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彝超接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时候，“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早在朱晃建立后梁王朝那一年，北方的契丹族酋长耶律阿保基也做了契丹各部的可汗，并在大约十年后的后梁末帝贞明二年（西元916年）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契丹帝国，耶律阿保基，史称辽太祖。 契丹帝国在建立之前，就致力于兼并漠北各部落，并通过参与中原后梁王朝和军阀之间的战争来获利。 李彝超接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时候，契丹皇帝已经是耶律阿保基之子耶律德光了（史称辽太宗）。耶律德光和其父一样，对中原虎视眈眈很久了，加之此时的契丹帝国国力，早已经和唐末不可同日而语了。 而早在李仁福时代，就有来自夏州的党项军士去攻打后唐的延州城，被后唐军队杀败，后唐军队追击这支党项军队，一直追到贺兰山附近。
契丹帝国对后唐虎视眈眈，党项兵又骚扰后唐的州府，在地缘上，契丹帝国和定难军取得联盟的可能性又不是没有。 这一切，从后唐明宗皇帝，到后唐的边将，或多或少都有些担忧。 如今李仁福已死，是时候解决这个问题了！
后唐明宗长兴四年三月，李仁福尸骨未寒之际，明宗皇帝颁布诏书，调遣李彝超就任延州节度使，而夏州的防务，由原延州节度使安从进来负责。 后唐明宗皇帝打算对李彝超来一招调虎离山——把李彝超调离夏州，这样，既可以消除李彝超在夏州等地的势力，又可以防止党项人勾结契丹人危害后唐朝廷。
李彝超上任伊始，就遇到这么大的难题要解决。 如果顺从后唐皇帝的旨意，那么，从李思恭到李仁福，这几代人的努力可就都付之东流了。 但如果不顺从呢？ 当年李思恭还是拓跋思恭的时候，就日夜担心唐朝军队会来讨伐他，如今大约半个世纪过去了，定难军的历代节度使，都夹着尾巴做人，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中原皇帝出兵讨伐。 但是，该来的，还是躲不过。 好在，定难军的实力这么多年来多少有些增长。 于是李彝超决定赌一把。对于明宗皇帝的诏书，李彝超表示，恕难奉诏。同时，李彝超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李彝超一边调兵遣将，做好抵御后唐朝廷讨伐的准备，一边派人去党项各部落，组织联军，进行抵抗。 党项其它部落也知道唇亡齿寒的这个道理，毕竟大唐的余威，让这些部落仍旧有些胆寒。一旦后唐夺取夏州，下一步，只怕党项其它部落也别想太平了。
长兴四年七月，后唐讨伐军杀奔夏州城。 夏州城，是五胡乱华时代，赫连夏的君主赫连勃勃所修建，城墙十分坚固。加上党项骑兵不断骚扰后唐军队的后勤补给，而后唐军队对于夏州附近的地形又并不熟悉，一时间，后唐军队攻打夏州，受了挫折。 后唐军队感到进攻吃力，城里的李彝超也感觉坚守的吃力——如果后唐朝廷不计成本的攻打夏州，只怕，这夏州城还真守不住。 毕竟，定难军还没强大到能以弹丸之地对抗后唐朝廷的地步。 李彝超一面积极进行武装抵抗，一面进行攻心战，他对讨伐军高喊：夏州很穷，即便是朝廷花了大本钱攻下夏州，也得不偿失，但对于李彝超来说，自己和族人，几代人居住此地，安土重迁，还请朝廷不要强人所难。更何况，只要朝廷既往不咎，定难军将士愿意为后唐朝廷南征北战。 也许是这些话传到了后唐明宗皇帝的耳朵里，明宗皇帝盘算了一下，确实，强攻夏州并取胜，后唐朝廷可以办到，但是，成本和收益相比，简直没得比。明宗皇帝无奈之下，命令后唐军队撤离。 李彝超虽然顶住了后唐军队的讨伐，但也不敢得意忘形，因为他不敢保证愤怒下的后唐皇帝不会真的干出不计成本的事情来。一旦后唐皇帝真的这么干了，他可真就得考虑离开夏州找片草原去给人家放羊去了。因此，李彝超于同年十月派人去洛阳，向明宗皇帝上表请罪，明宗皇帝见李彝超还算给面子，懂规矩，故而也表示赦免李彝超抗拒朝廷之罪，并仍旧册封其为定难军节度使。
李彝超对后唐的这场战争，或许没讨到什么大便宜，但是，政治意义却重大：一来，李彝超多少有了点敢于和朝廷叫板的信心，二来，战胜“大唐”朝廷为他和他的后继者树立了威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