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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候，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被后世称为“贞观之治”的繁荣兴旺局面，为后来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奠定雄厚坚实的基础。那么，“贞观之治”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它涵盖了一些什么内容呢？根据各种史料记载，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安人宁国”，删削繁苛。通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李世民认识到老百姓的力量可以决定一个国君的命运。为了避免重蹈隋朝的覆辙，从贞观初年起，他就特别注意处理好君与民的关系。他引用古人的话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以民为本”，民心向背乃国家存亡之基础。为了做到“安人宁国”，必须删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诸黎庶”，使其“各有生业”。他在全国实行“省徭赋”，“务积于人”的政策，尽量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负担，让老百姓能生存下去，得到温饱。 第二，“为官择人”，“唯才是与”。李世民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以德行学识为本。”他确实能够“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李世民用人的大度和准确，是历代帝王所不能企及的。为了更好地选拔人材，李世民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不分出身门第，让天下俊才皆为大唐所用。 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太子李建成的旧部魏徵、王珪、韦挺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起义出身的将领徐世勣、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恭、张亮、马周、刘洎等；此外，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等；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先后，一概任人唯贤；只要确有才能，又忠诚于唐，都能委以重任。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是历代帝王中唯一不但不杀手握重兵的功臣，而且还委以其重任的皇帝。 第三，“开直言之路”，兼听纳谏。李世民深知，治国单靠皇帝一人是不行的，没有忠臣贤吏的辅佐，不可能民安国宁。因此，他对“纳谏”“纳贤”的重视，也是历代帝王无法比拟的。他接受了魏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见，小心翼翼地听取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声音，尽量使自己少犯错。他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的道理。他对属下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籍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人君必须忠臣辅弼，乃得身安国宁。”他以隋炀帝拒谏为戒，特别要求臣僚们进谏。在这方面，他与魏徵的关系堪称典范。 第四，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行。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唯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而轻，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他特别强调，法律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以“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对待立法和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因此，李世民即位后即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颁布《贞观律》，同时还编制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 第五，恢复和发展经济。李世民认识到“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所以他从“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采取了“以农为本”“不夺农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为了“不夺农时”，政府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调制，尽量减少征发徭役；为了鼓励垦荒，规定归来的流民可以减免赋役，设置义仓，对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粮食救济；为了促进人口的增殖和劳动力的增加，规定青年男女需适时婚配，鼓励寡妇再嫁，释放宫女自由成家，用“御府金宝”赎回农民因灾荒卖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夺去的人口；为了发展生产，修复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 可以说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为了百姓的福祉，为了国家的繁荣，克己用俭，用自己一生的时间，以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的态度来实践自己的使命的皇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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