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培养砺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一个成功者的基本素质。《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提高道德修养；而'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曾国藩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视为一种重要的品质。如果说，在曾国藩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曾国藩的成功与注重'德量涵养，躬行践履'的品质紧密相联的。

从某种角度上说立志并不难，难的是时时刻刻按照自己的志向去踏实苦干，勤恳地践履自己的志向。一遇挫折或世态变迁，就给自己找个理由，违背自己的志向沉沦下去，这是凡夫俗子所犯的通病。

尽管这样，曾国藩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总觉得尚有背离了自己志向的地方。他说：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岸，独天文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薄学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无恒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至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多，废搁殊多，不专也。

正是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才使得曾国藩在做人、做事中能够比常人更多地具备主动性、紧迫感和自觉性，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够经常地将自己的行为与目标进行对照，从而校正人生的方向，矢志不渝地走向前方。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题。因此，曾国藩不仅反复向子弟灌输立志的重要，而且还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他在家信中说：君子立志，应有包融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适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

这是曾国藩在他的六弟参加科举考试失利后抱怨自己时运不济的情况下开导他的一番话。在这里曾国藩没有说'志当存高远'的大道理，而从'君子'立志即立大志所应当考虑的几个方面入手，劝他的六弟不要因个人及眼前的小得失而看不到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更为高远的人生目标。信的末尾还说'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你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只有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才能成就一番大业。志向高远的人也可能会失败，但志向短小的人则注定不会有所作为。曾国藩从一个'朝为田舍郎'到一个'暮登天子堂'再到一个'中兴以来，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和他的志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曾国藩也才这样教育他的兄弟子侄。

他经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汉兴之初的李斯、陈平、汉末的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这个生长在僻静山乡的巨才伟人振拔出来，用为国家栋梁。他十分自信地在诗中表示：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狠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乡。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曾国藩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正是在他的这种远大抱负下，他才能在自已的平时作为中以勤奋的耕耘、坚忍的毅志来不断地充实自己，才不为个人一时的患得患失遮住双眼。正因为这样，他也才能经常用自己的有志与否来检点自己。

他自省说：自去年（1852年）12月以来，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努力的方向使然。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有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做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啊！

为了立定一个拔于流俗的志向，曾国藩还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也正是为了树立自己不流于俗的志向曾国藩才两次改名。

曾国藩深知他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他教导子侄，立志重要，而立一种什么样的'志'则更为重要。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