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河南大饥荒：300万人死亡，人吃人的“野兽世界”

孺子雅舍 2017-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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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一种大雁拉的屎、大雁屎，成了许多苦难的河南人眼中的香饽饽。

这一年入春以来，河南全省连续干旱，《河南省志》对此的记载是，1942年全省各地普遍“大旱”、“秋绝收”：“安阳苦旱，二麦未收，秋禾盈尺又未结实；淇县山丘颗粒未收；洛宁二麦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

从通许、伊川、偃师、汝阳、密县、郑州、尉氏、许昌、睢县、西华、桐柏、南阳、唐河到新蔡，广大的尚未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国统区，干旱、绝收，正如可怕的瘟疫一般，蔓延了自古以来便是多灾多难的河南大地。

田地几乎绝收，于是，树叶、杂菜等平时给牲畜吃的东西，眼下也成了饥民们的美味；蒺藜、柿饼这些平时觉得难吃的东西，价格也在不断飞涨；榆树皮能扒的，也被扒得精光用来填肚，对此，当时熬过了光绪三年（1877）大饥荒的老人们有经验，他们说，吃了草根树皮，即使熬过了这个年景，也是要病死的。

实在没有吃的了，大雁屎也开始走香起来。

熬过了1942年这场大饥荒的河南偃师老人韩雷松回忆说，大人们告诉他，大雁的粪便是可以吃的，因为大雁吃的是粮食，拉的屎，里面有不少还没消化完的粮食籽，这种说法，在1942年的河南非常流行，无数已然饿得两眼发昏的人们，已经顾不得脏和臭，只要有，就敢吃。

▲河南灾民正在刮树皮吃。

对此《偃师县志》记载：“民国三十一年（1942）春夏，大旱，二麦歉收。7月，蝗灾、风灾，粮食收获仅一至二成，人多以树皮、草根、观音土、雁屎充饥。灾民19万，外逃及死者难以数计。这次灾荒为60年间所罕见。”

河南《巩县县志》也有这样的记载：“民国三十一年，大旱，几近绝收，加之日军侵略酿成大灾，农民多以树皮、雁屎、观音土充饥。”据当时河南赈灾会统计，当时巩县饿死19100人，逃荒至少达8万多人。

《河南省志·人口志》中也记载，1940年，河南全省人口是3067万；到1942年，只剩下2798万人；1943年，剩下2595万人；到1944年，人口更是降至2471万人。短短四年间，全省人口减少了596万，除去正常的人口增减和战乱影响，估算1942年饿死人数，应在300万人以上。

这场1942年的大饥荒，除了老天爷造孽，很多也是战争和人，惹的祸。

1938年，随着日寇的节节推进，开封沦陷，为了保卫郑州和武汉、西安，国民政府以水代兵，扒开了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南下、西进，史称“花园口决堤”事件，而这一惨烈的行为，最终造成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县89万人死亡、390万人流亡、1250万人受灾，无数黄泛区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纷纷涌入国统区。

当时，日军每到一地，就会大规模破坏农田庄稼，加上中日双方战争影响，大量农田在战争中被毁或被迫抛荒；而1938年黄河改道，更是形成了一片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致使河南东部平原的万顷良田，变成了沙滩河汊，无法耕种。

此后黄河连年泛滥，频繁决口；而1942年开始的大旱，则使得黄泛区土地经过大旱炙晒后，蝗虫大量滋生。对此当时曾采访河南大饥荒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黄河改道影响了河南的生态，后来的大旱与蝗虫都与此有关。”

▲1942河南灾民。

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徐有礼也表示，“黄泛区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导致了自然灾害的加剧···花园口决堤后，泛区内河淤沟塞，水系紊乱，芦苇丛生，成为水旱蝗等各种灾害的发源地。其中危害最大的除了水灾之外就是蝗灾。1942—1947年，河南、安徽、江苏一带多次遭遇特大蝗灾，而黄泛区是蝗灾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蝗虫所经之处，田园庄稼为之一空。

《河南灾情实况》记载，1942年，全省起初是连续三个月大旱无雨，致使麦收不足二成；持续的干旱，使得红薯、高粱、荞麦也几乎绝收；到了秋天，遮天蔽日的蝗虫飞扑而来，对此当时采访旱灾的河南《前锋报》记者李蕤写道：

“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光了他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到秋天，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的垂毙的秋苗枯焦。”

历朝历代，都有水灾和旱灾，但为何唯独1942年这次，却显得尤为惨烈？

对于当时的国统区最高军事领袖蒋介石来说，1942年，他觉得自己实在太忙了，因此对于河南的灾荒，他刚开始显然并没有太在意。这年1月1日，蒋介石先是出席太平洋会议；4月，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而后惨败；6月，美日爆发中途岛海战；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因此，对于河南国统区的水旱灾害，一开始，他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

蒋介石甚至以为，地方屡屡报灾，是奸诈之徒想减轻“征课”，他在日记里写道：“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驶，申报水旱灾况····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预图减轻征课之责任，士绅则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

当时，数十万国军在黄泛区两侧，与日寇隔岸对峙，当时，几十万国军的驻扎，所有军粮、马料、兵源供应，统统“就地取材”——而身处前线的河南，从1937年—1942年，出兵出粮都位列全国第一，在1942年前的日子里，人民缴纳军粮田赋之后，很多已经只能是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而1942年的旱灾和蝗灾，则将他们逼到了生死存亡线上。

▲1942年，饥民倒毙路间。

对于这场开始显露苗头的大灾，当时驻扎河南一带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也察觉到了情势不妙，于是开始向国民政府报灾，但没想到的是，与蒋鼎文的做法相反，在1942年初新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却故意迟迟不向国民政府报灾，并且向国民政府申报说，河南“麦苗茁壮，收获还好”。

因为在李培基等人看来，他刚刚新官上任，如果申报灾害，势必影响征粮和他的政绩。以当时国民政府的县长考核为例，当时蒋介石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百分之三十五，兵役也占百分之三十五，其它占百分之三十。”县长如此，省长也大概一样，在李培基看来，误了军粮征收，这个省长还当不当了？

对于河南军政双方自相矛盾的报告，蒋介石觉得奇怪，因此对河南的灾害，并不以为然。

河南大地，水旱蝗灾泛滥，而军粮却仍然按照正常年份进行征收，人民，在一点点被逼到生死线上。

为了保证正常征粮，当时的河南省政府继续分派大员，到各个县进行征收；各地县政府则派人到乡村逼粮，农民如果交不出粮食，政府便派人直接住到农民家去“坐催”，住农民的，吃农民的，逼着农民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去纳粮，为此，有的农民在交出全家仅剩的一点粮食后，全家服毒、集体自杀。

对此，当时不明就里的国民政府官办通讯社中央社，还报道说：“河南人民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

▲1942年，一位河南农民，准备埋葬他的亲人。

以当时的河南许昌县长王桓武为例，1942年许昌的麦收、秋收还不到一成，但为了政绩和当官的王桓武，对上却申报说，“许昌的农收仍为八成”，对此，当时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回忆说：王桓武“只是狠着心按预报的八成数字催农人缴粮，缴不够的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吃着农民的，要着农民的，农民宁可自己没有饭吃也不能不先打发催粮的人走，于是乎卖衣物，卖牛马，卖耕具，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来购粮缴粮。”

当时，许昌“连年凶岁。饥寒交迫，死亡枕藉···以树皮草根罗雀俱尽之饥民，当然无粮可交”，但王桓武却说：“宁可饿死十个老百姓，不叫饿死一个兵，为抗战军事第一也。”以致许昌百姓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弃家四逃者不计其数。

在此情况下，河南老百姓开始卖儿鬻女，最终甚至发展到，开始人吃人。

河南许昌人杨却俗回忆说，当时，“卖孩子就像卖白菜”，“在平时，如果丈夫劝妻子去跟别人过活，或者妻子要求丈夫把自己卖给别人，都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在那饥饿待毙的时候，丈夫为了怜惜妻子，不忍心她饿死，就劝说她跟随别人，逃条活命；妻子也为了使丈夫免于饿死，自己不惜牺牲一切，要求丈夫把她卖去：反而成为他们的相爱相怜、恩义非常！如此人间的痛苦，也够使人酸鼻了。”

当时，粮价昂贵，人民纷纷将仅有的衣服、家具拿出来卖钱，在河南省内各地的村集上，出现了公开的“人市”，当时，小男孩、小女孩头上往往插着一根谷草，以表示是用来卖的。

无以为生，《界首一览》还记载了，当时许多来自河南许昌、漯河一带的女孩子，被卖到位处安徽太和县一带的界首做妓女的事例。当时，河南巩县有个女孩子叫李艳芳，被一个军人买去说是“做妾”，没想到那军人却将她带到西安，直接卖到了妓院。

到了1942年冬天，当时，河南一带的小麦，已经由正常年份的10元（纸币）1斗（14市斤），涨到了100元1斗；到了1943年春天，价格更是暴涨到了800元1斗；缴纳完军粮的灾民倾其所有，却买不起粮食了。

▲逃荒的河南农民。

河南巩县的武磐石，1942年时才19岁，当时他正在许昌电信局工作。武磐石说，当时许昌县城北门住着一个姓常的女人，邻居都管她叫常四婆儿，这常四婆儿当时经常捡死婴来吃，后来更是发展到，经常诱拐一些两三岁的小孩进行杀煮，当警察对她家进行搜查时，在她家里，看到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小孩胳膊和大腿，而她家的床底下，更是一堆白骨，在她家一个破木箱里，甚至放着还没吃完的小孩尸体。

当时，《前锋报》记者李蕤在《豫灾剪影》中写道，河南郑县一个老太婆和他的丈夫马水道，甚至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杀死吃掉，两个人被抓时，身上还藏着一包人肉。

当时，一些马路边的所谓饺子摊上，一些富有的顾客，吃着吃着，经常发现肉里面，经常还藏着指甲。

对此李蕤写道：“从前听说人吃人的事，总觉得是人们的夸张，如今置身其地，亲聆相食亲子的事，只有愧叹自己以往的孤陋寡闻和感情冷淡。因此我希望坐在暖室华屋里的人，不要忽视这些血的现实。”

河南郑州三青团分部，则在当时的调查单上，写着当时民众在活不下去后，各种各样的死法：有上吊自尽的，有投井的，有服毒自杀的，有摔死孩子的，有全家饿死的。

当时，担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仲鲁，写了他在视察灾害途中，碰到的一件事：

“我又到方城、舞阳、南阳等县视察救灾工作，途中已见有人倒毙。方城城外即有人市，一对夫妇，无法生活，妻被出卖，当分手时，妻呼其夫说，‘你来，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夫听此话，大受感动，抱头痛哭说：‘不卖你了，死也死在一起！’”

灾情继续发展，在收到蒋鼎文等军方关于灾情的密报后，蒋介石在1942年夏天，宣布将当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但“出乎意料的是，为了追求政绩，当时的粮食部长徐堪却将 250 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就多征收了1.5亿斤粮食，不知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

1942年10月初，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河南视察，对此张继、张厉生到了河南后，给河南各界大小官员开了个会，并宣布中央的“德意”指示：灾要救，但军粮也不能免；而对灾害，也“不能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视听”。完了，张继、张厉生“告诫”各位河南官员说：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后来回忆说，河南省政府在全省大灾的情况下，继续派人到处催缴军粮，而“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还）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除了灾荒，当时河南国统区内，汤恩伯部队做虐也非常严重。在当时，河南民谣传唱道：“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水”为水灾，“旱”是干旱，“蝗”为蝗灾，“汤”字，则是指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尽管抗战有功，但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省内，却强迫河南省内的百姓，向驻豫的部队供应数额巨大的军粮和马料，有的甚至沿用北洋军阀“吃地面”的做法公开抢劫——以汤恩伯的13军为例，当时，13军的士兵到处抢掠农民，抓了人家一只母鸡，还要勒索20个鸡蛋，农民惶恐，当兵的还要呵斥说：“母鸡能不下蛋，鸡蛋哪里去了？”

▲黄泛区困苦的老农民。

当时，13军还到处派发赋税，随便抓壮丁，不管这家人是否只有一个男人，而有的士兵缺钱了，甚至在路上随便抓人，然后向家属索要赎金。在此情况下，当时河南百姓流传民谣说：“宁可日军来烧杀，不要国军来驻扎”。

在此悲惨的情况下，为了为民请命，国民政府参政委员郭仲隗，特地从河南赶到重庆，在1942年10月30日的重庆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郭仲隗泪流满面，向在场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痛哭着陈述了河南的灾情惨状。

郭仲隗在会上流着眼泪说：“我是参政员，受河南三千万人民的委托，人民生活在死亡线上，日夜忧心如焚，愤怒填胸，职责天良，怎能不大声疾呼？所以在会上开宗明义就说，我坐过牢，下过狱，什么都不怕，河南灾情重到饿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年青者往陕西逃生，政府竟下令堵截；老弱在家园先吃草根、后吃树皮，现在吃观音土，吃后屙不下来，活活憋死，难道政府的眼睛瞎了看不见，耳朵聋了听不见吗？我带河南人民吃的十种观音土，请各院部长看一看！”

会上，郭仲隗将自己收集的河南老百姓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大雁粪带到会场上，流着眼泪向会场的要员们进行展示，并领衔联名提了一个提案《河南灾情严重，请政府速赐救灾，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

随后，国民政府开始进行赈灾，并拨款2亿元法币到河南，当时，这笔钱大概只够300万灾民，每人买上0.9市斤米，而就是这样一笔钱，最终拨到河南，被各级官员一路贪污，最终只剩下8000万元赈灾；而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三青团河南支部主任王汝泮，也将赈济款其中的200万元，偷偷转移，自己到老家许昌买了500亩地；

此外，国民政府当时又下拨3亿平粜款，责成河南省政府组织平粜委员会，到外省购买低价粮，按平价卖给农民，再用收回的资金继续购粮轮番周转；但这笔3亿元的款项，却被河南省府政秘书长马国琳，和当时的河南工农银行行长李国珍把持，进行投机买卖，所谓的平粜粮，一直到1943年新麦登场时，才运到灾区；而此时，款项已经下拨半年之久，300多万人民已经饿死。

1943 年 3 月 25 日到 4 月 20 日，为了获取更多灾区实际情况，《前锋报》记者李蕤，从洛阳沿着陇海铁路的灾民逃难路线，一路骑车东行，对灾情严重的区县，进行了 20 多天实地采访，在报道中他写道：“泪眼，泪眼，饥饿，饥饿……都是今天、此刻便没有东西吃，而且已经几天没有东西吃，没有一个不是迫切地等待着救。他们觉得我穿着制服，是在外面‘混事’的人，一定不是有钱便是有办法。他们哪里知道，我只是个穷记者，手里只有一支并不自由的笔，和一颗不值一文的‘同情心’而已。”

面对不断传来的灾情， 1942年12月，《大公报》记者张高峰自四川北上河南，然后从洛阳前往豫西、豫东及黄泛区等地采访，1943 年 1 月，他从叶县寄出通讯《饥饿的河南》，2 月 1 日，《大公报》将其改为《豫灾实录》进行刊登，张高峰写道：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民，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在洛阳，张高峰看到，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最后，张高峰愤怒地写道：“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大公报》记者张高峰1988年在天津。

张高峰的报道刊发后第二天，《大公报》又刊发了王芸生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在社论中写道：

“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大公报》报道相继刊发后，国民政府震怒，下令《大公报》停刊三日；不久，1943年3月初，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一直到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汤恩伯部队溃不成军，张高峰才得以获释返回重庆。

《大公报》的被迫停刊，也引起了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的注意。

1943年2月，白修德连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采访，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也被河南的地狱惨状所震惊：他看到野狗在路边啃咬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割死人的肉；而乞丐们则汇聚到各个地方的城门口，路上不断有弃婴在哭泣和死去。

在白雪覆盖的郑州，白修德看到一群群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等死；而一个姓马的妇女在法院受审，原因是她吃了自己的女儿，而孩子身上的肉，则被送到了法院作证。

“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

▲1942年，河南农民在逃荒路上。

在离开郑州时，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白修德记下了当时的菜单：两个汤，有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还有春卷、热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最后，“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

后来，白修德在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返程途中，白修德在洛阳电报局，将自己的采访报道，发电回了美国《时代》周刊总部，1943年3月22日，这篇名为《等待收成》的报道最终刊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当时，宋美龄刚好正在美国四处演说、求取援助，白修德的报道使宋美龄恼羞成怒，她强烈要求《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但最终被卢斯拒绝。

回到重庆后，1943年5月14日，白修德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河南人民的苦难，震撼了白修德，最终他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获得了蒋介石的接见，在安排好接见后，宋庆龄给白修德写了张纸条，嘱咐白修德说：

“此事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我建议你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如实对他报告。如果因此会让有些人被治罪，甚至掉脑袋，也请不要过于忐忑不安····舍此一举，形势就再没有可能扭转了。”

▲美国记者白修德。

后来，白修德回忆了这次他和蒋介石的会面：

“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子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因为是他的多管闲事的妻姐逼着她接见我的·····我希望通过讲述吃人肉的事，让我的汇报有突破性成效。他说，人吃人的事情，绝不会在中国发生。我说，我见到狗在路边吃死人，他说这不可能····（直到福尔曼拿出的）照片清楚显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情景，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点，有点神经质的抽搐。”

后来，蒋介石仔细询问了在那里拍的相片，要白修德提供完整的报告，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白修德“比中国的调查人员更能干”，20多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蒋介石的官邸。

此后，国民政府终于开始救灾了。

但人民，是会报复的。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后，汤恩伯的部队，在河南战场上一败涂地，当汤恩伯的部队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开始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汤恩伯军队的散兵游勇，甚至整连整连地缴获这些国军的枪支、弹药、无线电台，乃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

对此，汤恩伯则将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归到河南老百姓头上，并诬蔑河南民众都是汉奸，贴出标语，表示要进行屠杀。在此情况下，1944年9月，还是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站了出来，他在重庆举行的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愤怒揭露了汤恩伯祸国殃民，以及河南人民身受“水、旱、蝗、汤”四大迫害的惨状，并请求彻查汤恩伯等失职将领。

当时，郭仲隗在会场上声泪俱下，激起全场愤懑，会场响起一片要求“枪毙汤恩伯”的呼喊声，会议无法再继续，不得不休会。此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引咎辞职，汤恩伯因为是黄埔系的骨干，最终被蒋介石撤职留任，为此，汤恩伯还曾经试图派人刺杀郭仲隗，所幸并未成功；此后，河南省政府也进行了改组，瞒报灾情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也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