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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崇祯八年（1635年），大队农民军兵临桐城，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挣扎于死路的平民，以为这回看到了活路。一个老农拦住几名兵士，向他们倾诉自己的苦难，民军一个小头目说:“哎呀——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顺手一刀，把老农杀了。 置民于活路，又置民于死路，张献忠拉起的就是这样一支队伍…… （本文为连载，相关阅读请搜索头条号） 忽悠掉的大脑袋 但是，张献忠脑袋依旧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李自成陷入绝境，张献忠日子依然滋润，原因很简单：解决掉李自成，朝廷准备使第二枪，枪又有急用——崇祯十一年（1638年），多尔衮、岳托率领的两路清军越过长城，兵锋指向了大明朝的心脏。 主要人马拉去急救，本应享受“特级护理”的张献忠不得不被凉在了一边。不作死就不会死，张献忠的人马确实需要休整，主动挑战说不定就是死路。不投降，不造反，只能玩忽悠。 但是，张献忠的问题一日不实质性地解决，熊文灿也一日睡不着觉。熊文灿并不糊涂，对外宣传张献忠是真降了，那也只是说说而已。所以，隔三岔五熊总督都给张副总兵出点题目。有几次缺兵，熊文灿想一箭双雕，找张献忠“借”。张献忠没有缴械，因为张献忠有“忠心”，需要留着队伍为朝廷“效力”。这个说法，也算说得过去，熊文灿也曾顺水推舟表扬过他。你留我借，天长日久地借下去，被借成穷光蛋是迟早的事，张献忠不会干的。 熊文灿要借，张献忠也不能不借，撕破脸皮对谁都不好，所以也只能忽悠，先答应下来，然后给熊文灿回话：事情的落实要点时间，迟几天，再迟几天。几天之后，下文当然是没有，因为新理由肯定会出来。 熊文灿知道张献忠在忽悠，不愿较真，是因为自己也在玩忽悠。并且，这种想法比张献忠还早。 两年前，熊文灿接到调令，即在庐山咨询过空隐和尚。所谓旁观者清，体制内那是听不到真话的。熊文灿的咨询事项还没提交，空隐和尚就给了他三个字的答案：公误矣！ 熊文灿条件反射般地回了个“为什么”。空隐说，那你掂量掂量，你有能搞定流贼的士兵吗？ 这个没有。接着空隐来了段文言文：“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熊文灿的文化水平没有问题，他回答空隐：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才，这个真没有！ 空隐甩出的包袱，一点都不幽默：皇上对你万般器重，事实上你又无兵无将，结局大概就是杀头。 熊文灿沉默半晌，试探道：招抚行不？ 这是熊文灿成功的起点，也是自己强项。空隐的结论是：流贼，不是海贼。 时过境迁，发达地区的经验拿到贫困地区来，熊文灿成功的起点就这么成为他成功的终点。 熊文灿对张献忠始终不采取强硬措施，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熊文灿的忽悠，很有一点明智的色彩。 剧照 张献忠对熊文灿的事忽悠，对自己的则十分实诚。他住在谷城，除了天天练兵，还认真补习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张献忠找了秀才，给自己当军师。军师潘独鳌，又作潘独骜，湖北应城人，秀才出身。别瞧不起秀才，洪秀全学历其实还不如他，造反的活干得照样惊天动地。张献忠到来之前，潘独鳌就拉过一支三十人的队伍，不过那时是准备打张献忠的。关键时刻，潘独鳌审时度势，归顺了张献忠，可见在他的眼里民军是一去潜力股，比起资不抵债的国企是值得投资的。张献忠对潘独鳌很器重，后来还让他的儿子当自己的礼部尚书。潘独鳌干活很卖力，经常加班给张献忠部的军官补习文化，张献忠和他的大小头目也由此知道了“孙子兵法”。从这个时候起，张献忠的民军就不再是乌合之众了，战略战术也与官军缩小了距离。 除了练兵，学习文化，张献忠开始学习行政管理。谷城这一带，张献忠安排人收税收费，抓贼断案，跟老百姓的关系搞得也比较好，随便杀个老百姓开开心的事几乎没有。没事的时候，张献忠还到处视察，俨然自己是谷城县长。 假县长太敬业，真县长就不干了。谷城县令阮之钿，桐城诸生。阮县令如今知道他的人很少，但与他有关的两个人很有名：阮大铖，刘若宰。前者是他本家，后者是他亲戚。阮之钿的县令帽子，便是状元刘若宰帮忙争取来的。 但是，阮县令政治素质好，工作认真负责，自打张献忠的部队被安置在县境，阮县令的日子实在没法过。该阮县令收的税，被张献忠收了，总不能让老百姓交两次税，完成自己税收任务。更麻烦的是张献忠不仅收税，部下还又四处抢掠，造成社会治安问题。阮之钿找张献忠交涉，张献忠说：你是朝廷的地方干部，我是朝廷的部队干部，部队供给不足，你应该负责，我们自己想办法，没去找你就算不错了！ 阮县令这个窝囊实在没法说，眼睛始终盯住张献忠的一举一动，巴不得早点解决。崇祯十二年（1639年）年初，阮县令的关注有了重大成果：张献忠密见了一个人。经过秘密侦察，阮县令大吃一惊，这个人竟是朝廷“一号通缉令”上的主角：李自成！ 成天忽悠，以改邪归正自居，张献忠还能蒙过一些人。但李自成改行当官兵，可是他自己都没说过的。打得只剩下十八个人还不肯求饶，李自成与张献忠是风格完全不同的两路人。在混得最倒的困难时刻，李自成又跋山涉水只身来到张献忠大营，不是求张献忠给两个钱花，而是要把造反大业进行到底。 阮之钿对张献忠的图谋，已经一清二楚，恰好同乡方孔炤巡抚湖广，方孔炤是个主战派，本来就不相信张献忠是真投降，于是八次上书要求把张献忠给解决掉。但是，所有的报告都没有下文。 熊文灿不是相信张献忠有诚心，而是对自己没信心。撕破脸皮打起来，怕的是不是张献忠的对手。更重要的一点，张献忠送了他不少的钱，还有不少古董。张献忠虽说文化水平不高，但搞到的古董却没有一件是赝品。阮县令对朝廷倒是实诚，但这么长时间，也没给过自己什么好处啊！ 张献忠就不一样，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给熊文灿送份礼，分量还不清。除了熊文灿，远在京城的高官司，他也不嫌麻烦，经常派人专程送礼，顺便打听点信息。 阮县令不够客气，那是因为他官太小。张献忠如今是个副将，按照体制内的规矩，也没有哪个上级对下级点头哈腰的。对上级和关键人物，张献忠还是很讲礼节的，拜见时都是行下跪礼，还且很规范，尽管讲礼貌、讲规矩他打小就不习惯，为了工作需要，这些年算是磨练出来了。 官场正规礼节，张献忠懂。细节问题，他也无师自通，熊文灿等高官的住处，他还时常去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加深加深印象。所以，怀疑张献忠贼心不死，熊文灿多少有点于心不忍。左良玉、方孔炤、阮之钿等三番五次地提醒要防范张献忠，甚至要解决张献忠，熊大人觉得可能与张献忠没有送礼有关，或送礼太少有关。也可能是这帮人站着说话不腰痛，万一军事行动出了差错，领导责任谁来承担？类似的报告太多，熊大人统一口径回复：不会的！ 大人有大量，左良玉、方孔炤提了多次没有结果，最终说说也就算了。阮之钿做事太较真，熊文灿不肯干的事做要去干。当然，剌杀张献忠，阮县令是做不到的，他能做的是思想政治工作，让张献忠安心在政府部门工作。于是，独自一人来到张献忠大营，承诺只要张献忠不造反，可用自己全家人的性命担保张将军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张献忠真想上前一个嘴巴把他抽死，但是忍住了，改送阮县令一顿臭骂。张献忠嗓门大，话又脏，并且还是书上找不到的新词。阮县令一时想不开，回家之后在墙上写下了张献忠早晚必反这样一段话，拿起“农药”便喝了下去。幸亏是古代 “农药”的科技含量低，阮县令想死没死成，但是留下了后遗症，经常生病。 或许是李自成的反动宣传起了作用，或许是内部情报搞得太准：满清大军大举入侵，张献忠心里发怵的孙传庭、洪承畴全都去了辽东，朝廷很难顾得上湖广的事。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依旧戴着熊文灿给的副将帽子，毫不客气地打起了官军。 张献忠重新起事后的第一站，是拿下谷城县城，这对张献忠来说太容易。轻而易举地拿下谷城，民军打开监狱放出囚徒，还发动群众跟着造反，还把阮县令上班的地方放火烧了。县城里的官员全都跑了，阮之钿很有士大夫的气节，在家里第二次喝“农药”，药还没找到，张献忠派人来了，让他投降，他不降；让他交官印，他不交。张献忠能搞掂熊文灿，就是搞不掂阮之钿。盛怒之下，张献忠砍了阮之钿，再挫骨扬灰。这一天，是大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六日。 顺手拿下谷城县，张献忠也不像过去急着去抢第二家。按照事先的秘密约定，赶去与曹操会师。 曹操，跟曹丞相没有关系，真名叫罗汝才，出生地及后来的简历与张献忠如出一辙，投降后的安置地是郧县。两股民军合兵一处，然后大军开溜！ 不开溜，等于呆在官军的包围圈。 重举大旗，张献忠发布了史上最奇葩的檄文，通篇不讲自己的正义之举以及豪迈决心，而是一份大字号的送礼清单：受贿人姓名，受贿金额，详略得当，一清二楚，没有一句废话。 经济问题被举报，熊文灿也顾不得许多，就算坐牢也比掉脑袋好。更好在手下有个左良玉。左总兵提建议熊大人不听，熊大人下命令左总兵还是雷厉风行地执行，因为他对张献忠超喜欢，过去经常打，每次都打赢，自己的身份地位，等于是张献忠这个陪练送的。 追到襄阳附近的罗山，左良玉与张献忠两军遭遇。准确地讲，不是左良玉追上了张献忠，而是张献忠等到了左良玉。潘军师传授的“孙子兵法”普及本，张献忠运用得出神入化：民军布下的大口袋，网住了河南总兵张任学，也网住了左良玉的几万官兵。左良玉的能耐确实比张任学大，最终带着几百残兵逃了出来。 左良玉回来后停职反省了，因为他不光打了败仗，还把总兵官印给弄丢了。丢在哪，根本想不起来。 最惨的是熊文灿，辛辛苦苦忽悠了几年，最后把自己的脑袋给忽悠没了。 剧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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