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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国范围而言，湖南是会党势力较为雄厚的省份之一，“此年各省湘勇大半遣撤。游勇与游士散而归者数且十万。”(《东方杂志》1906年第2卷第3期。)这些“游勇与游士”大批投入秘密结社，从而使湖南会党的声势更加浩大。而辛亥革命时期，会党运动已进入高峰时期；加以湖南革命党人十分注意联络会党投入反清斗争，使湖南会党运动空前活跃，湖南会党在1900年自立军起事、1904年长沙起义、1906年萍浏醴起义、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1911年湖南光复等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湖南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因此，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会党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抓住并解剖这一典型，找出它的主要特征，这对于正确认识会党的本质和全面评价会党的作用是大有裨益的。 （一）造就了一批素质较高的会党首领 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以爱国救亡和反清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自立军起事，揭开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其基本队伍主要是会党徒众，自立军以开“富有山堂”相号召，“此富有山堂实即哥老会洪门组织”，“富有山堂之内所有的人，除了少数骨干并未参加会党外，大都是各省会党首领，其中正龙头大爷必为会党分子”。(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3—104，126—129，131—132页。)座堂王秀方，后擢升为正龙头，他可以说是湖南哥老会的第一任首领。王秀方，男性，又名王四爵主，绰号王四脚猪。湖南株州县马家河凿石曹家湾人，1866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船工家庭，自幼随父兄往来长江上下。嗣加入哥老会，自开山堂，被推举湖南哥老会首领。因参与自立军起事事泄被清吏逮捕，于1903年英勇就义。王秀方殉难后，由马福益承袭其位。马福益，派名祖伏，字继波，号梓熊，原名福一，又名乾，改名福益，湖南醴陵县省元乡兴城里下冲保人。1891年为首创立回龙山会，自称四路总统，拥众愈万人。他接任王秀方为湖南哥老会第二任首领后，仍以信义结合会众，因“与蜀、黔接洽地多在洪江，亦名洪江会。”(子虚子：《湘事记》卷一，起义篇，《湖南反正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势力及于湘、鄂赣、闽四省。马福益因参与黄兴、刘揆一领导的长沙起义而闻名于世。这次起义是内陆革命团体举行武装反清起义的先声，仍然是以会党为其主力的。马福益是起义的副总指挥，担任“同仇会”少将职衔，以“洪会健儿充队伍”，在浏阳普迹市举行的马福益少将授予仪式上，10万哥老会众闻风来归，其“声势在庚子唐才常一役之上。”(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165页。)但长沙起义因事泄流产，马福益惨遭清吏杀害。马牺牲后，“其属誓复仇，亦倾向革命党，继续图大举。”(刘谦：《醴陵革命人物纪要》，《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1948年版，第194页。)由马的部属龚春台等人继承下来。龚春台是湖南哥老会的第三任首领。龚春台，原名谢再兴，亦作醉兴，又名章年，张章年，号月楼，湖南浏阳县人，爆竹工人出身。在萍浏醴起义中，龚春台担任“中华国民军南军起义先锋队都督”，被誉为起义的“台柱子”。萍浏醴一带主要有三股会党势力，即以龚春台为首的洪江会，以姜守旦为首的洪福会，以廖叔宝等人为首的武教师会，龚春台与蔡绍南等人将这三股势力联合起来，统称“六龙山洪江会”，这说明萍浏醴起义所倚凭的力量仍然是会党。起义失败，龚春台逃逸。于是焦达峰崭露头角。焦达峰可称为湖南哥老会的第四任首领。 焦达峰，号大鹏，字掬森，又称焦煜，流亡日本改名冈头樵，回国化名左耀国。湖南浏阳人。早年加入洪福会，嗣入洪江会。1907年在日本东京与张百样等人为首组织共进会。焦达峰在长沙抢米风潮和湖南光复中都曾率会党徒众参加。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并不是过去人们所说的单纯的“饥民暴动”，因有大量的会党成员混迹其中，这部分会党成员除参加过萍浏醴起义的洪江会余众和哥老会的另一支派高宗怡领导的洪天保派而外，还有一部分头裹青巾、身着青衣青裤的所谓“青兵”参加，“青兵”是由焦达峰暗中以修铁路为掩护，招来的北方义和团余众，“焦达峰在宣统年间，曾组织会党成员，分段承包由长沙至易家湾段铁路的接轨工程，利用这个公开的组织，在杨任等人的帮助下进行了革命训练和组织工作。焦为掩护其身分，经常赤足草鞋，青衣短裤，手持雨伞，出入于体育社所在的贾太傅祠，权绅们以为他是一个乡巴老或修筑铁路的工头，对他未加注意。这些修筑铁路的工人（多为会党成员）受了焦的教育，有了一些政治觉悟”，(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因而也投入了这场斗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焦达峰得知确切的消息后，立刻前往浏阳通知洪江会众进城，人数多达两万人(曹耀材先生口述。未刊稿。)。湖南独立之前，已是“优莽遍地，各属哥弟会党，风起云涌。”这种高涨的革命形势为湖南光复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0月22日，长沙光复，焦达峰任都督，湖南成了“洪家天下”。(子虚子：《湘事记》、《湖南反正追记》，第71页。)为应援武昌，焦达峰拟招募新军，各地洪江会众闻风来省投军者竟达六万人之众，充分显示了湖南会党的潜在威力。综上所述，湖南哥老会前后四任首领都具有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有的本身就是革命党人。这是素质高的重要标志。而且他们大都具有某个方面的高人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出身行伍，接受过军事训练，懂得一些军事知识，具有指挥作战的能力。马福益曾“投身江南防营”，充当营弁(陈浴新《端方宣布马福益“罪状”的布告》，《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管理过伙食，因动用军粮接济会党被当局革退(冉济民：《马福益烈士传略》，《株州文史资料》第1辑。)。龚春台“曾为清弁，向志革命”(邹鲁：《魏宗铨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77页。)。肖克昌和姜守旦等人都曾在湘军中服过役。 二是性喜武功，善于使刀弄剑，武艺高强，身手不凡。王四爵主能从“平地纵跳一两丈高，攀檐登壁，行走如飞，三五个健汉围攻，也毫不在乎。”(叶镜吾：《见闻琐记》（一），《王四爵主》。)马福益更是一般人不敢近身，清吏派兵围捕，“闻就缚时曾手刃六人”(庄政：《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台北，正中书局印行，1981年版，第129页。)。马在萍乡被捕后解往长沙途中，清吏竟残忍地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以防逃脱。洪福会首领姜守旦据传有“神功”，兼通点穴术，他自己曾主动到县镉投狱，当夜即“不翼而飞”(彭静华：《姜守旦传略》，《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9页。以下凡引用此书者皆简称《汇编》。)。麻石首举义旗的洪江会目廖叔宝，“善使双刀，能力敌数十人。”(张汉柏：《廖叔宝传略》，《汇编》第276页。) 三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他们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或留学东瀛，接受西学的洗礼，哥老会副龙头毕永年系善化县拔贡，陈犹龙是桃源县禀生，赵必振是常德府生员。谭人凤“三十七岁前尚泥于试贴词章”，国学功底很深，后去日本留学。焦达峰在日本亦留过学，专攻军事学。江西萍乡上栗市洪江会码头官王霭亭，曾“读过《论语》、《孟子》、《左传》等书”，“还喜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张宗然：《王霭亭传略》，《汇编》第298页。)。萍乡上栗市另一位洪江会目胡有棠“平日喜浏览群书”，并在上栗市等地“设馆授徒”(彭云华：《胡有棠传略》，《汇编》第279页。)，是闻名乡里的塾师。这些会目可以算是道道地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容易接受西学的影响，从而产生民主革命思想。 （二）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组织系统 一般说来，湖南会党的组织机构设“内八堂”和“外八堂”两部分，但“内八堂”和“外八堂”的含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不同山堂而有所不同。例如自立会在上海开富有山、办树义堂，“内八堂老大爷”为：正龙头、副龙头、总堂、座堂、陪堂、盟堂、礼堂、管事、值堂、刑堂、盟证、香长；“外八堂老大爷”为：心腹、圣贤、当家、红旗、光口、巡风、大满、么满等。(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3—104，126—129，131—132页。)另据岳州捕获的哥老会巡风蒋国才腰间荷包里搜出的名册二纸，载有会目名单和职衔，所列“内八堂”为：正龙头、副龙头、总堂、座堂、倚堂、盟堂、礼堂、管堂、值堂、刑堂、盟证、香长；“外八堂”为副印、新新副、圣贤、当家、管事、巡风、顺八、江口、十牌、大备、小么等(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3—104，126—129，131—132页。)。而萍浏醴起义时，“六龙山洪江会”的“内八堂”则为：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又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官为“外八堂”，“外八堂”下设有红旗、跑风各职，红旗司下级组织，跑风司侦候通讯。尽管“内八堂”和“外八堂”的内涵随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不同山堂略显不同，而且，其职衔的数目也不只是八个，有的甚至多达10数个，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然而，其组织系统的完整性严密性确是毋庸置疑的。 （三）、制订了严格的纪律约章 自立会起事前，岳州镇搜获“富有山堂”的“传令条款二本，计十大条共五十六页，进堂交结一本，百零四页。”(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3—104，126—129，131—132页。)自立会“五祖旧章”规定：凡有不孝父母、越礼反教、临阵退缩、扰乱码头、私造谣言、欺兄灭弟、调戏兄嫂、引水带线、挑灯拨火、私传口号等行为者，杀无赦；凡有穿堂乱法、瞒天过海、口吐红痰、挖汤撇油、私卖香规、私看内财、红面视兄、强良（梁）无理、贪财爱宝，同穿诱鞋者，自立会新章规定：泄露军机，滥引匪类、浸吞公款、恃众抗议、擅毁教堂、不遵节制、掳奸劫夺、酗酒行凶等格杀勿论。凡入会者，“必须五个联名具保”，有违反上述规定者，“五人同坐妄保之罪。”(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3—104，126—129，131—132页。)这些条款并非完全是一纸空文，对会众确有一定的约束力。例如马福益部下座堂马龙彪为马之族亲，办事得力，但因与会中兄弟郭某之妻私通，按会规，犯了“同穿绣鞋”之罪，因而必须“开丢”（即令犯者自杀，丢掉性命）！马福益便召集会中重要成员开会，宣布马龙彪劣迹，依章严惩，与会头目多有为之求情者，马福益仍勒令马龙彪投江自尽。另有姓戴的会友，违反会规，马福益星夜开堂，判处死刑。马福益泣送戴至河间自剖胸腹时，路过山岩狭隘处，死者犹回首对马言：“大哥好走，须防失足跌下坑去！”马亦呜咽，应而慰之。诚如革命党人刘揆一所云：马福益“不肯枉法，与视死如归，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刘揆一：《黄兴传记》，《刘揆一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四）出现了大联合、大统一的趋势 湖南哥老会人数众多，分布极广，山堂林立，派系复杂，主要有金龙山、腾龙山、泰华山、锦华山、楚金山、金凤山、天台山，而每一个府、州、县又另设有不少的山堂。在国内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之前，这些分散的哥老会组织处于一种“各地自为统属，绝少联络运动”状态，因此，如何把这些分散的会众组织起来是摆在革命党人面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湖南革命党人大都是一批“会党通”，不少革命党人包括黄兴、刘揆一、刘道一、宋教仁、谭人凤等人都参加过会党，因而自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联络会党，一般采取设外围组织的方式进行。华兴会刚成立，便在会外另设“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机关”。所谓“同仇会”实指共同仇恨清廷之意，“同仇会”基本上把湖南20多万会众联合起来了。 萍浏醴起义时，蔡绍南与龚春台等人商量，在萍乡蕉园洞欧阳满家中秘密集会，即以洪江会为基础，将哥老会其他各派系并入，立“六龙山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誓词有“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等语，并“称奉孙中山先生命，组织革命机关，以备驱策。”(邹鲁：《魏宗铨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77页。)这样，“六龙山洪江会”在“同仇会”因长沙起义失败而解体的情况下重又集结起来，成为湘、赣地区统一的会党组织。 1907年3月，同盟会刘揆一接替宋教仁代替黄兴庶务之职，主持东京同盟会总部工作。他仍然十分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上任伊始，即改组同盟会：“新设十部，中有联络部，专以联络各省秘密会党为职志，焦达峰被推为调查部长。”(张难先：《共进会始末》，《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年版，第179页。)同年8月，由张百祥、焦达峰等人发起，集合当时逃亡日本的会党各派头目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其宗旨“亦略与同盟会同”，只是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便于会党接受。共进会完全采用绿林开山立堂办法发展会徒，亦有山堂香水称谓，山称中华山，堂称光复堂，香称报国香，水称兴汉水。共进会的宣言在解释“共”字时说，“这共字，就是合我们全国中各种的会一同去做的意思。”(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焦达峰回国后，与孙武等人在汉口法租界长清里设总机关，在武昌吴肖韩家设立分机关，由于长江各会党名目分歧，特改为中华山“以统一之，俾民封畛，会党自焦往汉整顿后，日有起色。”(张难先：《共进会始末》，《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年版，第179页。)共进会在长沙也设立分机关。共进会的活动主要在两湖，并及两广、江西、四川等地。共进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把长江中下游一带三合、哥老、孝义等各大会党基本上统一起来了。它的成立，标志着全国各地会党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大联合、大统一的局面。 （五）形成五路响应省会发难的战略格局 所谓五路响应省会发难系指岳州、衡州（今衡阳）、宝庆（今邵阳）、常德、浏阳和醴陵五路响应长沙发难。这一战略格局的形成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它是与湖南会党势力的分布密不可分的。 常德的桃源县是陈犹龙的家乡，陈加入哥老会以后，“先后与桃源会党领袖杨吉陔在武陵县河袱主盟发展接纳宋教仁、胡瑛、覃振等为富有山堂会员。”(马志亮：《陈犹龙传略》，《桃源文史资料》第一集第36页。)陈犹龙一生为革命奔波，客死日本。宋教仁、胡瑛、覃振在辛亥革命时期被誉为“桃源三杰”，常德的会党势力是相当雄厚的。 宝庆是谭人凤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谭原是新化县的一个乡村塾师，后知“其道迂远，未能济急”，于是“改与会党耆帅游”，他在自己的家乡开山立堂，取名卧龙山，自做山主，被称为“托塔天王”。他还在宝庆分设山堂，广收党徒，经常奔走于辰州、沅州等地，并派员去湘南的衡州、永兴、郴州、桂阳等县联络。这些地方的会党徒众，“皆乐听命。” 醴陵是马福益的家乡，马在醴陵发展了不少会众，诸如李金奇、李香阁、谭石基等人，他们都是会党的重要骨干。 浏阳是武术之乡，会党势力集中在三个地区：龚春台的活动主要是浏南地区，浏西是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的地盘，浏东则是姜守旦的洪福会所在地，洪福会和洪江会虽然都是哥老会的一个分支，且彼此能协同动作，唯宗旨不同。 岳州属地华容县是潘鼎新的故乡，潘早年加入同盟会。共进会成立，他亦是组织者之一，为熟悉军事，转入大森体育会研究战术，1908年回国，在华容、湘阴、平江等地发展共进会员(《潘鼎新自述》，未刊稿。)。与潘相交其笃的焦甲申是岳州一带的会党首领。焦原是华容黑山盘龙结穴山冲中的一个雇农，青年时勇武有力，因聚众反抗当地豪绅，被族人擒获，在祠堂内挖去双眼，迁往南州，利用算命作为掩护，在滨湖各地开山立堂，势力颇大。 衡州是谭人凤、马福益等人经常出没的地方。衡州的南岳衡山是中华五大名山之一，哥老会众每年都要去南岳朝香，几成定例，联络较易。 从自立军起事到湖南光复，上述各路会党徒众均有所动作。在自立军起事中，地处南北两省咽喉的岳州，清吏“讯出匪首多系籍录岳州，盘据煽诱，蓄谋甚远。”(《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折》《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当时，孙武在湖南任武威营队官，驻防岳州，为占领这一军事重地，自立军机关积极运动孙武加入自立军，并由吴禄贞以湖北武备学堂同学身分写信给孙武，约期举义，孙武与林备商量，决定由孙武任岳州司令。孙武“至岳，派陈显国赴浏阳，余正义赴宝庆，王正祥赴长沙，各带会票千张，扩其势力。”(高筹观：《孙武传》转引自《唐才常与自立军》第87页。)为促常德一路发难，派陈犹龙、唐才中进行联络，唐才中在长沙被害后，又有何来保、蔡钟浩等在常德进行过起义。在长沙，安徽人汪容从父宦游来湘，锐意联络会党发难，因经济拮据而无力起事，后被其兄汪鉴出卖而遭杀戮。 如果说自立军起事中，衡州一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话，那么到长沙起义时，五路响应省会发难的战略格局业已完全形成。黄兴、刘揆一、马福益三人拟定，1904年10月10日清西太后七十生辰，乘全首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乘机起义，省城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洪会健儿副之，外分五路响应，以洪会健儿充队伍，军学界人充指挥。马福益派其会党成员谢寿棋、郭义庭，组合浏阳、醴陵军队，申蔺生、黄人哲，组合衡州军队，游得胜、胡有堂，组合常德军队，肖桂生、王玉坚，组合岳州军队，邓彰楚、谭菊生，组合宝庆军队，静候华会兴派遣指挥与监军，并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与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辛亥湖南光复时，也基本上沿袭了五路响应省会发难的方式。长沙光复后，焦达峰命令黄英华、潘鼎新、焦甲申等将各方投奔来的会众改编成民军两营，持枪入华容县署，勒令知县乔联昌在自治讲习所宣布华容独立，并组织大批帆船，分两路向岳州进攻。在宝庆，则由具有长期从事联络会党经验和兼有同盟会员和会党双重身分的谢介僧、邹永成、谭二式等和驻邵新军管带张贯夫进驻新化、邵阳，成立军政府宝庆分府。焦达峰还任命活跃在浏、醴一带的湘潭籍后起洪江会目冯廉直为中路招讨使回籍招募徒众数百人攻占湘潭县城。在衡州，命南路招讨使刘崧衡滞留长沙，衡州同盟会员周果一和洪江会众立即举事，将衡州知府禄显赶跑，建立了革命政权。在常德，焦达峰根据中部同盟会原议，命令杨任为西路招讨使，余昭常为参谋总长，依靠洪江会众和西路师范学堂学生的力量，很快光复常德。 （六）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 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会党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旧式会党已有明显的区别，主要是由于革命党人对会党徒众进行了发动和改造。使湖南的会党运动汇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 早在华兴会成立时，黄兴、刘揆一等人从湖南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工作侧重点放在会党方面，而关键又是联络著名会党首领马福益。其时，马福益雄据一方，但对革命的认识毕竟还是肤浅的，当黄兴、刘揆一与马福益会晤之前，曾派刘道一偕同万武与马初次接头，而马对刘道一等人“深表轻慢”，刘道一发挥其善于雄辩的才能，不亢不卑，晓以革命大义，他开门见山地向马福益指出了三条出路：“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门遗训，担起灭清复明的责任呢？还是开开山，拜拜堂，收点党徒，弄点金钱，头上插个草标，出卖人头呢？还是收集力量，使官兵疲于奔命，莫奈我何，然后再受官廷招抚，别开生面去做满清的奴才呢？”接着，便详尽地阐述了革命宗旨，“第一为图强，请看我们今日之中国，还成国家吗？推其原故，都是满洲人弄成的，所以非革他的命不可？第二是满洲人的心中，认为我辈是他的家奴，情愿将国家送给外国人，不愿还给原有的主人。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又非实行种族革命不可。”(万武：“策动马福益起义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页。)刘道一的一席话使马福益为之折服，慨然相许加入革命，为黄兴、刘揆一、马福益的正式会晤创造了条件，于是，便有长沙起义计划的拟订和实施。长沙起义虽因谋泄而流产，然而，革命党人发动和改造会众的工作并没有白费，俟到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又用同盟会的纲领宣传和组织会众，进而开创了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国途中，曾伪装成“富商”，前往萍乡上粟市一带，邀约萍浏醴各地哥老会头目会晤，向会党徒众反复讲解国民革命的道理，说明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个人争王争帝，而为“全民族的自由解放”。长沙水陆洲会议以后，蔡绍南回上粟市原籍，并前往桐木市等地登堂“演说革命”，“蚁附甚众”，“作用孔常”(《萍乡县知县张之锐和驻萍巡防营管带胡应龙禀赣抚吴重熹文》，《汇编》第181页。)。醴陵同盟会员宋飏裘曾将“《猛回头》、《中国魂》、《警世钟》诸书，乃购多部，遍以贻人，所感化者无虑数千百计。”(邹鲁：《宋飏裘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五册，第1283页。)新化同盟会员邹永成等数十人也曾各背一个包袱，带着一些《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以及《猛回头》等书一同步行到吉安散发(杨思义笔记：《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醴陵同盟会员宁调元、张季贞（又名张恒）都曾回醴陵与会党秘密联系过，宁调元并于1906年10月在日本东京创办《洞庭波》杂志抨击清廷，不遗余力，销行国内外，“每期印数千册，散布各省，流入醴陵、萍、浏等县尤伙。粗识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辟壤之民，咸了然于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刘谦：《宁调元事略》，《宁调元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9页。)由于广大同盟会员的共同努力“会党受其感化，益奋发鼓舞”(《革命人物志刘道一传》，1971年版，第435页。)，因而使会党的思想面貌为之一变。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哥老会众经过自立军起事和长沙起义的战斗洗礼，在王四爵主和马福益相继殉难的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影响。 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党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已经成为时代的中心，它所领导的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的反清武装革命已经是一次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会党首领接受同盟会的领导，执行同盟会的纲领，积极参与同盟会策动的武装反清革命，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就已经使这种斗争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使它区别于在此之前的旧式会党暴动，如果对革命党人为改造和教育会党所做的努力视而不见，对会党思想面貌的变化熟视无睹，对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后所起的作用估计过低，对参与斗争的广大会众所蕴蓄的积极性加以抹煞，这种观点自然是不公正的。应当承认，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会党的教育和改造自然是十分有限的，也不可估计过高，湖南哥老会毕竟没有也不可能如同平山周所说的悉数尽“化为革命党，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80页。)，会党在政治上的盲目性、思想上的混乱性、组织上的分散性和行动上的破坏性也时时表现出来，例如在萍浏醴起义中浏阳东乡姜守旦为首的洪福会提出的檄文公然宣扬封建帝王思想，参与长沙抢米风潮中的湖南哥老会另一支派洪天保派的会首高宗怡公然鼓吹要当皇帝就是明证。 【资料来源：《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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