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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文字

 zqbxi 2017-12-01
     女真由肃慎发展而来,金国时期创建了自己的文字。
        西夏文字
       西夏,由党项族建立的一个王朝。后被蒙古所灭族。
       西夏文字的创制借鉴了汉字的形制,在构成上可分为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其笔画多在十画左右,撇、捺等斜笔较多,结构均匀,格局周正,有比较完整的构成体系和规律,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西夏灭亡后,仍由其后人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使用至明朝中期。
女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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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丹文字
       辽国建立后,先后创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文字。 
       金朝灭辽后,契丹文字继续使用。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诏罢契丹字”。
        契丹文颁布以后,由于契丹境内的汉族都使用汉文,契丹文只会通行于契丹民族中。但是,契丹上层统治者大都通晓汉文,并以汉文为尊,契丹文使用范围有限。
        契丹人崇拜华夏文明,建国后处处向中原文化学习,包括文化。现在契丹文已经成死文字。契丹文,现在已经无人能识别。
女真文字

女真文字

女真文字
        女真文字:
       辽国建立后,女真处于其统治之下,女真建立国家后,开始是没有本族文字的,就用契丹文字,后来模仿汉字,创立了女真文字。
       阿骨打建国后,在1119年(金天辅三年)命大臣完颜希尹制女真文字。希尹参照汉字和契丹率制成了女真文字,后称“女真大字”。
      后金熙宗在公元1138年2月12日(金天眷元年正月初一日)又制新字,称“女真小字”。
女真文字

女真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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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文字
        满族曾经使用过的一种拼音文字。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俗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字母数目和形体与蒙古文字母大致相同。使用了30余年。
        皇太极令达海(1594~1632)对这种文字加以改进。达海利用在字母旁加圈加点、改变某些字母的形体、增加新字母等方法,表达原来不能区分的语音,规范了词形,并改进了拼写方法,创制了专门拼写外来音的字母。
        另外还有一种满文篆字,是参照汉文篆书于清乾隆十三年 (1748)创制的。共有32种字体,依笔画的特征命名,如缨络篆、龙书等。
女真文字

       从西夏党项,辽国契丹,金国女真,到满清,其文字有所不同但是又有所相通。
        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字都是模仿汉字所创建,都属于方块字结构。 而满文是模仿蒙古文创建,是一种拼音文字。

    女真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兴起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1115年建立金,1127年占领汴京,北宋灭亡。1234年为蒙古所灭。有的认为上古的肃慎为女真先世,也有人认为证据太少。
  女真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族就是女真族后裔,1616年建立“后金”,满族的皇姓“爱新觉罗”意思就是“金”。满语是女真语的后裔语言。不过有人指出女真人与满族、女真语与满语不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文化发达的民族没有纯而又纯的,历史上多民族融和才是主流。单一民族不过是一种梦幻罢了,古人的记载大抵是可信的。
  女真语是典型的黏着语,有词形变化,如“格”共有10个。使用后置词表示动词的时、名词的格等语法范畴,如复数后缀是-sa/-s/-si与-L/-r,均置于名词、代词等的后面,依照词干元音选择不同的后缀,这就是阿尔泰语系最典型的“语音和谐”规律在起作用,满语、蒙古语、哈萨克语等至今都有这个特点。
  女真族创制了女真大、小字,使用了四百多年。女真文属于表意文字,笔画有横,直,点,撇,捺。 书写自上而下,从右向左换行。
女真文字
       1979年5-6月间,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完颜希尹家族墓地第四墓区第一号墓中发掘出两方墓碑,其一为带有女真文和汉文两种文字的“昭勇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这些女真文字是希尹家族墓地中极为珍贵的文字资料。为研究金代女真字字形、字体变化及女真书法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说其珍贵,是因为前人留给我们的女真字数量极少。到目前为止尚没发现金代女真文字的文献资料。我们仅能从金石、碑碣中发现少量女真字。其中刻有女真字最多的是位于今吉林省松源市徐家店的《大金得胜陀颂碑》。该碑上共有阴刻女真文字一千五百余。此外在河南开封市博物馆所藏的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朝鲜北青郡串山城女真国书摩崖》,《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上均刻有女真文字。至于《永宁寺碑》,尽管该碑上亦刻有七百余女真文字。但这已经是明朝永乐年间的文字了,要比从完颜希尹家族墓地中出土的女真文字晚三百余年。此外,在吉黑两省出土的一些金代铜镜、官印等文物上也发现有少量女真文刻字。不过数量极少。所以,从完颜希尹家族墓地中出土的这些女真文字显得十分珍贵。
       在历史上,女真文字的流行也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女真文字最初流行于金代天辅三年(公元1119年)。这次流行的女真文字是完颜希尹所创。在此之前女真人无本民族文字“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渐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由于女真人无文字,其记事仅凭“口传心记”这样记事即不方便也不准确。“女真即未有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很明显,这种无文字的状况给官府和百姓都带来极大的不便。金建国后,阿骨打越来越感到创制女真民族文字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这位具有很强民族自尊心的女真人领袖绝不会允许对外交往中使用契丹文字这种有损女真民族形象的事继续下去。于是,在金建国初期,辽金战争还在紧张进行的年代里即“命希尹撰本国文字、备制度”。完颜希尹经过潜心研究“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关于完颜希尹制字一事在《金史》中多次提及。如:“女真初本无字,及破契丹、汉始通契丹、汉字……完颜希尹乃依仿契丹字制女真字”。天辅三年(公元1119年)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字成功,女真人终于有了自己民族文字。阿骨打得知希尹创字成功“大悦,命颁行之”女真文字从此开始在金国流行。这次流行的女真字称女真大字。在完颜希尹创制出女真文字二十余年后,金熙宗完颜亶也创制出一种女真文字,称女真小字。在以后的年代里,女真小字与女真大字并行。
        女真文字创制后,金朝各路、府纷纷设立教授女真文的学校。随着女真文的推行和使用,学习女真文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金历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推广女真文字。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金太宗吴乞买(公元1123至1135年在位)亲自下诏命“耶鲁赴京教授女真字”后来在科举考试中加考女真文:“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真文字以为程文……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正隆元年(公元1156年)海陵王完颜亮(公元1149年至1161年在位)在科举选士的考试项目中又规定“以契丹字书译成女真文字,限三百字以上”到了金世宗时期(世宗完颜雍,公元1161年-1189年在位)对女真文字愈加推崇。世宗于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以女真大。小字译《尚书》颁行之”,又令“择猛安、谋史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学子达三千人之多。大定九年(公元1169年)金世宗命“取其尤俊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大定十一年(公元1171年)世宗又“设女真进士科”。这个时期教授女真文字的学校也大幅度增长,“设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州学二十一凡千八百女真人”学自这些学校。大定十三年,又加强了教学力量,“以策诗取土,设女真国子学。各路设女真府学,以新进士教授”。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女真文字流行的最佳时期。但是与汉字相比,女真文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在希尹创制女真字前,女真上层少数人物原本使用契丹字。女真人征服中原后,中原先进的汉文化迅速传入北方,并立即引起女真人的兴趣,女真贵族都以获得汉名人字画为荣,以至帝王大臣都将汉名人字画做为珍贵礼品相互赠送。如左丞相完颜亮诞辰之日,金熙宗“遣大兴国以司马光玉吐鹘厩马赐之”。很快,汉字完全取代了契丹字。这一点可以从大量金代碑碣上、出土文物中极难见到契丹字这一事实得到佐证。此后汉字同女真字并用。各种资料表明,汉字在女真人中普及的程度远比女真字高。而且在推行女真文字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考试录用情况并不理想。大定二十二年(公元1182年)三月,当又一次录取女真进士完毕,世宗十分困惑地谓宰臣曰:“女真进士诚已久矣,何尚未考定参知政事?”很明显,由于女真文字本身的缺欠导致以女真文应试者均不如人意。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9年)世宗想改进考试内容,提出:“若试以精义可乎?”宰臣如实回答说:“五经中《书》、《易》、《春秋》已译出了,待《诗》、《礼》译完才能加试”。可见直至此时,用女真文字考取官员尚有很大困难,乃致世宗本人都对用女真文考取进士的可行性产生怀疑:“今虽立女真字科,虑女真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在民间,推行女真文字也有阻力。金世宗曾要求女真贵族子弟学习女真文字:“每谋克取二人”。但女真贵族青少年对学习女真文字并没有足够的热情,所以世宗只好补充规定:“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之”。那么为什么女真文字的推行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呢?这恐怕与女真文字不够完善有关。因为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字都需在实践中经过长期的修改、补充和完善才能完成。而女真文字仅经一两人创制,这显然不能达到完美的程度,更何况女真字到金世宗时期不过刚刚创制五六十年,所以女真文字根本无法与汉字一争高下。这一点完颜希尹的长孙,当时的左丞相完颜守道的见解颇为精辟,他说:“汉字初恐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所以尽管女真人经过努力创制出自己的民族文字,并积极进行推广,但因为这种文字本身的缺欠,随着暂短金王朝的覆灭而逐渐被汉字所替代。前面提及即使在女真文字流行最辉煌的年代,它的普及程度也不及汉字普及程度高。从希尹家族墓地出土的众多碑碣中亦可以验证这一点。希尹家族墓地的碑碣大都建于金世宗大定年间,即女真文字流行的鼎盛时期,但诸多碑碣中仅仅在昭勇将军的墓碣中发现了二十一个女真文字,这些女真文字在该墓碣文字中所占比例也极小。其余墓碣尽皆汉字。值得提及的是在完颜希尹,这位女真字首创者墓前的“神道碑”中,竟然见不到一个女真文字。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女真文字推行的广度、深度均有很大差距。女真文字从发明到相对兴盛又到覆灭其过程是短暂的,从而导致留给后人可作研究的女真人文字奇缺。希尹家族墓地出土碑碣上的这些女真文字亦显得愈发珍贵。
       完颜希尹所创制的女真文字空间有何特点,已有专家专门进行了研究。他们将女真语划为阿尔泰语系,归属满州通古斯语族,并确认女真语言系满语的祖语,亦是蒙古语的亲属语言。从文献中我们还知道女真语“合契丹字制度”。完颜希尹根据女真语言特点,以汉字和契丹字为基础,采取加减笔划或取其音,或取其义的方法创制女真文字。希尹家族墓地出土的这些女真文字恰好证实了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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