有如此大的影响。在短短49年的人生旅程中（他逝于1943年6月26日），他精心提出并详细阐述了一种关于权力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观点，对美国思想界产生了至深的影响。 德国战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了使国际思想贴近和扎根于政治现实，斯拜克曼所做的一点儿都不逊于其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一位学者。他把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地理政治学：“地理政治学这个术语的含义曾经被某些作者曲解，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谴责其方法与资料的正当理由。事实上，它恰如其分地命名了一种分析类型和一类数据资料，在我们就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做出明智判断的过程中，这些分析和数据不可或缺。”他把自己与卡尔·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及其追随者们划清界线，因为政策主张与科学钻研并不是一码事。德国地缘政治学派误入歧途的原因正在于：希特勒利用了地缘政治学去为他的政策作辩护。  地缘政治学——希特勒发动“二战”的理论基础。地缘政治理论家拉采尔首创“国家有机体说”和“生存空间说”，把达尔文关于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论概念，机械地搬用到国家的发展，从而成为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基伦进一步提出了“地缘政治学”一词。 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国家和有机体一样生长、发育或老死，当一个国家侵略他国领土时，就是它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弱肉强食既是生物界的规律，也应是国际关系的规律，各个国家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生存竞争。 斯拜克曼把地理看做是外交政策中的首要决定因素，不过他告诫说，不是任何事物——从第四交响乐到第四度空间——都能够用地理概念加以解释。一国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及其与其他权力中心的关系决定着它的安全课题。为了确保其地位，一国必须把维护和改善其安全作为首要目标。由于直陈己见，斯拜克曼受到攻击，有人说他极端愤世嫉俗，说他着了“实力政治”之魔。他回答道：“权力恶名昭昭，弄权常受谴责。……有这样一种倾向，特别是在某些自由主义者和许多自称为理想主义者的人们中间，他们相信在国际社会中除非从道德非难的角度来谈，否则就别提权力话题。”然而，他的结论是：“得不到实力支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设想好像没有什么存在价值。” 斯拜克曼的主要作品是《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1942）。国际政治文献中可能再找不到比这本书更严谨、更系统地追述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争论的了。斯拜克曼发觉，这两种政策因素在美国外交中尤为稳定和持久，超出了过去一般人的想象，特别是那些坚称美国人极易被教导接受国际主义观点的人。例如，他向我们展示了孤立主义既有情绪化的一面，也有战略考虑的一面。在情绪上，它迎合了那些反感欧洲并想忘掉旧大陆的移民及其家庭的需要。当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战争和冲突波及他们新的家园时，他们却明哲保身，认为不必再为欧洲操心。此外，他们还继承了一种近两百年前的外交政策观点。19世纪的前半期，当英国要求新大陆出面干预以恢复欧洲的势力均衡时，当美国受邀参加两次摩洛哥会议和柏林和会时，当美国参议员们辩论美国是否应加入国联时，发生争论的地方是，是否欧洲和亚洲的秩序与均衡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孤立主义者们曾打算把他们关于充足防御地带的概念从本土范围扩大到包括加勒比海沿岸地区甚至整个西半球。但是，斯拜克曼发现，即使是在20世纪的40年代，“美洲堡垒”的残余心理仍反映在某些对欧洲危机的态度中。 集体安全与美国国际政治战略体系 斯拜克曼研究方法的优点和超脱之处来自于，他认为很多国际主义思想的学术根据与孤立主义思想的一样差强人意。他认为，在接连不断发生的世界危机中，最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曾是那些受理想主义原则所鼓舞的人。有些人主张参与[到接连不断发生的世界危机中去]，是因为他们亲英;另一些人主张参与，则是因为他们相信在一个为意识形态而战的年代，我们有道德上的义务去支持那些其社会政治结构最接近于我们的人民”。但是很少有人明白，保卫美国的第一道防线是维持欧洲和亚洲的势力均衡，第二道防线才是西半球。 斯拜克曼词锋犀利，直指所有的流行教条。1942年，他宣布：“大体说来，新秩序跟旧秩序没什么两样，国际社会将继续奉行同样的基本权力模式。世界将是一个权力政治的世界。”对于一个企图逃避外交政策困扰的国家，他告诫道：“一个先天不稳定、变动不居、反复无常的力量均衡，的确不是国际社会的理想权力模式。但即使我们为其缺陷痛心疾首，我们最好还是要牢记，它是一个以独立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讨论集体安全问题时，通常人们集中在侵略的定义、世界警察力量和可能的世界政府上面，他则提出了一个更加根本的原则：“每当……压力变得不对等时，边界就会改变。集体安全问题就是平衡这些压力的问题；只要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扩张的现象就会照旧反复出现。”他置所有关于美好新世界的讨论于不顾，告诫人们说：“历史证明，这种扩张形式一再出现并导致了无休止的冲突，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假定或期待国家的这些行为模式会突然间改变或消失。”然而，这决不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就应该屈从于过去。“不拘旧例、立足实用是衡量一项健全政策的准则。指导我们行动计划的纲领应当是美国的总体经验，而不是美国历史上一些个别事例。”  集体安全是一种保障所有国家生存与国际和平的制度。每个参与国都认为破坏和平是对所有参与国共同的挑战，也即参与国认为其他国家的安全是所有国家的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抨击传统的欧洲强权政治与均势外交，率先倡导集体安全。 所有这些都值得注意，其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这种基于美国总体经验之上的国际关系研究新思路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研究中被相当广泛地接受。更重要的是，斯拜克曼看来是用他对现有情况的理解来预测未来。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在那个人们普遍对俄友好的年代，他却写道：“一个从乌拉尔山脉到北海的俄罗斯国家，并不比一个从北海到乌拉尔山脉的德意志国家好多少。”更大胆的放言可能是他在二战期间所说的话：“我们这一代人两度援助大不列颠，为的是使这个离岸的小岛国不致面对仅有一个庞大国家控制着对岸大陆的形势。如果想要维持远东的未来均势，……美国就不得不对日本采取同样的保护性政策。”在中美友好的年代里，他却把一个有着4亿5千万人口的、充满活力并武装起来的现代中国看做是“一个威胁，不仅威胁日本，而且也威胁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地位”。他也不赞成彻底摧毁德国的势力。在一项声明中，斯拜克曼坚决主张：“当前的战争计划无疑是要摧毁希特勒和国社党，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要摧毁德国这个军事大国。”这项声明被某位批评家称为最不可思议的惊人结论。他把这些预言放在一个前后一致的逻辑语境中，并补充道：权力政治的魅力在于，一国绝对没有必要对自己的友国感到厌倦。因此可以说，斯拜克曼至少具有一点西方文明中最有智慧的哲人所具有的政治预言才华——他们一向从更全面理解人与政治的观点看待未来。斯拜克曼研究政治现实的方法有着牢固的欧洲基础，他也利用了他的欧洲背景来帮助美国人理解他们的国家责任。（本文摘选自《国际思想大师》，[美] 肯尼斯·汤普森著，耿协峰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原标题《地理与权力》，经出版社授权刊发。编辑：吴珊莹，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作者介绍  肯尼思·汤普森（1921—2013），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威尔逊政府管理和外交事务学院教授，创立并领导了弗吉尼亚大学米勒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其著作主要有：《国际思想大师》（1980年）、《国际思想之父》（1994年）、《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1996年）以及《政治与外交中的传统和价值观》（1992年）、《政治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危机》（1960年）等。他还主持修订了汉斯·摩根索的经典教科书《国家间政治》。 内容简介  本书从四个方面对20世纪的18位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的人生历程和学术思想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述。这四个方面分别是：规范思想、欧美的权力与政治观念、冷战冲突分析和世界秩序论。这18位理论家分别是：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约翰·考特尼·默里、马丁·怀特、E. H. 卡尔、汉斯·摩根索、尼古拉斯·斯拜克曼、阿诺德·沃尔弗斯、约翰·赫茨、卡尔·多伊奇、沃尔特·李普曼、乔治·凯南、路易斯·哈利、雷蒙·阿隆、昆西·赖特、戴维·米特兰尼、查理·德维舍和阿诺德·汤因比。 这里是每天带给你惊喜的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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