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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城市的繁荣，都少不了大量基层体力劳动者（亦即某些人口中的“低端劳动力”）的辛勤工作和付出，他们不但了满足城市居民的各种需求，而且壮大了城市的规模，参与城市精神的塑形，促使城市产生可喜的变化。 一千年前的宋朝，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打破了城市中封闭、严苛的居住制度，催生了繁荣的商业都会和娱乐天堂，使城市中充满了自由、快乐的氛围，中国也因此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最先进的城市——汴京。  请输入标题 bcdef  军事据点与商业都市 1 远古时代城市的产生方式，不外乎军事与商业两种。中国还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两河流域因为战争的频繁和军事技术的发达，各族间的多次征服使氏族的壁垒早早的被打破，商业因为自由流通获得极大的发展，很多商业集市通过宗教的纽带，演变为城市。 而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虽然已经出现了五帝之类的军事霸主，但他们不过是松散的区域联盟的盟主，其影响并没有深入各氏族内部，也没有造成氏族解体。 被认为对应尧帝的陶寺文化 当时中国最发达的黄河流域，诸多氏族之间势均力敌，万国千城长期对峙，各氏族的军事堡垒成为最早的城市，这在近年发掘的大量城址中已经得到证明。因此，这些军事据点演变而来的城市，将来即便商业繁盛，也容易受到军事政权的管束和控制。 这种情况经历夏商周三代，虽然王权在逐步加强，但氏族之间始终未能充分整合。商人很多时候是为本氏族服务的，而不是自由经商，所以当时的商业是氏族之间的事务，受到氏族（加强版就是封建邦国）的管束较多。 比如交易有规定的时间，《易经》说，神农氏“日中而市”；有固定的场所，如《管子》所谓“百乘之国，中而立市”，只能在规定的商业区买卖，其他地方不许做买卖；对交易的商品有严格的规定，很多东西不准卖，《礼记·王制》里面规定了大量“不粥于市”的东西，包括各种礼器和违背自然规律的产物，都不许买卖。这些文明早期的特有现象，对中华文明的性格有深远的影响。 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的扩大，军事技术的跃进一日千里，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持续不断，氏族才纷纷解体，重新融合，战国时代的商业也达到上古的高峰，临淄、定陶等城市因为商业的发达而成为繁华之都。 但是，战国争雄，最终取胜的是奉行极端军国主义的秦国。秦王朝对社会进行全面管制，商业由官府垄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加强政府的角色，军事暴力的升级版——专制皇权成为城市的核心力量。 秦国的国都咸阳，在战国时代远逊于关东六国的首都，统一以后才借助着强制迁入六国贵族才发展为大都市。咸阳以宫室为城市的中心，宫室面积达到城市面积的一多半，居民、市场和作坊都根据宫室的需要来安排；地方郡县则以政府官署等行政机构为城市的核心，一切都围绕着政府打转。 咸阳宫室之阿房宫 对城市生活的管理也形成制度化。城门每天早晨开启，夜间关闭；晚上执行宵禁，不许居民上街，违者重罚；在居民小区外面修围墙，只设几个门，称之为“里”或“坊”，里坊的门早开晚关，设专门的里正管理，限制居民的活动，同时也限制“盲流”进城居住；市场也是中午开晚上关，而且类似的商品被规定集中买卖，跟如今的超市完全相反，这几条街只卖鱼，那几条街只卖肉，买个菜要跑好多地方。总之当时的城市规划是以方便政府管理为方针，至于居民生活是否便利不在考虑之中。 虽然以上内容多是周代的遗俗，但春秋战国以来，这些办法在经济发达的关东诸国，很多时候已经开始松动了，而进入秦朝以后又因为政府的强大，得到严格的实施。后来的汉朝基本承袭了秦国的制度，这一套办法就流传下去，陆陆续续的用到隋唐。 所以秦汉以来的城市，居民是很不自由的，生活也相当的不便，唯独政府管理方便，而且在城市里想干嘛立即就可以干成。 关中与关东，北朝与南朝 2 这种严苛的制度，由强大的军事弹压能力保证执行，适用于秦国这种经济不发达、不复杂，军事氛围却异常浓重的地区。但是历史总会发展，古代专制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有其上限（比近代低很多），人民为了谋生，努力劳作，必然会促进经济发展，在一潭死水之中蕴含着新变。 这种新变首先出现在关东地区（函谷关以东的六国故地）。 上古时代，关中、关东的文化很不一样，两个区域长期对立。关中凭借四塞险固，主要是秩序提供者，秦仗关中吞并天下，西汉建都关中则是为了占据有利地势，与东方新封的诸侯（包括汉初的异姓王和后来的刘氏同姓王）对峙，所以其军管性质都很浓重，汉代关东人进关中是要登记的，而且有不准带马匹之类的很多限制。 关东则是文化、经济的中心，因为水运便利，土地肥沃，关东的农业、商业都十分发达；因为缺乏强力管制的传统，关东社会活力四射，文化繁荣，对专制皇权认可度较低。 所以当汉光武帝刘秀以关东豪族为统治基础，建都洛阳时，受关东社会风气的影响，宫室的面积已经明显小于西汉。东汉末年，曹操建设邺城是对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变革，此后宫室虽然确定了城市中轴线的中心位置，但是进一步缩小，居民区增大，经济对城市的影响在增加。 十六国与北朝的都城，不论是北魏的洛阳还是北齐的邺城，均以曹魏的邺城为范本。而关中经历了几百年的衰落，西魏、北周的都城长安城市衰落，宫室规模也很小，到隋文帝统一南北，才以关东都城为范本，重修了长安大兴城，这也可以视为关东对关中的文化征服。 曹魏实质上的统治中心——邺城 但是，如果仅止于此，城市的商业氛围依然无法从政治氛围中解放。隋唐时代，城市依然实行宵禁，坊门依然早开晚关，市场依然有营业时间限制，市民依然受到很多管束，生活依然十分不便。 第二次转机出现在东晋南朝。西晋灭亡，司马睿逃亡江东，靠南北士族的支持建立东晋，皇室不论权力还是资源都远逊于从前，所以对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缺乏规划能力，只能勉强建设好宫城，宫城外面就放羊式管理了。 本来南京一带就有多条河流，地形复杂，加上皇室无力管束，形成了自由的街道和集市，城外还有草市补充，人民生活相当自由和便利。大士族如王导、谢安居住的乌衣巷，也被包围在一般居民的巷陌之中，还有许多上下层人士共同活动的公共空间——佛寺，统治阶级与人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上下悬隔，分区居住，市民的意识正在萌芽。 乌衣巷口 后来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皇权复兴，虽然对建康城进行多次扩建，使之豪华、壮丽，但也改变不了已经形成的城市风尚，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市民大都会正在成型。 然而南朝的皇权始终受到士族掣肘，政府的军政实力不及北朝，在长达百余年的南北战争中日见颓势，最终，隋文帝杨坚消灭南陈，统一中国。 杨坚猜忌心特重，为免有人据形胜之地割据，以拆除名城大都为乐。篡位之初，杨坚平定相州尉迟迥的反抗，拆毁了尉迟迥的大本营、北齐的故都邺城，但是邺城的格局终归是在长安大兴城再现了；平陈之后，杨坚又拆毁建康，且无意予以重现，建康的市民传统似乎要从此中断了。 但是好的东西总会引人向往，杨坚的专横被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亲手结束。隋炀帝年轻时是平陈战争的主帅，平陈过程中被南方高度发达的文化征服，不但醉心于南方绮丽的文学，而且还投入了南方的佛教宗派天台宗，成为江南士族的代言人。 所以当隋炀帝即位后，营建洛阳城时，受到南朝建康城的影响，就不那么严格的讲究以宫室为中心的城市布局，而是对洛阳的山川形势进行妥协，使宫殿处于洛阳城的西北角，而不是强求座落在中轴线上。因为洛阳成为大运河的中转站，商业极度繁盛，外来人口络绎不绝，隋唐的洛阳接续南朝的建康，蕴藏了产生的新变的可能性。 唐宋变革：从洛阳到开封 3 虽然建康的传统没有完全断绝，但隋唐毕竟一直在实行带有秦汉余绪的坊市制度，即使是在洛阳，居民也依旧要忍受秦汉时代的那些不便。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唐朝皇权的衰落，坊市制度逐渐走向了破产。 因为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日益提高，他们需要更多的商品、更多的服务，这就吸引了更多的外来人口；他们还需要更方便的购物方式，这就对只能跑远路去市场买东西日益不满；他们还需要夜生活，晚上没地方买东西越来越变得不可容忍。 唐朝前期，因为国力强盛，政府强大，还能约束一时；安史之乱后，大唐的威望一落千丈，政府对民间的管理力不从心，城市居民遂开始大张旗鼓的破坏坊市制度。 长安城——规整的坊市 首先，坊与坊之间出现了许多小摊贩，卖饼的卖馄饨的所在多有，而且24小时营业，十分便民；然后就出现了有固定营业场所的旅舍、酒肆，西市、东市附近的崇仁坊、延寿坊成了新的商业区，比东西两市还要繁盛；再往后，就出现了夜市，崇仁坊等地“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宵禁令也形同虚设，与唐前期每年只有元夜前后几天允许市民上街娱乐，即所谓“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已经恍同两个世界了。 长安如此，遑论气氛更活跃的洛阳。洛阳连市区都在大力扩张，不但在大运河畔形成了新市场，而且在王戎墓一带形成了新市区，向特大城市的方向发展。而这些成就，都离不开外地人的生产、贩运和消费，这其中虽然不乏富商大贾，但更多的还是基层体力劳动者。 不过，此时的坊市制度虽然出现了松动，但并没有从法律上终结。站在朝廷的角度，这些做法依然是违法的，只不过朝廷不严格执法而已。要将这套不合理的制度最终埋葬，还需要新的历史契机。 唐朝灭亡以后，长安、洛阳都受到重大破坏，五代政权除后唐因为以继承唐朝为名，定都洛阳外，其余的四朝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定都于汴州，亦即是后来的东京开封府。 开封是漕运之都，是多条运河和合流的交汇处（汴河、黄河、惠民河即蔡喝、广济河），其交通便利更胜于洛阳。而且开封历史上只做过战国时代魏国的都城（大梁），年代久远，影响不大，历史包袱较轻，五代政权一般又不是很稳固，于是开封城遂在大运河的加持下开始迅猛扩张。 水运枢纽开封 即便是周世宗有意对开封城进行规划，也不过为政府划定一些办公用地，其他地方则随便百姓建房开店，到宋初，开封已经不是一座以坊为主要居住区的城市了。 但是坊市制度毕竟有利于管束人民，减少统治成本，是统治者喜欢的制度，宋太宗和宋真宗都想恢复宵禁制度，而事实却让他们的如意算盘难以打响了。 此时居民没有用土围子一样的坊墙围起来，往往对街开门（坊市制度下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允许对街开门），要出来走走，巡夜的官兵因为照看面积太大根本无法尽管。 更重要的是，开封因为无险可守，屯驻了大量驻军，需要运河的物资补给，运河上的船只日夜不停的卸货，运输的人也需要消费，于是运河边因为外来人口的需要，最先打破政令的管束，“仓前成市”，日夜不停，为了招待其中的富商大贾，沿运河又修建了“十三间楼子”等宾馆和饭店。 一整套制度，如果有一个地方被突破，其他地方也会被跟着突破，而宋朝的皇帝除宋神宗等个别人之外，一般不会丧心病狂的去跟全社会作对。于是，宋太祖时，即下令不禁止夜市，百姓在三更之前可以在街上行走；宋太宗时，居民住宅“侵街”、沿街设店蔚然成风；宋真宗时，仍有坊市制存在的城市，夜间坊门也不再关闭；宋仁宗时，只要交税，允许临街开店；此后开封府的夜巡制度取消，城门也不再按时开闭，坊市制彻底破产，城市逐渐转变街巷制。 在大量外来人口尤其是基层体力劳动者的努力下，坊市制度终于崩溃，几千年来城市以军事、政治为中心的定位受到动摇，商业在城市中的地位前所未有的突出，得到解放的市民开发出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东京汴梁成为那个时代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最伟大、最文明的都市，其梦幻般的繁华依然呈现于《东京梦华录》与《清明上河图》之中，至今仍令人心向往之。
清明上河图——开封盛景 大城市与基层体力劳动者是共生共存的关系。毕竟社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别，就算技术含量有高有低，但没有“低”，“高”又靠什么支持呢？大城市提供工作机会和更好的发展机遇，基层体力劳动者则保障大城市的运行和发展，不是挺好的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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