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1644年3月19日，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北京煤山（今景山）自缢，死时年33岁，死时身边仅有太监王承恩一人。死前于蓝色袍服上留书“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李自成进北京之后，太子朱慈烺请求李自成能让他安葬自己的父亲，李自成也答应了，并为崇祯和一同殉国的周皇后换了两口较好的棺材。因无安葬之地，崇祯不得不葬在两年前病死的礼妃田氏那里。 崇祯自缢之处 葬地解决了，下葬的银子又成了问题，最终在葬礼操办人昌平州吏目赵一桂的募捐下（堂堂一国之君的葬礼居然是由一个小小的吏目操办），勉强凑齐了200余两银子下葬，要知道明代哪位皇帝修陵寝都是花上百万两银子起步，一国之君却如此寒酸，实在是让人不胜唏嘘。 按礼制，君主下葬不仅要有棺，还要有椁（椁即套在棺外面的大棺材），下葬之时才发现有棺无椁，这个就实在太不像话了，可是又无钱购买。没办法，监葬官只好将田氏从椁中取出，将崇祯放中间，田氏及周皇后在两边，共用一椁勉强葬之。 下葬后，在场所有人看到崇祯太过凄惨，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凑了5两银子，给崇祯的陵寝砌了一圈砖。直到清顺治年间，崇祯陵寝才得以重新修缮，这里暂且不提。 崇祯皇帝在后人评价当中，可以说是勤勉仅次于明太祖，他比绝大多数明朝皇帝都要敬业。勤勤恳恳，堪称皇帝中的劳模。崇祯十五年（1642年）时，因“偶感微恙”而临时免了早朝，竟遭辅臣批评而不得不自我批评。崇祯经常因为要处理国事而彻夜不眠，据史料记载，有一次他去慈宁宫拜见刘太妃（祖母辈），说着说着竟然睡着了，刘太妃不忍，命人拿锦被给崇祯盖上。 崇祯醒来后说自己因公务繁忙已经两宿未眠。言毕与刘太妃相对流泪。崇祯帝一生节俭，即位17年宫中无任何营建，平日吃穿用度俱不讲究，自己也总是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按照常理来说，这么一位勤勉敬业节俭的皇帝，怎么也不可能是一个亡国之君。 在弄懂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有必要了解当时明朝处于什么处境。 崇祯即位前，在气候上中国已进入小冰河时期，农业年年歉收。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汉南续郡志》。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前兵部尚书河南人吕维祺上书“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 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这还没完，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鼠疫开始传染流行，人死之十之五六，对于这种烈性传染病，以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来说，根本无能为力。仅北京城内死亡人数就达到了惊人的40%甚至更高，一户死绝无人收敛的事情比比皆是。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鼠疫直接使明帝国人口减少千万以上。这还只是天灾，明朝末年，流寇四起，各地饥民纷纷造反，北方的女真屡屡骚扰入侵，崇祯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每年的军费“三饷”高达两千万两以上，由于农业歉收，苛捐杂税依然不会少交，导致农民不断造反，为了镇压造反，就需要增加军费，增加军费又会多收税，多收税又会逼迫更多的农民造反，而北方的皇太极也时不时的趁乱添把火，崇祯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无解的死循环当中。 从治国理政上来说，崇祯虽然勤勉，但是本身志大才疏，17岁登基之前，他只是一个王爷（信王），自幼并没有接受完整系统的皇家教育，对于治国之道，治国理念都很欠缺。他没有机会接受到张居正，孙承宗这样的治国能人的教育，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他太急于改变，太想力挽狂澜，然而欲速则不达。用现在的话来说，作为一个帝国的董事长来说，加班到几点钟意义并不大，他需要把握的是大方向。方向不对，做得越多越勤勉错得也就越多。崇祯对于如何治国缺少正确的理念，流于表面，以致昏招迭出，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自知。 先看第一件事——裁驿。崇祯二年时，官员刘懋为了迎合崇祯推崇节俭的性格而上疏“当今天下州县困于驿站的约十之七八，而驿站用于公务的仅十分之二，用于私事的占十分之八”，崇祯一听，在没有详细了解的情况下立刻来了兴趣，并且说干就干。 李自成进京图 崇祯二年五月时，任命刘懋为兵科给事中，专门整顿驿站。裁撤驿站容易，但是崇祯有两个问题没有考虑到，既然驿站如此的弊大于利，为何前任的皇帝都没有裁撤？此其一。其二，裁撤之后，这些驿站的人员如何安排？《明季北略》一书中就说“祖宗设立驿站，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肓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杨士聪也说：“天生此食力之民，往来道路，博分文以给朝夕。一旦无所施其力，不去为贼，将安所得乎？后有自秦，晋、中州来者，言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 所以简单来说，裁驿危害政权的稳定，这个就是崇祯前任的皇帝一直不敢裁驿的主要原因。然而崇祯仅凭着一腔热血，在没有经过详细调研的情况下贸然做出了这么一个轻率的决定，他绝对没有想到，有一天打进北京城并逼迫得他不得不殉国的那个贼首李自成，就是当年那个银川一个驿站被他裁掉的马夫！当然，始作俑者刘懋也没得善终，裁驿之后遭百官唾骂不得不辞官，回乡途中病死。棺木运至山东，竟雇不到一个人运送，只好寄放在旅社，“经年不得归”，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 再来看第二件——诛杀魏忠贤。崇祯即位之后，为了稳住魏忠贤而刻意曲意逢迎，然后以迅雷之势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接着下诏命魏忠贤去凤阳守陵。在去凤阳的路上再次下令将魏忠贤逮捕，魏忠贤畏罪自杀，阉党自此被铲除。这整个过程，可以说崇祯干得很漂亮，有勇有谋，处理得当，干净利落的解决了阉党擅权这个毒瘤，同时也为崇祯赢得了民心威望。 图片来源影视剧 仅就这这件事情来说，崇祯并不是一个没脑子的人。然而事情永远是要一分为二来看，魏忠贤当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魏忠贤和以前的严嵩还是有区别，很简单，魏忠贤收钱但是也干活，而且活干得还不赖，至少比那些只知道嘴炮空谈的东林党要强。 而严嵩则完全是只收钱不做事，甚至还打击那些做事的人。魏忠贤不是好人，好人坐不到他这个位置，但是他绝对是个能人。要钱打仗，魏忠贤可以给你弄来钱，他懂经济。想知道大臣都有哪些精彩动态，魏忠贤马上可以告诉你某某昨晚是去逛青楼了还是在家陪老婆，甚至晚饭吃了几碗你都可以知道，因为他掌管朝廷的特务机关。 本质上来说，魏忠贤只是皇帝豢养的一条看门狗，他自己很明白，没了皇帝的支持，他什么都不是，他当然明白崇祯是准备拿自己开刀，但是也没有任何谋反迹象。至于说什么抄家从家里抄出了什么龙袍之类的，不是刻意栽赃就是戏里面的段子看多了。 在知人善任的皇帝手里，魏忠贤是能人，相比他的一些恶迹，功大于过。在崇祯眼里，魏忠贤就是十恶不赦的奸佞，必欲除之后快。这完全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而已。其实对于魏忠贤这么一个人，不需要用杀了他来解决问题，如果他权势过大，打压即可令其收敛，而杀了他，则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东林党的坐大。 明朝末年，东林党的实力已经大到了可以干涉国家正常决策的地步，这帮人满嘴仁义道德，崇尚空谈，误国误民，真的要他们拿出治国的方案，都是些假大空的道德文章，从能力上来说于解决实际问题无任何裨益，于忠心来说，这帮人甚至比不上魏忠贤。 作为帝国的最高决策者 ，最不应该的就是权权利失衡，坐视一股势力坐大，崇祯遵从儒家的道德标准，毫不犹豫的消灭了一个看起来是敌人实则是得力助手的魏忠贤，放任东林党势力的壮大，结果就是国事糜烂致不可为。李自成包围北京时，崇祯一筹莫展，连太监曹化淳也说“若忠贤在，时事必不至此”。 最后一件事——视臣如草芥。崇祯此人，后世评价其刻薄寡恩，多疑猜忌，刚愎自用。崇祯在位17年，换了50个内阁大学士，杀了两个首辅（相当于总理），督师或总督被杀的达到了11人，巡抚更多，达到12人，关在监狱的官员多达145人，相当于所有具备大臣资格总人数的10%。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亡国之征。 崇祯年间最能打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卢象升，一个是袁崇焕，一个是孙传庭。然而这三个人在崇祯手里都没有好下场。卢象升战死80多天没有人给他收敛，暴尸荒野，下场极惨。袁崇焕驰援北京，而崇祯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听了两个小太监道听途说的两句流言，就将袁崇焕处以凌迟酷刑。估计皇太极也没想到崇祯是如此容易上当。 孙传庭曾剿灭高迎祥，将李自成打到只剩1000余人，因而被崇祯重用，不久却因“恃娇”被崇祯下狱三年。正是在这三年里，李自成有了坐大的机会，很简单，没有人能对付他了。等崇祯想起孙传庭将他放出来对付李自成的时候，李自成已经成长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孙传庭只得到了区区的5000人兵力来对抗李自成的50万人。孙传庭毫无意外的战死，而崇祯竟然怀疑孙传庭诈死，家人无抚恤，人死无谥号，中国人最注重的是死后的名节，崇祯这么做等于是不承认孙传庭的为国捐躯。如此皇帝，自然是冷了天下所有人的心。 孟子曾说“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仇寇”。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后，崇祯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前来，崇祯成了一个彻底的孤家寡人。当然亡国也不能说就 可以把这一切责任都推给崇祯，但是不能否认他自己要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崇祯很可怜但是并不可惜，正是他接连不断的自我作死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本文来源于本人的微型公众号，略有修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