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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希君 注释： ［1］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陆明华：《邢窑“盈”字以及定窑“昜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集260-2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汪庆正：《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带铭定瓷》，《上海博物馆集刊》第5集122页及124页注1（认为：郑国珍《福州出土的唐五代白瓷及其窑属》文中“易”字恐系“昜”字之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舒新城等主编：《辞海》辰集2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汪庆正误为：“疆者众貌”（汪庆正：《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带铭定瓷》，《上海博物馆集刊》第5集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冯先铭：《定窑》，《中国陶瓷·定窑》（无页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6］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3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7］陆明华：《邢窑“盈”字以及定窑“昜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集262页图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708页图版67，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8］福建省博物馆等：《唐末五代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5期３页文字及4页线图。 ［9］舒新城等主编：《辞海》辰集16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 ［10］吕成龙：《故宫博物院藏邢窑定窑瓷器选介》，《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35页。 ［11］李建毛：《大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小议》，《东南文化》2002年2期58页。 ［12］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3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曲阳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9期4-12页。 ［14］刘福珍《定窑“孟”字款直口碗》，《文物》1999年2期96页及封三。 ［15］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3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16］郑国珍：《福州出土的唐五代白瓷及其窑属》，《东南文化》第三辑30-3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17］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9期9页及图一六：9、10、14，图版貳：7。 ［1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邢窑遗址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4）221页图25：1-4，文物出版社，2004年。 ［1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26页。 ［20］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1-14页。陆明华：《邢窑“盈”字以及定窑“昜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集257-2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1］李振奇等：《河北临城七座唐墓》，《文物》1990年5期27页。 ［22］河北省邢窑研究组：《邢窑造型装饰研究》，《河北陶瓷》1987年2期6页。 ［23］李知宴：《论邢窑瓷器的发展与分期》，《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7卷80页注9，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 ［24］王会民等：《邢窑问题新议》，《河北省考古文集》462-463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 ［2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邢窑遗址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4）236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26］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21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27］彭善国：《试析“盈”字款瓷器》，《考古与文物》2007年1期93页。 ［28］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250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29］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5期45页。 ［30］王会民、樊书海：《邢窑遗址考古发掘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3年10日29日1版。 ［31］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32］秦大树：《试论北方青瓷的改进和白瓷发展的分野》，《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40周年纪念文集》852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6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33］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9月第13期31页。 ［34］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5期44页。 ［35］林亦秋误为“敬宗二年七月十六日”（林亦秋：《唐代宝藏——“黑石”号沉船》，《古陶瓷科学技术（6）2005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40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唐敬宗名李湛，登基后改元为宝历，仅在位三年，死后溢号为“敬宗”。可见这种不应该的误失，却常见于出版物。 ［36］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9月第13期31页。 ［37］杨文山：《关于邢窑的文献记载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2年2期107-113页。 ［38］卢兆荫：《从考古发现看唐代的金银“进奉”之风》，《考古》1983年2期173-179页。 ［39］王永兴：《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4期60-65页转59页。 ［40］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9月第13期32页。 ［41］《唐大诏令集》卷八六《咸通七年大赦》，转引自葛承雍：《法门寺地宫珍宝与唐代内库》，《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造集》76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42］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六辑96页，三秦出版社，1999年。 ［43］董诰等：《全唐文》卷79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4］董诰等：《全唐文》卷79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5］董诰等：《全唐文》卷74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6］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三辑271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47］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七辑125页，三秦出版社，2000年。 ［48］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三辑244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49］陈述：《全辽文》卷七，中华书局，1982年。 ［50］脱脱等：《辽史》卷四十七，志第十七“百官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51］中村裕一：《唐代内藏库の变容——进奉を中心に》，《侍兼山论丛》1971年4辑160-162页。 ［52］冯先铭：《谈邢窑有关诸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4期52页。 ［53］王长启：《西安市出土“翰林”、“盈”字款邢窑白瓷罐》，《文物》2002年4期83～84页。吕成龙：《“翰林”、“盈”字款白瓷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5期27-32页。 ［54］陆明华：《邢窑“盈”字以及定窑“昜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集260-2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5］金毓黻：《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考古通讯》1956年4期2页。 ［56］陈万里：《我对于辽墓出土几件瓷器的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15页。阎万章指出河南并不见“官”字款白瓷出土，河南应是湖南之误笔（《中国陶瓷全集·17·辽代陶瓷》170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乃美联合出版，1986年）。从表四、表五中可见河南出土官、新官款白瓷19件，陈万里所言可信，并非笔误。 ［57］冯先铭：《陶瓷浅说（续）》，《文物》1959年7期71页。陈万里、冯先铭：《故宫博物院十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2期107页。 ［58］刘世枢：《定窑考古札记》，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7年年会论文（未刊稿）。转引自穆青：《定瓷杂议》，《陈昌蔚纪念论文集》（陶瓷第二辑）88页，陈昌蔚文教基金会（台北），2003年。 ［59］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31页。洲杰：《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调查记》，《考古》1973年4期243页。辽宁省博物馆、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12期31页。马希桂：《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窑属问题的商榷》，《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51-52页，北京历史考古丛书编辑组，1983年编印。李辉柄：《定窑的历史以及与邢窑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3期70-77页。马希桂：《建国以来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简述》，《首都博物馆国庆四十周年文集》35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齐鸿浩等：《北京出土辽白瓷与龙泉务窑关系初探》，《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92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4年编印。李辉柄：《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认为：除“官”款白瓷盒从为湖南生产以外，其它均为定窑产品），《文物》1984年12期58页。矢部良明：《五代宋初の“官”字铭白磁について（下）——定州静志寺塔基纳入品に关连して》，《东京国立博物馆美术志》1973年267号34页。齐藤菊太朗：《庆陵出土の陶瓷片の解明——十一世纪の北宋官窑、定窑及及び林东窑白瓷高丽青瓷》，《东洋陶磁》第一卷44页，1973-1974年。杉村勇造：《陶瓷大系·40·辽の陶瓷》109页，平凡社，1974年。佐藤雅彦：《宋の白磁》，《世界陶瓷全集·12·宋》156-157页，小学馆，1977年。 ［60］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27页。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35、314、316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3-40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冯永谦：《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证的考古新发现》，《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86-39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冯先铭：《宋“天威军官瓶”考》，《故宫博物院院刊——建院七十周年纪念特刊》1995年增刊54页。 ［61］《热河省清理了两座辽代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148-149页。 ［62］金毓黻：《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考古通讯》1956年4期1-4页。 ［63］黑田源次、杉村勇造：《陶器全集·14·辽の陶磁》12-13页，平凡社，1958年。 ［64］辽宁省博物馆文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2期48页。 ［65］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27页。 ［66］辽宁省博物馆：《辽瓷选集》112页“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61年。 ［67］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之研究》，《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93-40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冯永谦：《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证的考古新发现》，《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386-39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冯永谦：《“官”和“新官”字款瓷器》，《辽宁省博物馆藏宝录》106-113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冯永谦：《辽代官窑的考古新发现——辽代官窑遗址的确定兼论辽代设窑的时间问题》，《辽宁省博物馆藏宝录》220-224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 ［68］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267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69］江西省轻工业厅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中国的瓷器》132-135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3年。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314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齐藤菊太朗：《辽林东窑白瓷提壶》，《世界陶瓷全集·10·宋辽篇》315页，河出书房，1955年。 ［70］李红军：《辽代陶瓷鉴定与鉴赏》34页，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 ［71］关宝琮等：《辽代白瓷的研究》，1988年打印本。转引自李红军：《辽代陶瓷鉴定与鉴赏》34页及注42，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 ［72］鲁琪：《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发现辽代瓷窑》，《文物》1978年5期26-29页。 ［73］李红军：《辽代陶瓷鉴定与鉴赏》207页，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 ［74］陈万里：《写在看了基建出土文物展览的陶瓷以后》，《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9期95-99页。 ［75］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27页。 ［76］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认为：除“官”款白瓷盒为湖南生产以外，“官”款碟似为定窑产品），《文物》1984年1期92-93页。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唐墓出土“官”字款白瓷器》，《湖南考古辑刊》（2）213-214页，岳麓书社，1984年。李辉柄：《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认为：除“官”款白瓷盒为湖南生产以外，其它均为定窑产品），《文物》1984年12期58页。 ［77］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0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78］冯先铭：《近几年中国古陶瓷研究现况》，《景德镇陶瓷》1983年增刊（总第21期）4页。 ［79］杜劲甫：《晚唐、五代南方白瓷研究初步报告》，《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6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80］蔡乃武：《﹤茶经·四之器﹥质疑——兼论瓯窑越窑邢窑及相互关系》，《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193页。 ［81］蓝春秀：《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白瓷》，《故宫文物月刊》（台北）1999年总191期100-107页。蓝春秀：《浅谈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晚唐白瓷器》，《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18-22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82］穆青：《定瓷杂议》，《陈昌蔚纪念论文集》（陶瓷第二辑）91页，陈昌蔚文教基金会，2003年。 ［8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141页。 ［84］图见李红军：《辽代陶瓷鉴定与鉴赏》20页图15，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 ［85］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86］袁南征：《重新认识官窑——关于官窑概念的探讨》曰：“赤峰辽缸瓦窑窑址中也发现过带‘官’字款的瓷片标本”（《文博》1995年6期152页）。是毫无根据的（无资料出处），可能是将窑具误为“瓷片”。姬乃军：《关于耀州窑五代时期“官”字款青瓷的认识》曰：“上京临潢府故城的林东辽上京窑窑址，也出土有带‘官’字款的白瓷穿带壶……赤峰市缸瓦窑址内发现有带‘官’字款的支垫窑具”（《文博》1996年3期30页）。其角注8（《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考古学报》1958年2期）、9（《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调查记》，《考古》1973年4期）的原文均未言及上述内容，可知作者未读或未认真读过角注中所指之原文。因此，该文的学术态度大打折扣，不可信。 ［8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察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53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88］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57-6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89］李文信：《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考古学报》1958年2期104页。 ［90］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91］马希桂：《建国以来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简述》，《首都博物馆国庆四十周年文集》34-35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 ［92］齐鸿浩等：《北京出土辽白瓷与龙泉务窑关系初探》，《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92页，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994年编印。 ［93］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唐墓出土“官”字款白瓷器》，《湖南考古辑刊》（2）213-214页，岳麓书社，1984年。 ［94］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文物》1984年1期92-93页。 ［95］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0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96］冯先铭：《近几年中国古陶瓷研究现况》，《景德镇陶瓷》1983年增刊（总第21期）4页。 ［97］冯先铭：《冯先铭古陶瓷论文集》318页，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联合出版，1987年。 ［98］李军：《邢台宋墓出土“官”字款瓷碗》，《文物春秋》2005年5期32页。 ［99］王会民、樊书海：《邢窑遗址考古发掘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3年10日29日1版。李振奇等：《再说邢州瓷窑》，《邢窑遗址研究》509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4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100］王蔚华：《西安出土的定窑“官”字款白瓷》，《收藏界》2008年4期79页。 ［101］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147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102］蔡乃武：《﹤茶经·四之器﹥质疑——兼论瓯窑越窑邢窑及相互关系》，《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193页。 ［103］蓝春秀：《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白瓷》，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999年第16卷11期106页。冯先铭说只有13件“官”款， 1件“新官”款（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27页。）。发掘简报（浙江省博物馆等：《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款白瓷》，《文物》1979年12期21页及图九、图版叁：4。）言：15件精制白瓷中除执壶无款外，余均有“官”、“新官”字款，但未说明“官”几件、“新官”几件，图九“‘新官’款白瓷碗”有2件。故笔者认为共有12件“官”款及2件“新官”白瓷。 ［104］冷香居主人：《唐长沙窑大官款碗》，《收藏界》2005年5期100页。 ［105］耿宝昌：《漫谈耀州青瓷历史名称问题》，《龙语·文物艺术》1992年2月总11期61页。 ［10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上）87-91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107］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7期33-41页图一一、一二。 ［108］也有人认为其时代是南朝。刘永池：《湘阴窑发现两晋至隋代官窑》，《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9日一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考古漫步》84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109］秦大树：《巧剜明月染春水——记一件绿釉定窑梅瓶兼谈北方绿彩瓷》（上篇），《收藏界》2006年2期73页。 ［110］刘伟、程玉冰：《观台磁州窑址的铅釉器研究》《古陶瓷科学技术（5）2002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60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 ［111］秦大树：《钧窑花口长颈瓶的秘密》，《中国收藏》2007年4期82-86页。 ［112］欧阳希君：《汝窑诸问题新考》，未刊稿。 ［113］王维达等：《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的热释光年代》，《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2年增刊239-257页。 ［114］《热河省清理了两座辽代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148-149页。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3期16页。金毓黻：《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考古通讯》1956年4期1-4页。黑田源次、杉村勇造：《陶器全集·14·辽の陶磁》12-13页，平凡社，1958年。辽宁省博物馆：《辽瓷选集》112页“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61年。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12期32页。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27页。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316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朱伯谦：《越窑》，《中国陶瓷·越窑》文字部分（无页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115］傅振伦：《继往开来的唐越窑》，《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7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傅振伦：《中国古代制造陶瓷的规范》，《东南文化》第一辑155页，1985年。禚振西：《耀州窑唐五代陶瓷概论》，《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秦大树：《试论北方青瓷的改进和白瓷发展的分野》，《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40周年纪念文集》852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116］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1-14页。 ［117］牟永抗、任世龙：《“官”、“哥”，简论》，《湖南考古辑刊》第三辑254页，岳麓书社，1986年。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1-14页。林士民：《越（明）州“贡窑”之研究》，《古陶瓷科学技术（2）1992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478页，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1992年。唐炜：《试论唐宋越窑的性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五）“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39-54页，杭州出版社，2002年。 ［118］李辉柄：《定窑的历史以及与邢窑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3期71页。赵自强：《谈定窑的鉴别》，《广州文博》1985年1、2期合刊110页。 ［119］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3期16页。 ［120］姬乃军：《关于耀州窑五代时期“官”字款青瓷的认识》，《文博》1996年3期29页。 ［121］庄严：《北宋汴京无官窑瓷器说》，《故宫学术季刊》1985年3卷1期31-32页。 ［122］《垣斋笔衡》多数人误为《坦斋笔衡》。李刚《宋代官窑探索》（《东南文化》1996年1期107页。）、《南宋官窑断想》（《南方文物》1999年2期71页）等，已更正为“垣”。之前的为“坦”。《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较可靠，作“垣”。 ［123］据陶宗仪《说郛》于作者名下注：“垣斋笔衡，六卷，宋叶寘，字子真，号垣希，池州青阳人，隐居九华。”“负喧杂录，三卷，又补遗一卷，宋顾文荐，字伯举，号兰谷倦翁，崑山人。” 前书言及“中兴以来六七十载”（高宗登基于1127年，70载后应是1197年属十二世纪末）以及韩佗冑事败之事（1208年），故可信前者成书于十三世纪初之后。后书中提及赵孟坚与景定庚申（1260年）之事，故后者成书于十三世纪中后期可信。蔡玫芬（《论“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确性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97年15卷2期66页。）认为两书约为南宋中叶以后十二、十三世纪时所作，前者为十三世纪初，后者为十二世纪中晚期之后成书，可能属笔误，两书所言均有十三世纪之事。 ［124］庄严：《北宋汴京无官窑瓷器说》，《故宫学术季刊》1985年3卷1期31-34页。 ［125］多数学者认为“京师自置”的北宋官窑为汝窑。笔者认为：《垣斋笔衡》的这条语焉不详的记录中，错漏不少，如“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是指两个不同事件，中兴指赵构登基的建炎元年，渡江指有赵构被金兵追遂南逃的建炎三年。邵成章在建炎二年正月十六日被除名，根本没到临安。邵局是以邵谔而得名（《永乐大典》载：“秦桧修礼乐，文太平，止专用一宦者邵谔主之，人呼为邵局”）。叶寘乃民间文人，宫廷之事不可能详悉，闻风写作、博闻强识，肯定有误。南宋人记南宋事都出现如此李戴张冠之大错，其所言北宋之事可能谬误更不在少数。所以“京师自置窑”的可能性也引起质疑。官窑不是汝窑，《武林旧事》有：“官窑、定器……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将两种产品分得很清楚，分别用了不同名称，可知不是一个品种。 ［126］沙孟海：《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考古与文物》1985年6期105-106转104页。沙孟海：《再谈南宋官窑窑址和有关资料》，《浙江省博物馆馆刊》第1期“纪念浙江省博物馆建馆六十周年专辑”3-4页。 ［127］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8期19-20页。 ［128］陈显求等：《郊坛官窑粗瓷和黑釉瓷》，《古陶瓷科学技术（1）1989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83-190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张翔：《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出土的粗瓷纪实》，《古陶瓷科学技术（3）1995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386-390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7年。 ［1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南宋官窑》54页及图版四四：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130］欧阳希君：《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433页图版63-13，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 ［131］王海明：《杭州考古琐谈》，《杭州考古》1990年1期。 ［132］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186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133］郭葆昌：《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宋官窑瓶子歌”，《说陶》309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134］光绪《上虞县志》转引《万历志》“广教寺”条。转引自汪济英：《记五代吴越国的另一官窑——浙江上虞县窑寺前窑址》，《文物》1963年1期47页。 ［135］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十九“冢墓”。转引自李刚：《宋代官窑探索》，《东南文化》1996年1期108页。 ［136］楼钥：《北行日录》卷一百十一“攻媿集”。转引自李刚：《宋代官窑探索》，《东南文化》1996年1期108页。 ［137］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三册199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138］杜正贤主编：《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1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39］王光尧：《杭州老虎洞瓷窑遗址对研究官、哥窑的启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5期11页。 ［140］李刚：《内窑、续窑和哥哥洞窑辨析》，《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三辑485页，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141］文献已提及哥窑窑址在杭州凤皇山下，但元至正前的文献中并无哥窑记载的只言片语。迄今宋墓中不见哥窑瓷，元墓中却屡见哥窑瓷出土。李家治《简论官哥二窑——科技研究为官、哥等窑时空定位》（科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将其定位为元代哥窑。 ［142］谢小成：《芜湖县东门渡唐宋陶瓷窑址的调查——兼议“宣州官窑”》，《东南文化》1991年2期213-218转112页。谢小成：《“宣州官窑”探微》，《文物研究》第十期36页，黄山书社，1995年。 ［143］张勇：《浅议宣州窑》，《文物研究》第十期53页，黄山书社，1995年。 ［144］胡欣民：《宣州窑浅见》，《文物研究》第十期50页，黄山书社，1995年。 ［145］黄启善主编：《广西博物馆古陶瓷精粹》170页图181，文物出版社，2002年。 ［146］张凯：《略谈“钦州官窑”款泥兴器》，《文物天地》2001年4期28-29页。张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古陶瓷概述》，《广西博物馆古陶瓷精粹》23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47］王治平：《元代卵白釉瓷探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辑39页及图四，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148］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86年5期426、428页。 ［149］席彦昭：《巩义发现一处宋代大型官窑遗址》，《中国文物报》1994年11月20日1版。 ［150］曲永建：《从北京出土瓷片看明清官窑始末》（上），《艺术市场》2007年6期78页。笔者认为可能是将“定陵官窑”误为“定州官窑”了吧？因文物考古类资料我都要看，也关心最新研究成果，但从未闻睹“定州官窑”款识、资料。 ［1151］王光尧：《清代御窑瓷器上的篆体规矩年款》，《收藏家》1999年6期6、7页及图一、二。 ［152］王光尧：《元明清三代的官琉璃窑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官窑制度》106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153］转引自刘兰华：《唐宋以来宫廷用瓷的来源与烧造》，《文博》1996年3期15页。 ［154］庄严：《北宋汴京无官窑瓷器说》，《故宫学术季刊》1985年3卷1期32页。 ［155］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89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156］张宏明：《众里寻它千百度——揭开“宣州官窑”之谜》，《龙语·文物艺术》1991年9期36-40页。袁南征：《重新认识官窑——关于官窑概念的探讨》，《文博》1995年6期150-154转144页。 ［157］刘兰华：《唐宋以来宫廷用瓷的来源与烧造》，《文博》1996年3期14-20转25页。刘兰华：《中国古代陶瓷窑址的三大类别》，《跋涉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五届毕业生论文集》259-27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158］王光尧：《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159］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等：《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文物资料丛刊》（3）60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0］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南越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9期1-24页。 ［16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21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62］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4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16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三年来广州市古墓葬的清理和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5期22页。 ［164］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54、56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165］鄂钢基建指挥部文物小组等：《湖北鄂城发现古井》，《考古》1978年5期358页及图版拾贰：1、4。 ［16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3页。 ［16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6期363、365、378页。 ［168］南京博物院、扬州博物馆、扬州师范学院发掘工作队：《杨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文物》1977年9期16页。南京博物院：《扬州唐城手工业作坊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3期13页。 ［169］赵康民：《秦子婴墓之讹》，《考古与文物》1983年5期5页。 ［170］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05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171］周欣、周长源：《扬州出土的唐代铜镜》，《文物》1979年7期54页图二。 ［172］石谷风、马人权：《合肥西郊南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58年3期66页。葛介屏：《安徽合肥发现南唐墓》，《考古通讯》1958年7期56页。 ［173］杨桂荣：《馆藏铜镜选辑》（八），《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2期115页及图23。 ［174］杨桂荣：《馆藏铜镜选辑》（八），《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2期114页及图18。 ［175］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86年5期426、428页。 ［17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3期43页。同时还出土“官”款白瓷盘8件。 ［177］彭适凡、唐昌朴：《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年5期29页及图版肆：7。 ［178］张增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有字瓦——兼谈白族历史上有无“白文”的问题》，《文物》1986年7期43页。 ［179］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76页及图版叁：4，北京历史考古丛书编辑组1983年编印。 ［180］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6期29页。 ［18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年5期283-284页。 ［182］高桂云：《元代“内府官物”漆盘》，《文物》1985年4期96页。 ［183］宁夏固原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固原开城元代安西王府建筑遗址调查简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1期122页及图十五：3、图十六：1。 ［184］古运泉：《广东高要县发现明初铜、铁铳》，《文物》1981年4期94页图三：1。 ［185］彭慧萍：《大都会博物馆藏〈胡笳十八拍图〉卷“官”字烫印之断代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4期36-46页图一、二及封二。 ［186］蔡子谔：《磁州窑审美文化研究》286页图4-8，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黑白图片，不知出处，真伪莫辨。 ［187］王健丽：《磁州窑器物上的诗情画意》，《收藏家》1999年5期50页彩图。笔者认为从书法角度认为有疑，“官”字从不见如此起笔收笔。 ［188］乌兰察布博物馆：《和林格尔县前瓦窑沟辽、金时代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557-564页及图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89］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12期32页。 ［190］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李知宴：《内丘邢窑的重大发现》，《邢窑遗址研究》264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191］北京房山良乡镇窑藏中出土元代瓷器35件，有盘和经瓶（梅瓶），底部有墨书“余或兀刺赤王余”、“内府”等字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18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黑釉梅瓶，肩部刻“内府”字款（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6期9页图七。）；北京延庆窖藏出土元代漆盘，盘底朱书“内府官物”及“泰定元年三月漆匠作头徐祥天，武昌路提调官同知外家奴朝散”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18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经查，所谓墨书“内府”铭梅瓶，可能是铁褐书，且字款不是底部，是有肩部（图见田敬东：《北京良乡发现的一处元代窖藏》，《考古》1972年6期33页图四。）。该梅瓶与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的白瓷梅瓶款铭一样，均为“内府”，发掘者亦称釉下墨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6期9页图八。） ［192］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南越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9期1-24页。 ［192］物勒工名制度始于战国中期，以后一直存在。《吕氏春秋·孟冬纪》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新唐书·百官志》载：“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 ［194］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354、36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95］也有人称：南宋官窑是“南宋宫廷的御窑厂”（王国平：《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序一》，《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96］林士民：《越（明）州“贡窑”之研究》，《古陶瓷科学技术（2）1992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478页，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1992年。 ［197］周少华：《南宋官窑探源》，《古陶瓷科学技术（4）1999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404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 ［198］傅振伦：《继往开来的唐越窑》，《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7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傅振伦：《中国古代制造陶瓷的规范》，《东南文化》第一辑155页，1985年。 ［199］牟永抗、任世龙：《“官”、“哥”，简论》，《湖南考古辑刊》第三辑254页，岳麓书社，1986年。童兆良：《贡窑概论》，《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148页，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200］唐炜：《试论唐宋越窑的性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五）“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47页，杭州出版社，2002年。 ［201］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1-14页。 ［202］任世龙：《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27页注16，文物出版社，1981年。 ［203］任世龙：《由秘色瓷论及唐宋“官监”问题》，《文博》1995年6期49-56页。 ［204］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174-201页，西泠印社，1999年。 ［205］郑嘉励：《越窑“置官监窑”史事辨析》，《东方博物》第九辑73-77页，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206］王光尧：《“监瓷窑务”官考辨》，《考古与文物》2005年1期78-80页。 ［207］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174-201页，西泠印社，1999年。王光尧：《关于越窑瓷器所见“官样”铭的思考——兼释“官”、“新官”款的含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五）“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174-179页，杭州出版社，2002年。郑嘉励：《说“制样须索”》，《南宋官窑文集》88-96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208］权奎山：《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222-229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09］李建毛：《大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小议》，《东南文化》2002年2期54-59页；李刚：《古瓷“官”款论》，《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71-28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210］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64年2期136页及图九。 ［21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永州鹞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年4期54页。 ［2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41、43页及图二五，文物出版社，1980年。 ［213］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4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14］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54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15］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56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16］李京华：《“王小”、“王大”与“大官釜”铭小考》，《华夏考古》1999年3期96-97页。 ［217］据《宋会要·食货》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定、青州白瓷及漆器以给用……” ［218］据《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载：“邢州钜鹿郡，上。本襄国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丝布、磁器……” ［219］据《元和郡县志》卷5载：“河南道贡赋，开元中河河南贡白瓷，领登封、新安、巩县……” ［220］据《吴越备史》载：“太平兴国五年，王进朝谢于崇德殿，复上金装定器两千事……” ［221］据赵令畴《侯鲭录》卷六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一》，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1983年） ［222］据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载：“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 ［223］据宋人庄季裕《鸡肋篇》卷上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一》，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1983年。 ［224］据《景德镇陶录》卷五载：“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名天下。” ［225］据《宣和遗事》载：“又以惠山泉、建溪异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茶，赐蔡京饮之。” ［226］王光尧：《关于越窑瓷器所见“官样”铭的思考——兼释“官”、“新官”款的含义》，《中国古代官窑制度》40-4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227］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190-191页，西泠印社，1999年。 ［228］吴自牧：《婪梁录》载：“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见与当行同也。然虽差役，如官司和雇支给钱米，反胜于民间雇倩工钱，而工役之辈则欢乐而任也。” ［229］岳珂：《愧郯录》有：“今世郡县官府管缮创缔，募匠庀役……其入役也，苟简钝拙，务闷其技巧，使人之不己知；务夸其工料，使人之不愿为，而亟其斥且毕也，谓之官作”。 ［230］《宋史》卷一百八十六《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商税”条。 ［231］王光尧：《从官手工业制度看汝窑——兼论宋代的官府窑业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1期53页。 ［232］《十国春秋》卷八十一《吴越》五《忠懿王世家》上。 ［233］夏鼐：《西安唐墓中出土的几件三彩陶俑》，《夏鼐文集》（中）15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34］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七《六印》：杜甫《瘦马行》“细看六印带官字”。考《唐六典》，凡在牧马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膊，以监名印印尾侧。二岁以“飞”字印印左髀膊，细马、次马以“龙形”印印项左；送拟尚乘者印“三花”；及“飞”字印外，又有“风”字印官马；赐人者以“赐”字印；配诸军及充传送驿者以“出”字印。印凡八，（此云六印，意赐配者不在数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82册62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35］王建：《织锦曲》，《全唐诗》（上）卷二百九十八158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236］《宋会要辑要》崇儒七之六○，转引自蔡玫芬：《论“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确性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97年15卷2期73页。 ［237］周斯亿等：《重修曲阳县志》卷十一“金石录上”135页，光绪三十年本。 ［238］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50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239］如《南丰县志》：“宋时置官监造”；《宋会要辑稿》：“山后八军伪瓷窑官”等。转引自刘兰华：《中国古代陶瓷窑址的三大类别》，《跋涉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五届毕业生论文集》26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240］《余姚县志》卷六引《嘉靖志》，转引自童兆良：《贡窑概论》，《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147页，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241］《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四十九：“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仍敕内官样，赴饶州更造之”。 ［242］“重修马夔碑记”有：“时宋宣和二年庚子八月十五日中山府贩瓷器客赵仙重修记”（周斯亿等：《重修曲阳县志》卷十二125页，光绪三十年本。） ［243］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3页及图版肆：1，紫禁城出报社，1987年。 ［244］韩国文化财管理局等：《皇龙寺遗址发掘调查报告书（I）》245页插图9、10，1984年。 ［245］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35页，资料出处为：佟柱臣：《苏联出土的有关中国考古材料》，《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1期22-27。佟先生文中未见“官”款白瓷，注10所引C·B吉谢列夫《蒙古的古代城市》（《苏联考古学》1957年2期），笔者未阅。谢先生学术严谨，应不会有误。 ［246］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28-29页。 ［247］《宋史》卷一百八十六《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商税”条。 注释： ［1］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陆明华：《邢窑“盈”字以及定窑“昜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集260-2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汪庆正：《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带铭定瓷》，《上海博物馆集刊》第5集122页及124页注1（认为：郑国珍《福州出土的唐五代白瓷及其窑属》文中“易”字恐系“昜”字之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舒新城等主编：《辞海》辰集2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汪庆正误为：“疆者众貌”（汪庆正：《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带铭定瓷》，《上海博物馆集刊》第5集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冯先铭：《定窑》，《中国陶瓷·定窑》（无页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6］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3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7］陆明华：《邢窑“盈”字以及定窑“昜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集262页图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708页图版67，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8］福建省博物馆等：《唐末五代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5期３页文字及4页线图。 ［9］舒新城等主编：《辞海》辰集16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 ［10］吕成龙：《故宫博物院藏邢窑定窑瓷器选介》，《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35页。 ［11］李建毛：《大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小议》，《东南文化》2002年2期58页。 ［12］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3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曲阳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9期4-12页。 ［14］刘福珍《定窑“孟”字款直口碗》，《文物》1999年2期96页及封三。 ［15］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3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16］郑国珍：《福州出土的唐五代白瓷及其窑属》，《东南文化》第三辑30-3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17］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9期9页及图一六：9、10、14，图版貳：7。 ［1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邢窑遗址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4）221页图25：1-4，文物出版社，2004年。 ［1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26页。 ［20］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1-14页。陆明华：《邢窑“盈”字以及定窑“昜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集257-2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1］李振奇等：《河北临城七座唐墓》，《文物》1990年5期27页。 ［22］河北省邢窑研究组：《邢窑造型装饰研究》，《河北陶瓷》1987年2期6页。 ［23］李知宴：《论邢窑瓷器的发展与分期》，《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7卷80页注9，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 ［24］王会民等：《邢窑问题新议》，《河北省考古文集》462-463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 ［2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邢窑遗址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4）236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26］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21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27］彭善国：《试析“盈”字款瓷器》，《考古与文物》2007年1期93页。 ［28］赵庆钢、张志忠主编：《千年邢窑》250页彩图，文物出版社，2007年。 ［29］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5期45页。 ［30］王会民、樊书海：《邢窑遗址考古发掘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3年10日29日1版。 ［31］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32］秦大树：《试论北方青瓷的改进和白瓷发展的分野》，《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40周年纪念文集》852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6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33］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9月第13期31页。 ［34］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5期44页。 ［35］林亦秋误为“敬宗二年七月十六日”（林亦秋：《唐代宝藏——“黑石”号沉船》，《古陶瓷科学技术（6）2005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40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唐敬宗名李湛，登基后改元为宝历，仅在位三年，死后溢号为“敬宗”。可见这种不应该的误失，却常见于出版物。 ［36］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9月第13期31页。 ［37］杨文山：《关于邢窑的文献记载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2年2期107-113页。 ［38］卢兆荫：《从考古发现看唐代的金银“进奉”之风》，《考古》1983年2期173-179页。 ［39］王永兴：《唐代土贡资料系年——唐代土贡研究之一》，《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4期60-65页转59页。 ［40］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9月第13期32页。 ［41］《唐大诏令集》卷八六《咸通七年大赦》，转引自葛承雍：《法门寺地宫珍宝与唐代内库》，《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造集》76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42］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六辑96页，三秦出版社，1999年。 ［43］董诰等：《全唐文》卷79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4］董诰等：《全唐文》卷79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5］董诰等：《全唐文》卷74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46］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三辑271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47］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七辑125页，三秦出版社，2000年。 ［48］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三辑244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49］陈述：《全辽文》卷七，中华书局，1982年。 ［50］脱脱等：《辽史》卷四十七，志第十七“百官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51］中村裕一：《唐代内藏库の变容——进奉を中心に》，《侍兼山论丛》1971年4辑160-162页。 ［52］冯先铭：《谈邢窑有关诸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4期52页。 ［53］王长启：《西安市出土“翰林”、“盈”字款邢窑白瓷罐》，《文物》2002年4期83～84页。吕成龙：《“翰林”、“盈”字款白瓷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5期27-32页。 ［54］陆明华：《邢窑“盈”字以及定窑“昜定”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集260-2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5］金毓黻：《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考古通讯》1956年4期2页。 ［56］陈万里：《我对于辽墓出土几件瓷器的意见》，《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15页。阎万章指出河南并不见“官”字款白瓷出土，河南应是湖南之误笔（《中国陶瓷全集·17·辽代陶瓷》170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乃美联合出版，1986年）。从表四、表五中可见河南出土官、新官款白瓷19件，陈万里所言可信，并非笔误。 ［57］冯先铭：《陶瓷浅说（续）》，《文物》1959年7期71页。陈万里、冯先铭：《故宫博物院十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2期107页。 ［58］刘世枢：《定窑考古札记》，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7年年会论文（未刊稿）。转引自穆青：《定瓷杂议》，《陈昌蔚纪念论文集》（陶瓷第二辑）88页，陈昌蔚文教基金会（台北），2003年。 ［59］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31页。洲杰：《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调查记》，《考古》1973年4期243页。辽宁省博物馆、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12期31页。马希桂：《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窑属问题的商榷》，《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51-52页，北京历史考古丛书编辑组，1983年编印。李辉柄：《定窑的历史以及与邢窑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3期70-77页。马希桂：《建国以来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简述》，《首都博物馆国庆四十周年文集》35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齐鸿浩等：《北京出土辽白瓷与龙泉务窑关系初探》，《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92页，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4年编印。李辉柄：《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认为：除“官”款白瓷盒从为湖南生产以外，其它均为定窑产品），《文物》1984年12期58页。矢部良明：《五代宋初の“官”字铭白磁について（下）——定州静志寺塔基纳入品に关连して》，《东京国立博物馆美术志》1973年267号34页。齐藤菊太朗：《庆陵出土の陶瓷片の解明——十一世纪の北宋官窑、定窑及及び林东窑白瓷高丽青瓷》，《东洋陶磁》第一卷44页，1973-1974年。杉村勇造：《陶瓷大系·40·辽の陶瓷》109页，平凡社，1974年。佐藤雅彦：《宋の白磁》，《世界陶瓷全集·12·宋》156-157页，小学馆，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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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86］袁南征：《重新认识官窑——关于官窑概念的探讨》曰：“赤峰辽缸瓦窑窑址中也发现过带‘官’字款的瓷片标本”（《文博》1995年6期152页）。是毫无根据的（无资料出处），可能是将窑具误为“瓷片”。姬乃军：《关于耀州窑五代时期“官”字款青瓷的认识》曰：“上京临潢府故城的林东辽上京窑窑址，也出土有带‘官’字款的白瓷穿带壶……赤峰市缸瓦窑址内发现有带‘官’字款的支垫窑具”（《文博》1996年3期30页）。其角注8（《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考古学报》1958年2期）、9（《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调查记》，《考古》1973年4期）的原文均未言及上述内容，可知作者未读或未认真读过角注中所指之原文。因此，该文的学术态度大打折扣，不可信。 ［8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察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53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88］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57-6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89］李文信：《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考古学报》1958年2期104页。 ［90］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91］马希桂：《建国以来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简述》，《首都博物馆国庆四十周年文集》34-35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 ［92］齐鸿浩等：《北京出土辽白瓷与龙泉务窑关系初探》，《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92页，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994年编印。 ［93］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唐墓出土“官”字款白瓷器》，《湖南考古辑刊》（2）213-214页，岳麓书社，1984年。 ［94］高至喜：《长沙出土唐五代白瓷器的研究》，《文物》1984年1期92-93页。 ［95］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0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96］冯先铭：《近几年中国古陶瓷研究现况》，《景德镇陶瓷》1983年增刊（总第21期）4页。 ［97］冯先铭：《冯先铭古陶瓷论文集》318页，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联合出版，1987年。 ［98］李军：《邢台宋墓出土“官”字款瓷碗》，《文物春秋》2005年5期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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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秦大树：《钧窑花口长颈瓶的秘密》，《中国收藏》2007年4期82-86页。 ［112］欧阳希君：《汝窑诸问题新考》，未刊稿。 ［113］王维达等：《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的热释光年代》，《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2年增刊239-257页。 ［114］《热河省清理了两座辽代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148-149页。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3期16页。金毓黻：《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考古通讯》1956年4期1-4页。黑田源次、杉村勇造：《陶器全集·14·辽の陶磁》12-13页，平凡社，1958年。辽宁省博物馆：《辽瓷选集》112页“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61年。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12期32页。冯先铭：《有关临安钱宽墓出土“官”、“新官”款白瓷问题》，《文物》1979年12期27页。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316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朱伯谦：《越窑》，《中国陶瓷·越窑》文字部分（无页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115］傅振伦：《继往开来的唐越窑》，《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7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傅振伦：《中国古代制造陶瓷的规范》，《东南文化》第一辑155页，1985年。禚振西：《耀州窑唐五代陶瓷概论》，《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秦大树：《试论北方青瓷的改进和白瓷发展的分野》，《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40周年纪念文集》852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116］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1-14页。 ［117］牟永抗、任世龙：《“官”、“哥”，简论》，《湖南考古辑刊》第三辑254页，岳麓书社，1986年。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1-14页。林士民：《越（明）州“贡窑”之研究》，《古陶瓷科学技术（2）1992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478页，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1992年。唐炜：《试论唐宋越窑的性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五）“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39-54页，杭州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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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多数学者认为“京师自置”的北宋官窑为汝窑。笔者认为：《垣斋笔衡》的这条语焉不详的记录中，错漏不少，如“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是指两个不同事件，中兴指赵构登基的建炎元年，渡江指有赵构被金兵追遂南逃的建炎三年。邵成章在建炎二年正月十六日被除名，根本没到临安。邵局是以邵谔而得名（《永乐大典》载：“秦桧修礼乐，文太平，止专用一宦者邵谔主之，人呼为邵局”）。叶寘乃民间文人，宫廷之事不可能详悉，闻风写作、博闻强识，肯定有误。南宋人记南宋事都出现如此李戴张冠之大错，其所言北宋之事可能谬误更不在少数。所以“京师自置窑”的可能性也引起质疑。官窑不是汝窑，《武林旧事》有：“官窑、定器……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将两种产品分得很清楚，分别用了不同名称，可知不是一个品种。 ［126］沙孟海：《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考古与文物》1985年6期105-106转104页。沙孟海：《再谈南宋官窑窑址和有关资料》，《浙江省博物馆馆刊》第1期“纪念浙江省博物馆建馆六十周年专辑”3-4页。 ［127］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8期19-20页。 ［128］陈显求等：《郊坛官窑粗瓷和黑釉瓷》，《古陶瓷科学技术（1）1989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83-190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张翔：《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出土的粗瓷纪实》，《古陶瓷科学技术（3）1995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386-390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7年。 ［1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南宋官窑》54页及图版四四：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130］欧阳希君：《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433页图版63-13，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 ［131］王海明：《杭州考古琐谈》，《杭州考古》1990年1期。 ［132］熊寥、熊微：《中国陶瓷古籍集成》186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133］郭葆昌：《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宋官窑瓶子歌”，《说陶》309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134］光绪《上虞县志》转引《万历志》“广教寺”条。转引自汪济英：《记五代吴越国的另一官窑——浙江上虞县窑寺前窑址》，《文物》1963年1期47页。 ［135］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十九“冢墓”。转引自李刚：《宋代官窑探索》，《东南文化》1996年1期108页。 ［136］楼钥：《北行日录》卷一百十一“攻媿集”。转引自李刚：《宋代官窑探索》，《东南文化》1996年1期108页。 ［137］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三册199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138］杜正贤主编：《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1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39］王光尧：《杭州老虎洞瓷窑遗址对研究官、哥窑的启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5期11页。 ［140］李刚：《内窑、续窑和哥哥洞窑辨析》，《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三辑485页，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141］文献已提及哥窑窑址在杭州凤皇山下，但元至正前的文献中并无哥窑记载的只言片语。迄今宋墓中不见哥窑瓷，元墓中却屡见哥窑瓷出土。李家治《简论官哥二窑——科技研究为官、哥等窑时空定位》（科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将其定位为元代哥窑。 ［142］谢小成：《芜湖县东门渡唐宋陶瓷窑址的调查——兼议“宣州官窑”》，《东南文化》1991年2期213-218转112页。谢小成：《“宣州官窑”探微》，《文物研究》第十期36页，黄山书社，1995年。 ［143］张勇：《浅议宣州窑》，《文物研究》第十期53页，黄山书社，1995年。 ［144］胡欣民：《宣州窑浅见》，《文物研究》第十期50页，黄山书社，1995年。 ［145］黄启善主编：《广西博物馆古陶瓷精粹》170页图181，文物出版社，2002年。 ［146］张凯：《略谈“钦州官窑”款泥兴器》，《文物天地》2001年4期28-29页。张凯：《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古陶瓷概述》，《广西博物馆古陶瓷精粹》23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47］王治平：《元代卵白釉瓷探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辑39页及图四，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148］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86年5期426、428页。 ［149］席彦昭：《巩义发现一处宋代大型官窑遗址》，《中国文物报》1994年11月20日1版。 ［150］曲永建：《从北京出土瓷片看明清官窑始末》（上），《艺术市场》2007年6期78页。笔者认为可能是将“定陵官窑”误为“定州官窑”了吧？因文物考古类资料我都要看，也关心最新研究成果，但从未闻睹“定州官窑”款识、资料。 ［1151］王光尧：《清代御窑瓷器上的篆体规矩年款》，《收藏家》1999年6期6、7页及图一、二。 ［152］王光尧：《元明清三代的官琉璃窑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官窑制度》106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153］转引自刘兰华：《唐宋以来宫廷用瓷的来源与烧造》，《文博》1996年3期15页。 ［154］庄严：《北宋汴京无官窑瓷器说》，《故宫学术季刊》1985年3卷1期32页。 ［155］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89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156］张宏明：《众里寻它千百度——揭开“宣州官窑”之谜》，《龙语·文物艺术》1991年9期36-40页。袁南征：《重新认识官窑——关于官窑概念的探讨》，《文博》1995年6期150-154转144页。 ［157］刘兰华：《唐宋以来宫廷用瓷的来源与烧造》，《文博》1996年3期14-20转25页。刘兰华：《中国古代陶瓷窑址的三大类别》，《跋涉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五届毕业生论文集》259-27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158］王光尧：《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159］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等：《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文物资料丛刊》（3）60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0］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南越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9期1-24页。 ［16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21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162］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4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16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三年来广州市古墓葬的清理和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5期22页。 ［164］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54、56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165］鄂钢基建指挥部文物小组等：《湖北鄂城发现古井》，《考古》1978年5期358页及图版拾贰：1、4。 ［16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3页。 ［16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6期363、365、378页。 ［168］南京博物院、扬州博物馆、扬州师范学院发掘工作队：《杨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文物》1977年9期16页。南京博物院：《扬州唐城手工业作坊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3期13页。 ［169］赵康民：《秦子婴墓之讹》，《考古与文物》1983年5期5页。 ［170］赵静主编：《保定市馆藏文物精选》105页，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171］周欣、周长源：《扬州出土的唐代铜镜》，《文物》1979年7期54页图二。 ［172］石谷风、马人权：《合肥西郊南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58年3期66页。葛介屏：《安徽合肥发现南唐墓》，《考古通讯》1958年7期56页。 ［173］杨桂荣：《馆藏铜镜选辑》（八），《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2期115页及图23。 ［174］杨桂荣：《馆藏铜镜选辑》（八），《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2期114页及图18。 ［175］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86年5期426、428页。 ［17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3期43页。同时还出土“官”款白瓷盘8件。 ［177］彭适凡、唐昌朴：《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年5期29页及图版肆：7。 ［178］张增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有字瓦——兼谈白族历史上有无“白文”的问题》，《文物》1986年7期43页。 ［179］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76页及图版叁：4，北京历史考古丛书编辑组1983年编印。 ［180］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考古》1972年6期29页。 ［18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年5期283-284页。 ［182］高桂云：《元代“内府官物”漆盘》，《文物》1985年4期96页。 ［183］宁夏固原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固原开城元代安西王府建筑遗址调查简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1期122页及图十五：3、图十六：1。 ［184］古运泉：《广东高要县发现明初铜、铁铳》，《文物》1981年4期94页图三：1。 ［185］彭慧萍：《大都会博物馆藏〈胡笳十八拍图〉卷“官”字烫印之断代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4期36-46页图一、二及封二。 ［186］蔡子谔：《磁州窑审美文化研究》286页图4-8，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黑白图片，不知出处，真伪莫辨。 ［187］王健丽：《磁州窑器物上的诗情画意》，《收藏家》1999年5期50页彩图。笔者认为从书法角度认为有疑，“官”字从不见如此起笔收笔。 ［188］乌兰察布博物馆：《和林格尔县前瓦窑沟辽、金时代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557-564页及图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89］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12期32页。 ［190］贾成惠：《浅谈邢窑的款识》，《邢窑遗址研究》523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李知宴：《内丘邢窑的重大发现》，《邢窑遗址研究》264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191］北京房山良乡镇窑藏中出土元代瓷器35件，有盘和经瓶（梅瓶），底部有墨书“余或兀刺赤王余”、“内府”等字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18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黑釉梅瓶，肩部刻“内府”字款（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6期9页图七。）；北京延庆窖藏出土元代漆盘，盘底朱书“内府官物”及“泰定元年三月漆匠作头徐祥天，武昌路提调官同知外家奴朝散”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18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经查，所谓墨书“内府”铭梅瓶，可能是铁褐书，且字款不是底部，是有肩部（图见田敬东：《北京良乡发现的一处元代窖藏》，《考古》1972年6期33页图四。）。该梅瓶与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的白瓷梅瓶款铭一样，均为“内府”，发掘者亦称釉下墨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6期9页图八。） ［192］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南越宫署遗址1995-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9期1-24页。 ［192］物勒工名制度始于战国中期，以后一直存在。《吕氏春秋·孟冬纪》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新唐书·百官志》载：“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 ［194］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354、36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95］也有人称：南宋官窑是“南宋宫廷的御窑厂”（王国平：《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序一》，《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96］林士民：《越（明）州“贡窑”之研究》，《古陶瓷科学技术（2）1992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478页，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1992年。 ［197］周少华：《南宋官窑探源》，《古陶瓷科学技术（4）1999年国际讨论会论文集》404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 ［198］傅振伦：《继往开来的唐越窑》，《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7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傅振伦：《中国古代制造陶瓷的规范》，《东南文化》第一辑155页，1985年。 ［199］牟永抗、任世龙：《“官”、“哥”，简论》，《湖南考古辑刊》第三辑254页，岳麓书社，1986年。童兆良：《贡窑概论》，《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148页，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200］唐炜：《试论唐宋越窑的性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五）“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47页，杭州出版社，2002年。 ［201］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1-14页。 ［202］任世龙：《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27页注16，文物出版社，1981年。 ［203］任世龙：《由秘色瓷论及唐宋“官监”问题》，《文博》1995年6期49-56页。 ［204］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174-201页，西泠印社，1999年。 ［205］郑嘉励：《越窑“置官监窑”史事辨析》，《东方博物》第九辑73-77页，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206］王光尧：《“监瓷窑务”官考辨》，《考古与文物》2005年1期78-80页。 ［207］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174-201页，西泠印社，1999年。王光尧：《关于越窑瓷器所见“官样”铭的思考——兼释“官”、“新官”款的含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五）“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174-179页，杭州出版社，2002年。郑嘉励：《说“制样须索”》，《南宋官窑文集》88-96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208］权奎山：《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辑222-229页，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09］李建毛：《大官款瓷器及相关问题小议》，《东南文化》2002年2期54-59页；李刚：《古瓷“官”款论》，《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71-280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210］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64年2期136页及图九。 ［21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永州鹞子岭二号西汉墓》，《考古》2001年4期54页。 ［2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41、43页及图二五，文物出版社，1980年。 ［213］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4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14］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54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15］刘勤主编：《仪征出土文物集粹》56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216］李京华：《“王小”、“王大”与“大官釜”铭小考》，《华夏考古》1999年3期96-97页。 ［217］据《宋会要·食货》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定、青州白瓷及漆器以给用……” ［218］据《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载：“邢州钜鹿郡，上。本襄国郡，天宝元年更名。土贡：丝布、磁器……” ［219］据《元和郡县志》卷5载：“河南道贡赋，开元中河河南贡白瓷，领登封、新安、巩县……” ［220］据《吴越备史》载：“太平兴国五年，王进朝谢于崇德殿，复上金装定器两千事……” ［221］据赵令畴《侯鲭录》卷六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一》，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1983年） ［222］据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载：“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 ［223］据宋人庄季裕《鸡肋篇》卷上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一》，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1983年。 ［224］据《景德镇陶录》卷五载：“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名天下。” ［225］据《宣和遗事》载：“又以惠山泉、建溪异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茶，赐蔡京饮之。” ［226］王光尧：《关于越窑瓷器所见“官样”铭的思考——兼释“官”、“新官”款的含义》，《中国古代官窑制度》40-4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227］郑建华：《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190-191页，西泠印社，1999年。 ［228］吴自牧：《婪梁录》载：“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见与当行同也。然虽差役，如官司和雇支给钱米，反胜于民间雇倩工钱，而工役之辈则欢乐而任也。” ［229］岳珂：《愧郯录》有：“今世郡县官府管缮创缔，募匠庀役……其入役也，苟简钝拙，务闷其技巧，使人之不己知；务夸其工料，使人之不愿为，而亟其斥且毕也，谓之官作”。 ［230］《宋史》卷一百八十六《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商税”条。 ［231］王光尧：《从官手工业制度看汝窑——兼论宋代的官府窑业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1期53页。 ［232］《十国春秋》卷八十一《吴越》五《忠懿王世家》上。 ［233］夏鼐：《西安唐墓中出土的几件三彩陶俑》，《夏鼐文集》（中）15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34］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七《六印》：杜甫《瘦马行》“细看六印带官字”。考《唐六典》，凡在牧马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膊，以监名印印尾侧。二岁以“飞”字印印左髀膊，细马、次马以“龙形”印印项左；送拟尚乘者印“三花”；及“飞”字印外，又有“风”字印官马；赐人者以“赐”字印；配诸军及充传送驿者以“出”字印。印凡八，（此云六印，意赐配者不在数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482册62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35］王建：《织锦曲》，《全唐诗》（上）卷二百九十八158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236］《宋会要辑要》崇儒七之六○，转引自蔡玫芬：《论“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确性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97年15卷2期73页。 ［237］周斯亿等：《重修曲阳县志》卷十一“金石录上”135页，光绪三十年本。 ［238］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250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239］如《南丰县志》：“宋时置官监造”；《宋会要辑稿》：“山后八军伪瓷窑官”等。转引自刘兰华：《中国古代陶瓷窑址的三大类别》，《跋涉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七五届毕业生论文集》26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240］《余姚县志》卷六引《嘉靖志》，转引自童兆良：《贡窑概论》，《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147页，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 ［241］《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四十九：“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仍敕内官样，赴饶州更造之”。 ［242］“重修马夔碑记”有：“时宋宣和二年庚子八月十五日中山府贩瓷器客赵仙重修记”（周斯亿等：《重修曲阳县志》卷十二125页，光绪三十年本。） ［243］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3页及图版肆：1，紫禁城出报社，1987年。 ［244］韩国文化财管理局等：《皇龙寺遗址发掘调查报告书（I）》245页插图9、10，1984年。 ［245］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35页，资料出处为：佟柱臣：《苏联出土的有关中国考古材料》，《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1期22-27。佟先生文中未见“官”款白瓷，注10所引C·B吉谢列夫《蒙古的古代城市》（《苏联考古学》1957年2期），笔者未阅。谢先生学术严谨，应不会有误。 ［246］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5卷2期28-29页。 ［247］《宋史》卷一百八十六《志》第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商税”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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