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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密特|诗人的创作自由【附讲座信息】

 昵称44969444 2017-12-04

诗人的创作自由


卡尔·施米特著;王青译

选自《哈姆雷特或赫库芭:时代侵入戏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在德国,我们习惯于认为诗人就是汲取随心所欲的源泉的创造精神,18世纪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带来的天才崇拜在考察被称为莎士比亚的恣意时,恰恰成为德国艺术哲学的信念。诗人具有的虚构、创造的自由因此成为艺术的一般自由的守护神以及主体性的牙城。如果说是创造精神驱使着他,那么有没有不管是自己的体验还是他人的体验,不管是读书、新闻报道还是什么,必须按照自己的愿望加以艺术利用的方法吗?他把手伸到深处,用那只手把素材转化为美这一截然不同的王国,却把历史的问题和社会学的问题视为无聊的低级趣味。旧诗学常言“诗的许可证”等,用平常的德语来说就是“诗的自由”,这种修辞表现了天才诗人的绝对性。

再加上我们的美学概念一般受到抒情诗而不是戏剧的规定这种情况,文艺成为话题时,我们浮想起抒情诗,但是与抒情诗的诗歌体验之间的关系是与悲剧具有的神话乃至同时代史这一悲剧源泉之间的关系完全异质的东西。抒情诗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任何源泉,抒情诗以主体的体验为契机,我们最伟大同时也是最自觉于形式的讨论的一位诗人施特芬·格里格非常一般地这样阐述:被艺术所变形的体验,对艺术家自身来说是无意义的,而对其他任何人来说,认识这个体验与其说是安心,不如说产生混乱。这可以适用于抒情诗,也或许可以成为对于把歌德的恋爱诗用歌德的恋爱体验来装饰的一知半解的反驳。但把对于现实的这样的空隙当作给予抒情诗人的创作自由的想法,不能转用为其他诗的创造方法和形式。所谓对应抒情诗人的主体性的创作自由,与作为叙事诗人的部分客观性的自由是不同的性质,与戏剧作家的自由也不同。

说到戏剧作家,在德国认为是——当然是——以这个国家的古典作家为原型从那里抽象出来的形象。德国伟大的戏剧诗人莱辛、歌德、席勒、古力鲁巴尔察、黑贝尔,他们为了出书而写剧本,他们作为文学的家庭作坊工人而坐在书桌前、或是站在写字台前,把原稿交给出版社换成稿费。家庭作坊工人这个词在这里一点也没有轻蔑的意思,这个词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只是把重要的社会学实情确定地赋予了特征,在这里的关联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按照与此完全不同的规矩而成立的。莎士比亚写作品不是为了后世,而是为了站在他眼前的具体的伦敦观众,严格意义上不能说是他写了它们,尽管如此他是站在非常具体的受众的角度来记录那些的。莎士比亚的每一部作品都不是以在作品上演前就通过印刷物而了解它的观众为目标的。艺术与艺术作品、戏剧与戏剧家的以上的想法都是我们德国传统教养中特有的,这个妨碍我们向莎士比亚和他的作品投向没有束缚的眼光。这里我们不涉及关于莎士比亚这个人物的争论,可以确定的是他不是从事出版印刷品的文学生产的家庭作坊工人,他的作品是在与伦敦的宫廷、伦敦的观众、伦敦的演员的直接接触中成立的,不管希望不希望,同时代的事件、人物自然产生了一个关连,那也许只是一个暗示,也许表现为真正的反映,在政治紧张和兴奋的时代这个到底无法回避。

我们从现在的事情也可以得知,可以想想1954、1955年的现在,我们在处理同时代的素材时成为惯例的那些套话:“本作品中一切人物、事件都是自由创作的

架空物,万一有与近年的人物、事件一致的情况完全出于偶然”。

请不要以为我把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作者和每天创作电影和时事剧的今天的生产者放在同一平面上了。虽说如此,如果考察它和与当前政治有密切关连的作品的相似性则会有收获,如果有必要莎士比亚也一定不拒绝把那些套话放在自己的戏剧的开头。

这些不仅对于戏剧作家的心理学、社会学,对于戏剧的概念,对于我们关于悲剧性事件的源泉的疑问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里任何戏剧作家都会碰到的关于自由的虚构、创作的局限会变得明确,规定在熟悉的观众面前直接上演的戏剧作者不仅与自己的观众结

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相互关系,也形成了他们共同分享的公共场所。聚集在观众席上的观众,由于具体地聚合在一起,而形成了一个公共场所,但这个场所把诗人、导演、演员以及观众本身也聚拢成一个整体,把他们全体都包含在里面,这里的观众必须理解剧情的发展,否则他们就完全跟不上戏剧,最终公共性崩溃,导致演出的大失败。

根据这样的公共性,戏剧诗人具有的创作自由应有明确的界限。如果舞台上的事件远远偏离自己的知识和期待,变得无法理解,或者失去意义时,观众就不再跟从,所以不得不遵守界限。观众的知识是戏剧的本质的因素,戏剧家编织到剧中的梦想也必须是包含在无意识过程中经过压缩或者置换处理的最近发生的事件、观众也能一起梦想的东西。抒情诗人拥有的创作自由是与此不同的特别事物,叙事诗人和小说家也同样。在戏剧作家的主体性、创作故事的快乐上,在剧场观看戏剧上演的观众的知识和他们正好在场而产生的公共性这一点上具有难以动摇的限界。

莎士比亚让我们看到对于他们的文学源泉而言有似乎无限的自由,但这里我们不能被他所欺。的确他拥有的自由很大,从他利用那个源泉时的随心所欲来看,他甚至被称为“内心是反历史的”。但是他对于文学源泉随心所欲的自由,只不过是关于具体的眼前的伦敦观众和现在所与的现实、他们的知识被更加强固地束缚这一事态的反面。在历史剧中过去历史的知识是前提,但那和与最近的现在相关联的作品相比较,观众倾注的知识不一样。历史剧中在点名人物和事件时使用的名字是观众知道的,唤起人们一定的观念、期待,然后诗人利用这一点。关于这种观众的历史知识,让·保罗有句名言如下:

熟知的历史人物比如说苏格拉底和凯撒,诗人一呼唤,他们就像君王一样登场,而他的名字已经被熟知,因此一个名字里充满着各种状况。

现实中的一个人物以另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登场,但是从观众的知识来看马上就明白,这时事情尽管有点不同,但是效果并不因此而减少。一看就明白的化名挑

起了熟悉现实的观众、听众的紧张和关心,而这正是我们在这里所分析的詹姆斯=哈姆雷特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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