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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用不着替军火商的道德水平辩护，他们不抵触或乐见军备竞赛甚至战争，如同棺材店老板见到传染病流行也可能暗喜。军方当然也想有更多军费，想有更多更先进的武器。所以，两者有可能形成相互提携的关系。艾森豪威尔在卸任演说中特意提到军-工复合体，也是为了提醒全国人民当心，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有可能沆瀣一气地控制国家。但艾森豪威尔警告的梦魇远未成为现实。

文/梅然（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马桶盖曾令很多中国人痛心疾首，但在三十多年前的美国，一种“天价”马桶盖也曾成为新闻热点。

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军工企业是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Martin)，它是在1990年代由两个大公司合并而成，一个是擅长研发军用飞机的洛克希德公司，另一个是在航天、电子领域很有实力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Martin Marietta)。在1960年代，美国海军从洛克希德公司订购了一种P3C型反潜机。到了1980年代中期，这些飞机上特制的玻璃纤维马桶盖该更换了，于是美国军方接洽了洛克希德，但后者以这种马桶盖早已不生产、模具和设备要重新弄为由，为54个马桶盖提出了34560美元的报价，平均是640美元一个。消息一出，美国人民坐不住了：你以为我没在飞机上“方便”过？你这玩意难道是为火星飞船准备的？洛克希德方面虽然辩称贵有贵的道理，但最终“忍辱负重”地表态：为了避免对此继续进行“无中生有”的炒作，每个马桶盖就按一百美元的“跳楼价”卖!

但很多美国人仍认定这是得便宜卖乖，并将此作为一个例证：势大气粗的美国军火商们正在操纵国家和侵吞民脂民膏。那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这些著名军机都出自洛克希德-马丁，或属于其名下。

军-工复合体

用不着替军火商的道德水平辩护，他们不抵触或乐见军备竞赛甚至战争，如同棺材店老板见到传染病流行也可能暗喜。军方当然也想有更多军费，想有更多更先进的武器。所以，两者有可能形成相互提携的关系。二战推动了美国军工产业的爆炸式发展。二战后，随着美苏冷战的进行，在很多人看来，一个以军工产业和军方为主的强大利益集团也很快生成，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的卸任演说中将它命名为“军界-工业界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从此这个词就流行开了。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能源部(核武器的研发归其负责)、宇航局等部门也因涉及国防，常被视为该“复合体”的成员；不少企业并不卖武器装备，但会向军方提供其他产品或服务，比如承揽建筑工程和提供安保服务，因而也可被包括在该“复合体”内；可从军费增长或对外战争中获利的华尔街金融家、参与国防项目的科研机构、为拉选票而为本选区中军工厂揽活的国会议员也不能被排除在外。但是，这个“复合体”核心成员还是两个，一是军方(本文指美国国防部和各大军种)，一是提供武器装备的私人企业，本文也主要说这两者。

艾森豪威尔在卸任演说中特意提到军-工复合体，也是为了提醒全国人民当心，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有可能沆瀣一气地控制国家，这是他不吐不快的临别赠言。他说：“这种灾难性的和错位的权力在潜在意义上已经存在并将持续！”

艾森豪威尔演讲

在军-工复合体的很多批判者眼中，相比于美国军方，美国的军工企业才是真正的“伏地魔”，或者说是该复合体的首要动力源，主要理由是：

一、出于法律和政治原因，这些企业生产的飞机、坦克、军舰之类的武器装备只能大体卖给各国政府首先是美国政府。在美国，虽然私人可以依法持有枪支，但有哪位富豪不仅有私人飞机，还有与美国空军现役同款的“私人”战斗机的？

二、企业将上述武器装备卖给外国主顾也需要先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

三、美国的国防预算每年有几千亿美元，除去人头费和日常运行费用等，用于研发(用美国国防部的术语叫“研发、测试与评估”，简称RDTE)和采购产品的仍数额巨大，晃得军工老板们直辣眼睛；其中还动辄有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大项目，如果揽到一个大家伙，与“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也差不多。

四、出于霸权需要，美国官方或军方要求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也拥有最强大的军工产业，换言之在先进武器来源上不能受制于外国，货架上摆的玩具飞机可以都是中国造，但航母上摆的真飞机必须基本都是美国造；与此相关，在很多官方尤其军方人士心目中，军工产业是关系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世界地位的头号战略性产业，军工企业虽然不如金融和高科技领域的大公司名头响，但更应被当亲儿子对待。

也正是由于美国的军工产业与政府有上述特殊关系，所以，在军-工复合体的批判者看来，前者想要挣大钱，只能去笼络、忽悠、欺骗、绑架国家权力；总之，资本的逐利本性会让他们成为在官商之间编织欲望之网的“毒蜘蛛”。

关于军-工复合体的两本要著：威廉·哈同(William Hartung)的《战争的预言者：洛克希德-马丁与军-工复合体的形成》、戴维·亚历山大(David Alexander)的《五角大楼走向战争：军-工复合体》。

军火商们是如何去控制国家的？

对该问题，批判者们说得最多的往往是如下三点。

第一，拿钱助选，让竞选总统或国会议员的人在当选后照顾军工产业。

在美国两大党中，共和党相对更强调安全和外交问题，与传统制造业和军工产业也更有“交情”，但军工产业也不想过于冷落了民主党，毕竟人家也可能当选或当权。所以，美国军工产业的选举捐款通常是两个党都给，虽然未必一样多。国会中对国防拨款很有发言权的重量级议员当然也是军工产业的重点关注对象。比如，在2013-2014年中，给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中的“大佬”吉姆·莫兰(Jim Moran) 捐款最多的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也是接受军工产业捐款最多的众议员。

第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意思是：要让有军工产业背景的人能被聘到政府尤其军方中去做官(选举捐款也有此目的)，这些官员对军工产业尤其“原单位”很可能是“有感情”的；也要请不少官员在退职后到军工产业中任职或为其服务，这些人也可凭着自己对政府中“人情世故”的了解帮着“现单位”与前者打交道。

这样的例子太多。比如，小布什于2001年出任总统时，有32位曾为军工产业担任管理、顾问工作或是其股东的人被任命为国防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能源部的官员。当代美国军工产业中的五大“巨头”是：洛克希德-马丁、波音(Boeing)、雷神(Raytheon)、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Grumman)、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而上述官员中有不少人出自这些“豪门”，比如：担任海军部长(负责海军行政事务的文职长官)的戈登·英格兰德(Gordon England)曾任通用动力的副总裁、担任空军部长的詹姆斯·罗歇(James Roche)曾是诺斯罗普-格鲁曼的高管、担任空军部副部长的彼得·迪茨(Peter Teets)曾是洛克希德-马丁的首席运营官、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维茨(Paul Wolfowitz)和国防部审计长多夫·扎克海姆(Dov Zakheim)都曾为诺斯罗普-格鲁曼担任咨询工作。

图解：军工产业是如何控制国家的？

第三，影响、资助专家学者和智库，让他们通过发布著作或报告、在媒体发声、与当政者接触甚至入朝当官等方式，去倡导有利于军工产业的内外政策。比如，从资助来源和董事会成员看，美国的很多智库就被认为多少有着军工产业的影子。再比如，根据一个叫Public Accountability Initiative的团体的统计，在2013年八九月间，有22名在美国主要电视媒体上讨论是否应对叙利亚动武的重要“专家学者”与军工产业有连带关系，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主张动武；而且，为凸显其观点的“客观性”，在他们总共111次“露脸”中，提及他们与军工产业有瓜葛的只有13次。其中一个主战的著名人物是曾在小布什手下干过四年“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他此时已在雷神公司担任董事，但这点在他上节目时从未被透露过。雷神公司的最著名产品就是“战斧”式巡航导弹，而倾泻该导弹通常是美国对外动武时的“开场白”。

雷神公司的“战斧”式巡航导弹生产车间

上述手段都是实现如下目标的“套路”：要让有利于军工产业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给官方决策者，进而促成有利于军工产业的政策的出台，比如扩充军费、增加国防研发和采购项目、“简化”国防采购程序、为对外军售开绿灯、推行强硬的对外政策甚至发动战争……

但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虽然军工产业有其“灰色”运作，但其政治影响力没那么邪乎，也未明显盖过其他产业，美国政府或军方绝非那么听他们的话，艾森豪威尔警告的梦魇远未成为现实。大致可总结为如下两个方面。

监督、约束以及军工产业政治手段的局限

首先，军工产业受到的监督和约束其实不少，影响官方的手段也不是那么灵光，比如：

第一，对于军工产业，国会、媒体、反“军-工复合体”的社会群体都仍有着重要或有力的监督作用。洛克希德的马桶盖事件就是一个小例子。

第二，自从艾森豪威尔发出警告以来，美国社会中对军工产业的政治影响力一直多有关注和批判，甚至有某种“妖魔化”。与此相关，虽然军工产业对美国保持强大军力和世界性影响“贡献”不菲，但一些民意测验表明，美国老百姓对军工产业的好感度较低。

和平主义者在抗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横幅是：洛克希德的武器让世界陷入恐怖。

顺便说一句，虽然美国军方也是军-工复合体的一个主角，但由于种种原因，比如美国军人一直被赞扬为美国的独立和自由的守护者、被赞扬为各种崇高品质的集中体现(美国的影视作品对此多有歌颂)、美国军队作为整体是不干预国内党派之争的政治“中立”者、在战争来临时或至少战争初期应支持军队也是美国人的“政治正确”，这样，美国军队(指职业军人，而非国防部中的那些文官)在美国老百姓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比如，在2010年的一次盖洛普民调中，美军军官的职业声誉度仅次于护士“天使”，73%的受访者对美军军官的道德水准打了高分或极高分，但只有15%的人如此评价企业高管。与此相关，虽然军人们在与军工资本家和国防部政客时打交道时也可能犯错，但后者往往被视为勾引“良家少年”的“坏女人”。

总之，军工产业在美国老百姓中的名声很不大好，既然如此，大体只能低调做人，最多暗中搞些小动作，哪有那么多上蹿下跳、兴风作浪的空间？

第三，多少也是为了约束军工产业的不良影响，美国的关于国防采办的法律和规定已繁琐得让人头晕脑胀，以至于一些高技术公司宁可不做费时费力的军方生意。好像没有哪所中国大学有“采购”专业，但美国国防部在1991年建立了一所“国防采办大学”(Defense Acquisition University)去培训采办人员，单从这点看，美国的国防采办就够麻烦的。

第四，对于对外军售，美国官方在法律和国际政治等方面的限制依然不少。比如，对于向台湾卖军火，美国政府一直是“半推半就”，除了价格不打折，品种、性能通常都要打折；对于卖军火给中东石油“土豪”国，美国政府则要顾及以色列的脸色；洛克希德-马丁主持研发的F22是美国最好的隐身战机，但出于怕技术机密外泄等原因，美国政府连日本、英国这样的最亲密盟友都不卖。

第五，军工产业的选举捐款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且不论在当下美国关于选举资金有复杂的法律约束，难道只有造飞机、坦克的才给政客们送钱？别忘了那些做股票的，售保险的，搞IT的，卖药的，种田养牛的……他们很可能更财大气粗。下表列出了2002-2015年间向美国两大政党捐款最多的28家美国公司，五大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雷神和通用动力的排名分别是9、15、17、22、24，不能说出类拔萃吧？

军工产业的选举捐款排名

第六，有军工产业背景的人到政府或军方中当官，有后者背景的人在退职后去为前者服务，也没什么大不了。这种所谓的“旋转门”现象在美国其他政府部门和与其相关或相对应的产业界、学界之间也广泛存在，这对于加强双方之间的人才交流、了解和协作，也有正面作用。也不能说，从军工产业出来的人到了政府中，就会成为前者的“卧底”，在政府干过的人到了军工产业中，就会想着如何从国家身上骗钱，人家可能也有爱国心，有职业节操，也会受到各方面的监督和约束。

除了前述的一些监督和约束，再比如，为防止在任和卸任官员卷入“公”“私”之间的“利益冲突”，美国也有不少法律和规定。例如，根据当前法律，联邦政府的某位前公职人员如果在任职时曾参与处理同时涉及某企业和联邦政府的问题，在退职后就终生不得在该问题上代表该企业与政府打交道；如果该问题在他离职前一年内属于其职责范围，但他并未参与处理(比如是由其下属经手)，那么他在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在该问题上代表相关企业与政府打交道；如果他在离职前一年内曾参与某项关于贸易或条约的谈判，且了解不能公开的谈判信息，那么他在离职后一年内不得帮助政府外任何一方去应对该谈判(如果该谈判尚未结束)；某官员如果正向某企业求职，那么在当前绝不可参与直接涉及该企业利益的官方事项。

曾有美国军方官员和军工企业因“犯禁”而遭惩罚。比如，十多年前，一个美国空军文职女官员达琳·德鲁因(Darleen Druyun)曾代表空军与波音公司谈一笔大生意，是关于以先租后买的方式采办一百架空中加油机，但她同时也与波音谈着“跳槽”的事。在美国空军已与波音订立合同、德鲁因也以25万美元的年薪到波音上班后，她先前与波音搞“双线谈判”、并在加油机谈判中对波音多有照顾的事被曝光，结果她在2004年被判刑九个月。波音的首席财务官也被判刑四个月，CEO也被迫辞职，公司自身还被罚款六亿多美元。当时有媒体将此称为20年来“五角大楼”的最大丑闻，那之前的最大丑闻是什么呢？估计是指洛克希德的马桶盖。

德鲁因

在德鲁因事件后，美国政府和国会也推出了一些新措施，以加强对国防采购和“利益冲突”问题的管控。比如，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在2005年主张，任何得到一千万美元以上合同的公司每年都要将向其提供有偿服务的国防部前官员的名单报备国防部，以供后者判断这些人是否违法。再比如，有很多美国退役将领虽然没去军工产业任职，但靠为其提供咨询挣钱，五角大楼遂在2010年规定，退役将领每年也必须按现役将领的标准去公开财政状况和商业来往。

第七，美国的专家学者或官员鼓吹一些强硬对外政策，比如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和“反恐战争”，首先还是由于这符合美国的利益，而非主要为了投军工产业所好；即便他们和军工产业都赞成同一政策，大体上也只是“殊途同归”和“各取所需”。

洛克希德-马丁的这张宣传画上写的是：“(敌人的)威胁永不会止步”。

军费、研发采购和产业政策

其次，在上述背景下，从作为政策“输出端”的国防开支状况、国防研发和采购状况、产业政策方面看，也难讲美国官方很照顾军工产业。

比如，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军费在很多时候是处于“低位”，占GDP和联邦开支的比例总体上是在往下跌，看下面的两张图就一目了然。

美国军费

再比如，与越战时期美国人的反战运动和抵制征兵有关，美国的征兵制在1973年被废除，美国军人变成了“志愿兵”，招兵像相亲，得你情我愿，而为了吸引人参军或在军中长期干，政府不得不给予军人较好的物质待遇。这样，在冷战结束后，虽然美国的军人数量趋于减少，但花在其工资福利上的钱有增无减，这自然会挤压武器研发和采购的资金空间，而后者才是军工产业主要的赚钱机会所在。例如，在下图所示的2015年的美国军事预算中，用于军人的“人头费”是1350亿美元，用于军队日常“运作和维护”(operation & maintainance)的费用是1987亿美元(其中也包括用于军人福利的很多开支)，而研发和采购费用加起来也不过是1540亿。

美国军费支出

再比如，随着现代战场愈发趋于信息化和网络化，美国的国防采购也更多转向该领域(包括对相关软件和服务的采购)，用于传统的“平台”类装备比如飞机和军舰的比例在下降；由于民用产业界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水平相比于军工界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拥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前者拿走的采购合同也在增多；随着民用产业能力的提升，其产品也越来越多地可用于军用；前沿技术的复杂性包括系统集成复杂性的提升会抬升重大装备的研制周期和费用，这也会限制采购量。

还比如，强硬对外政策给军工产业带来的赚钱机会也未必看似那么大。小布什政府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军费随之大涨，军工产业也多有获利。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军的对手主要是搞游击战，就武器装备讲很差劲，打下一架美国战机就像摘星星那么难，因此也谈不上美国需要针对他们开动马力生产军火或搞研发。而且，针对游击武装或“恐怖分子”的军工项目通常也难以孕育革命性的军事技术突破，亦非美国与其他大国军事抗衡中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比如，美国针对“反恐战争”推出的一个大项目是耗资350亿美元的研发和生产“防地雷和抗伏击车辆”(Mine Resistant Ambush-Protected vehicle,简称MRAP，将替代著名的“悍马”)，这不过是世上最贵的“防弹车”，也许会让电影《地雷战》中的日本鬼子羡慕得要死。虽然小布什政府也在国防预算中塞进了不少与“反恐战争”并非挨得紧的项目，但该时期新增军费的大头还是用在了战争带来的装备研发采购之外的开支的上升上。

有点像“变形金刚”的MRAP

还比如，冷战结束后，美国军工产业中兴起了一股合并重组风，出现了一些由原来的两三家甚至更多企业联合而成的“巨无霸”，相关企业希望通过合并来强化自己的市场地位和在政府面前的话语权，但十多年以来，美国政府对重大合并总体上是保留或抵制的，并曾利用对垄断风险的审查权去阻止，主要是担心这会削弱美国军工产业的竞争性，进而破坏其创新力，并抬高政府的采购价。比如，在2015年，已是最大军工企业的洛克希德-马丁又收购了以生产直升机闻名的西科斯基公司(Sikorsky)，虽然美国政府没有“棒打鸳鸯”，但也未对这桩“婚姻”真诚道贺。

最后的话

在特朗普上台前，单从二战后美国历任总统看，大概只有里根和小布什被广泛视为亲“军工”的，其他人更多体现的还是想管控军费，或将军费与国民经济状况和社会开支相平衡。特朗普呢？他在竞选时说要增加军费，但上台伊始就向洛克希德-马丁的F35战机的高价格开炮，这是身为商界“老司机”的新总统发出的警告：你可以赚钱，但不能将我当傻子来骗钱。

特朗普与美国军方

有意思的是，在前面提到的2010年盖洛普民调中，多数美国人认为，在20年内，美国军事力量将不再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这反映了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某种信心缺失，但是否也间接表明：他们并不觉得，军工产业已牛到足以让五角大楼、白宫和国会山沦为他们的“驻华盛顿总办事处”？（文/梅然；编辑/子杰；相关配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