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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战国』子 思 等
撰
马银华
译文
『译文』
《中庸》一书的创作目的是什么？是子思先生担忧道学因时间久远而失传创作的。大概从上古时代的圣人神人继承天命、创立皇极开始，道统的传授就有了。“中庸”在经书中的最早出现，是《论语·尧曰篇》引《尚书》，“允执厥中”这句话，是尧传授给舜的。舜又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传授给禹。尧的一句话，己经将中庸概括得很精粹、很全面了，可是舜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三句话，为什么？是用来说明尧的那一句话，必须经过这三句话所说的境界，才差不多可以实现。
我曾经对此有过论述，认为人心的虚灵和知觉，是相同的，有人认为人心和道心是不同的，那是因为他们认为人心生于形和气，属于“私”，而道心则源于本性和天命，属于“正”，因此这二者表现在“知”和“觉”上是不相同的，所以或危险而不安全，或者微妙而不可见。但是人都是有形体的，所以即使是上等的智者，也不能没有人心，也无不有人性；即使是下等的愚者，也下能无道心。人心和道心混杂在心灵的方寸之间，却不知道如何驾驭统治它们，那么危险的愈加危险，细微的愈加细微，而属于“公”的天理，最终也无法战胜那属于“私”的人欲。所谓“精”，就是审察人心、道心二者之间的区别而不相混杂，所谓“一”，就是保持自己的本心端正而不偏离。长期这样坚持而无片刻间断，一定会使道心长期成为一身的主宰，而人心却每每听从道心的命令，那么危险的便安全了，细微的便显著了，动和静适当恰切，自然没有“过”或者“不及”的差别。
尧、舜、禹，是天下的大圣人。他们将天下相禅让，是天下的大事情。凭天下的大圣人，去履行天下的大事情，可是在他们接受交接之际，还反复叮咛告诫，不外乎是“允执厥中”的中庸之道，那么天下的道理，难道还有能超越中庸的吗？从尧、舜、禹以来，圣人就与圣人承接，比如成汤、周文王、周武王的作为君主，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的作为人臣，都能用中庸之道承接道统的流传。又如我们的先生孔子，他虽然有得到天子之位，但是他坚持中庸之道，继承先前的圣人，开启后来的学说，其功劳反比尧、舜、还多一些。可是在当时，能够亲聆教诲的人，只有颜回、曾参承传了他的正宗。等到曾参的再传弟子这一代，其中包括孔子的孙子子思，这时离圣义的时代已经很远而各种异端邪说也兴起来了。子思担心时间愈久而愈发失去真实，于是推究尧、舜以来代代相传的本意，又用平时所听到的父亲、老师的言语加以验泟，互相推理、演绎，写成《中庸》一书，用以诏吿后代的学者。大概是因为他的忧思很深，所以他的言辞才十分恳功；他的思虑十分长运，所以他的解说十分详尽。他所说的“天命率性”，就是指“道心”；他所说的“择善固执”，就是指“精一”；他所说的“君子时中”，就是指“执中”。时代再往后相传，有一千多年，而子思的话没有发生变异，好像符节一般相合。选择前代圣贤的书，能够做到提纲契领，开启、展示深奥道理的，没有像《中庸》这样又明白又详尽的了。从子思往下再传，到了孟轲，孟轲也能推广、阐明《中庸》一书，而承接前一代圣人的道统。等孟轲去世之后，中庸之道便失传了。那么，我们道学的理论寄托，不超过《中庸》一书的言语和文字了。可是异端邪说，日新月异，等到道教、佛教的徒众出现，他们用看似正确的言论，大大扰乱了中庸之道。然而尚可侥幸的是，《中庸》一书没有泯灭。所以程颢、程颐两兄弟出来，能够硏老证，从而延续了千年不传的头绪；能够有所依据，从而驳厉道教、佛教的似是而非。由此说来，子思的功劳，在承传方面是很大的，，但是若没有程颢、程颐先生，我们也还是不能依据子思的言语而进入他的内心。尤为可惜的是，程颢、程颐先生阐述中庸之道的论说没有流传下来，虽然有石憝先生所辑录的《中庸集解》，但那仅仅是他学生的记录，所以中庸的大义虽然明白，但细节未能条分缕析；至于程先生的学生所自创的学说，虽然也颇为详尽并且多有新的创见，可是背离老师的学说而倾向于道家和佛家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朱熹我在早年就曾接触、阅读《中庸》，私下有所疑惑，深入地反复思考，也有好几年了。有朝一日，恍然大悟，好像对它的要领有所心得，从此之后，才敢会集众家之说而加以分析折衷，最终写定《中庸章句》一篇，等待后来的君子加以斧正。而与我志同道合的几个朋友，又取来石憝先生的《中庸集解》一书，删去它繁琐杂乱的地方，定名为《中庸辑略》，并且又将平时曾用以论辩和取舍的意见记录下来，穷纵名为《或问》，附录在书后。这样一来，《中庸》这本书的要旨，支流分散，节目分解，脉络贯通，详略相连，大小道理全部包容，而所有各种观点的同异得失，也得以由曲而畅，触类而旁通，并且各尽其趣。我的作为，虽然对于道流的承传，不敢妄加议论，可是对于初学道统的人士，或者有所帮助，也就是给行远的路人、登攀高峰的人增添一点小助力而已。南宋孝宗谆熙己酉年（1189年）春三月戊申（十八日），新安人朱熹序。
[评：《中庸》属传道之学矣。原作者：子思，系孔子之孙，曾参之徒。《中庸》的创作目的__“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闻父（子思之父：孔鲤。）师之言，更互演绎以作此书，以诏后之学者。而后，又经二程及朱熹等人的“再创作”，便成了如今人们所看到的《中庸》一书了。
虽然，朱熹等加工后的《中庸》，“支流分散，节目分解，脉络贯通，详略相连，大小道理全部包容，而所有各私观点的同异得失，也得以由曲而畅，触类而旁通，并各尽其趣。”但它对道的弘扬，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故后世学《中庸》，只知“程朱理学”，而不知何谓子思矣。又只因“程朱”的“再创作”，学过《中庸》，收获的是“庸”，忘却的则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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