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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译丛曾引进过《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这本书。 我想大多数人都与我一样，听到奥斯维辛，脑子里只有集中营三个字，如今集中营已经被牢牢钉在耻辱柱上，但你可能会意外，最开始人们对于集中营是欢迎的，把一些人关进集中营是可以被理解的一种措施。今天的人们需要阅读《奥斯维辛》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历史，也是为了认识我们自己。 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囚犯不是犹太人，是一些犯有刑事罪的德国人，后来它被用来关押被纳粹认为有危险的波兰人和苏联战俘，就像另一座著名的达豪集中营一样，达豪最早关押的是纳粹的政敌，德国民众对这些集中营的存在是认同的，把集中营视作一种正当的措施。这些集中营具有政治威权目的和现实的收容意义，把“对政权有妨碍的人”被关进集中营，可以震慑其他人；而这些囚犯同时可充做劳工，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一座集中营的存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事实上，当时的集中营里对待囚犯已经足够残暴，肉体虐待和精神虐待十分普遍，就是为了摧毁反纳粹人士的抵抗意志。 而这样一个看似完全可以理解的集中营，一步步变成有进无出的灭绝营，并没有花多长时间。1940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运转，1945年被苏联红军解放，这期间被屠杀的人数达到110万人，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 在纳粹极权统治之下，是一种被历史学家们总结为“累积式激进”的模式：灭绝政策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的命令，事实上对于希特勒是否直接下过这个命令尚未找到证据，它是由这个政权中的许多纳粹分子积极主动的推波助澜，而使得灭绝政策一步步被确立和被实施的。当然这大概可以理解，希特勒是“大屠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起源”，他的反犹主义从未掩饰，他根本不必亲自下令，其余的人就有可能揣摩上意、邀功争宠。 政策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激进的。即使是纳粹的首脑人物，一开始也没有大屠杀的计划，甚至认为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是不可行的，因为那“很不德国，也不可能实现”。 但具体的问题在不断出现：德意志人迁移造成住房短缺，战时粮食短缺，纳粹政府不得不应对这些情况，在问题逐渐严峻之下，政策也逐渐变得极端——把犹太人赶出家门，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把他们充作劳工，制造恶劣情况令他们更容易死亡，这些甚至都还不够，灭绝是更简便的解决办法。但近距离射杀妇女儿童会给行刑的卫兵带来痛苦——毒气室灭绝营成了更好的替代方案，效率最高时一周可以杀死两万人，而且过程并不血腥，只需要把人赶进去，几分钟后，再让其他犹太人把尸体搬运出来。 把推行灭绝政策的人想象成丧心病狂的变态狂是危险的，这可能使我们重蹈历史。毫无疑问，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会为向妇女儿童开枪而感觉道德拷问的人，你没有理由将他从人类队伍中剔除出去。 纳粹制度诞生于一个民主国家，它所施行的累积式激进，与整个社会普通民众所给予纳粹统治的种种支持分不开——沉默、顺从、妥协、合作、积极配合、出谋划策。纳粹不是一块铁板，它绝不比任何政府更为精密高效，它的内部同样充满内耗、互相掣肘，它并不仅仅依赖恐怖、暴力、威胁来建立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通民众的配合与协助，积极的开脱和高度的认同，令罪行往无法预料的方向逐渐发展。 把政府理解为冰冷理性的机器是种一厢情愿，把人性理解为善良的存在也是种天真。政府集中着复杂的人性，每一项决策，每一种考量，每一个意识形态的背后，都有着人性。而人性里并非只意味着善，它也不仅仅意味着恶，它可能充斥着大面积的阴暗的灰，和时时变化的复杂性。这也正是需要理性与权力制衡的原因，人性并不牢靠。 而在极权统治下，理性与制衡无法存在。人性将无可避免走向更为阴暗与残酷的一面，制度的恶会被进一步放大。一个老实的农民，慈爱的父亲，他可以在加入党卫军后，成为集中营里最残暴的看守。 在《路西法效应》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制度和情境将会如何诱导人性的阴暗与残酷。“路西法效应”这个名称来自一个故事——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堕落成了魔鬼撒旦，而这本书讲述的是斯坦福监狱实验。 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设立了一个模拟监狱，用来研究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的影响。 研究小组在当地报纸上征集志愿者参与监狱生活的研究，为期两周，志愿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报酬，有24名大学生被选中，他们被认为非常健康、正常。志愿者绝大部分都来自中产阶级。志愿者们随机分配了看守和囚犯的角色。在最开始，志愿者们都说他们更愿意饰演囚犯，部分是因为他们无法想像自己毕业后会去做看守，但他们可以想像自己是在坐牢，并以为可以从这一经历中学到一些东西。那些将饰演囚犯的人被告知在某个周日等在家里。在那一天，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他们被真的警察“逮捕”了，随后被带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的模拟监狱。 第一天大家相安无事。囚犯们第二天发起了反抗，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看守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他们空着手清洗马桶。局面逐渐失控，许多不必要出现的虐待和侮辱成为日常——囚犯们逐渐认为自己真的是囚犯，犯有大罪，而看守们对角色的适应则更快，他们迅速变得残暴，在虐待一事上开始变得花样百出。就连津巴多本人也受这个情境影响，变得麻木不仁，全然忽视了眼皮底下的恶。 直到实验第六天，津巴多的同事克莉丝汀受邀来观看实验。她对所看到的画面非常不适，强烈质疑实验的伦理道德性，最终劝说津巴多停止了实验。 这个实验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周，它对于人性的阴暗面的探索却已经令人感到恐怖。囚犯和看守适应自己角色的时间非常短暂，几乎在规则明确之后就适应了。而在此之后，看守们并没有花多长时间就逐步升级了虐待，实验结束后，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大部分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其中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 在仅仅为期6天的实验中，我们就能窥见人性之阴暗与残酷是如何被制度（缺乏理性与制衡的制度）所引诱和放大的，而整个环境（津巴多的研究小组）的沉默甚至认同，则更是使这个制度的恶变得更稳固了。 在纳粹多年的极权统治之下，党卫军和普通民众的人性会被毒害至什么程度，根本无须赘述。 人性并不牢靠，即使是一个有理性和制衡掌舵的制度下，人性都可能被腐化、被毒害，整个社会为此付出高昂的成本。而极权政府常常令你置身于这样一种处境：如果不是对方受害，便是你受害。人们逐渐会相信，良知是种不必要的负担。 当犹太人成为“下等人”时，每一个德国家庭忽然习得了对犹太人的仇恨，哪怕他们还曾是一起聚会的好街坊，一起共事的同事。 人们的认知也不牢靠，犹太人是如何被宣传成“下等人”，又是如何一步步深入人心的，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最早一批德国的犹太人被赶出家门时，他们尚且相信这只是一种临时政策，他们还会回来。到战争后期，欧洲大地的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那趟运送犹太人的火车，登上了就再也无法回来。 推荐大家都去看看这本书，也许你和我担心的一样，最冷的冬天还没到来。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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